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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国内新闻领导权与新闻政策发生的剧烈变化，使得我国外宣工作出现了违反“内外有别”基本原则和违背新闻传播客观规律，不计效果，日益激进的情况，对我国发展对外交往和处理外交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 

　　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数十次批示或指示，反复强调要删掉“自吹自擂”的大话和空话，不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些批示反映了党和政府领导人对外宣工作规律的清醒认识。但由于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未能有效执行落实，实现对外宣工作偏差的及时回拨。 

　　一、系列批示发布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苏关系交恶，我国陷入的外交困局。当时，我国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紧张局势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际安全形势高度警惕。我国外交政策和新闻政策的“左”倾，使得外宣工作的方向与政策因此出现了重大偏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小组对外宣单位指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地宣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经验，宣传反帝反修”。1967年12月，中央文革小组在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和新华社实行军管的决定中，都指出要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根本任务”，并提出“必须保证毛主席的声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及时地传播到全中国和全世界去”。自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对外介绍中国的情况和主张，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同情”等外宣政策，变成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推动世界革命”。① 

　　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外宣单位纷纷提高了宣传调门。《人民日报》国际部编发《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着全世界》《毛泽东思想是普照全世界的红太阳》等社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每天都以毛主席语录开头。诸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对内传播的社论也被搬到外宣媒体，并要求“严格按中文稿译”，“不加码，不减码，不想当然，不自作主张”② 

　　这样一来，曾确立的“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的外宣策略便被推翻了。当时不少人甚至认为，照顾国外读者，强调针对性，必然会损害“以我为主”的方针，势必导致不敢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余年间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一套外宣方针、政策及原则、策略，被污蔑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使我国外宣政策开始转向。 

　　二、系列批示的基本内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激进的外交政策与空洞高调的宣传语言相配合，不仅让原本对我们友好的海外读者、听众渐渐流失，也导致外交纠纷频频出现，使得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日益陷入“孤立”状态。③为此，1967年至196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数十次就外宣工作中的极“左”做法作出批示和指示。④ 

　　1967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对出国人员谈话时谈到了对《北京周报》等对外新闻单位的意见。他指出：“一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逊，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逊一点，当然又不是失掉原则。昨天氢弹的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芒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我就一分也不要，勾掉了。” 

　　周恩来在传达毛主席上述谈话时，也对外宣工作作出指示：“把国内的硬搬来对国外，不用脑筋，不管对象，要研究一下。对外又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有不同的特点。”1967年2月26日，周恩来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成员，在谈到《中国建设》的读者对象问题时又强调：“我们的读物是供给国外的，要争取广大中间读者，事情要有阶级分析，不能蛮干，要区别对待”，“你们的杂志调子高了，拿出去没人买了。” 

　　1968年，毛泽东在三个月内四次有关外宣工作的批示都提到“不要强加于人”。3月10日，毛泽东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作出批示，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隔天，毛泽东又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等文字，再次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3月29日，毛泽东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5月29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中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1970年8月，周恩来两次谈到宣传工作的针对性，他提出，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讲容易讲，但也要看对象和需要，不要乱宣传。他还谈道：“内部可以讲实况，对外报道要收藏一些，要谦虚。在对外报道成就时有十分只讲五分，这是留有充分余地。”⑤ 

　　三、系列批示对全国外宣政策的影响 

　　虽然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批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还是得到了及时传达。自1968年起，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曾将这些批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强调“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更广泛深入，更切合实际，更科学，更有效。” 

　　1968年10月，《北京周报》遵照毛泽东的批评对刊物进行检查。12月2日写出《关于<北京周报>对外宣传问题的检查汇报》，检讨了照抄照搬国内宣传的作法及其后果，如不看对象，不分内外，文风千篇一律，空话、套话、形容词堆积等。其他承担外宣功能的机构，如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等也都传达和学习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外宣工作的指示。 

　　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强调外宣工作要谦虚，要留有余地，这固然证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外宣工作的重视，但也从侧面说明了他们的这些对外宣工作指示意见的影响是有限的。当时，外宣工作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话语表达仍然处于“左”倾的巨大惯性中。有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仍在坚持政治鼓噪，认为尽管对外传播被外国受众批评，仍必须大力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是非常克制的”，“克制得过分了”。 

　　由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际掌握对外宣传权力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因此批示的执行效果打了折扣。直到70年代后期，由于政治局势的缓和，加之对外传播机构陆续恢复业务部门，外宣工作才逐渐重回轨道。 

　　（作者系重大项目组成员、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甘险峰：《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97页。 

　　②胡耀亭：《中国国际广播大事纪》，转引自周庆安、吴月：《断裂的平衡：中国对外传播制度史探析（1966—1976)》，《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3期。 

　　③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④毛泽东：《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七—一九七○年）》，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433页。 

　　⑤丁柏铨：《时代变迁与中国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来源：中国理论网 

　　网络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