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乾·文言》，即“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指人类脱离原始生活状态、富有教化，而不专门指向特定群体或地域。这与西方早期关于文明的认知基本一致。就广义而言，文明指“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尺。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国“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论断。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将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来坚持。这反映出我国在文明形态发展上实现了质的飞跃，是对我们党百年奋斗征程的深刻总结与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高度认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我们党历经千辛万苦、付出沉重代价，与文明蒙尘命运作艰苦斗争的结果。从文明观视角深入研究百余年来我们党对文明走向的持续探索，总结历史经验，对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文明建设、丰富人类文明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动“第三新文明之崛起”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急状态。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展开艰辛探索，各种主义、思潮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局面。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救国药方，中国才正式踏上求索民族复兴、探求新文明的奋进之路。
一是揭露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假性，激发创建新文明之决心。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进生产力优势与科学技术优势，走上殖民扩张道路，并将自身标榜为“文明”的化身，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广大亚非拉地区被贴上需要被改造的“野蛮”或“半文明半野蛮”的标签。
近代中国同样没能摆脱资本主义文明横加干扰的命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文明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展露无遗，中国先进分子逐渐克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纯粹肯定和效仿。李大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欧洲文明之权威”地位，使“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毛泽东认为，东西方思想都有未尽之处，应当“同时改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共产党人着眼社会现实，解剖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抨击资本主义“文明”国的平等和自由不过是“装饰门面的口头禅”，生活于此制度下的妇女“不但成为资本家用以操纵劳动市价更廉贱的生产奴隶并且负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家庭的和母性的负担”。李大钊深入研究劳动问题，强调“资本制度越发达，在资本制度下的文明越进步，劳动者越受苦痛”。随着西方对我国的侵略加深，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聚焦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径，揭露其文明的虚假性。五卅运动后，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布宣言，直指素来以“文明民族”“文明国家”自称的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对于中国的政策里，只有炮弹、鸦片、流血甚至于赂买中国官僚等等卑污不堪的手段”。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文明”不过是用以粉饰侵略实质的工具，中国之所以被帝国主义国家宰割蹂躏归根结底在于经济文化的落后，因而激发了其“力求经济文化的进步，以谋完成自己之解放”的决心。
二是追溯中华文明的辉煌过往，增强建设新文明之自信。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先进知识分子在审视世界发展大局中重拾民族自信。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将东西方文明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指出东方文明“主静”的品质能弥补西方文明陷于纷忙竞争，“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深问题者”的缺陷，东西方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1920年毛泽东致信周世钊，将世界文明分为可各“占个半壁”的东西两流，进而明确了研究“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这一复兴中华文明的奋斗方向。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全面审视中华文明的价值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为赢得战争胜利增强信心。1938年，毛泽东深刻强调，中国共产党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对中华文明的重视强烈冲击了党内外忽视甚至是抛弃中华文明的倾向。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全面总结中华民族开化史，称“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的理解，提出人类文明史有“五千年或者稍多一点”，而“我们中国的历史算长得很”，“有四千多年至五千年”。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璀璨华章，为中国发展积淀了独一无二的资源。
三是明确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榜样作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建设新文明。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认同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中国社会存在问题的真切感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以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李大钊在研判东西方文明存在的问题后，提出要实现“东西方文明真正之调和”，推动“第三新文明之崛起”，而“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毛泽东也将俄国视为“世界第一个文明国”，通过发起文化书社、组织游俄队，全面研究俄国的社会主义文明。瞿秋白进一步提出，20世纪“文明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无产阶级革命，以“澈底变易人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生活”。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打破旧制度与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人民过上真正文明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关键环节。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建立一个“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的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为导向，积极投身政治、经济与“文化革命”，致力于同“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彻底分道扬镳。即在政治上要彻底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通过民主革命建设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再经由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要彻底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大力发展经济生产，奠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在文化上，要彻底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经过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初步完成政治革命的目标。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华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新中国的成立是我们党塑造文明形态的重大突破，不仅在国内的纷扰思潮中明确新文明的建设方向，而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立志促进世界和平与自由的决心。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奠定新文明的社会主义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思想，同时立足一穷二白的国情，提出文明建设的若干原则，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基础。
一是以资本主义文明弊端为鉴，“对偶性”规划社会主义文明。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张，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不仅建立在对内压迫与剥削工人阶级上，而且也依靠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对于文明建设尚无足够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规避资本主义文明弊端是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抓手。
一方面，以资本主义国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为鉴，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资产阶级在同旧社会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为争取无产阶级援助，给无产阶级带来教育因素、促进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丧失劳动所有权，“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教育无产阶级，“目的是训练一批文明的奴隶，来为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与之不同，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并以人民民主专政全力保障文明主体共享文明成果。
另一方面，以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为鉴，主张开展和平外交。1958年，毛泽东在《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严厉驳斥“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将被压迫者说成是“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这一行径，进而将对外交往方式作为判定“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标准。次年，毛泽东针对国内外存在的盲目迷信西方国家的问题，专门指出要破除迷信、转变思想，认识到“他们野蛮一些，我们文明一些……证据是我们没有侵略美国，是美国人侵略我们；非洲没有侵略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西班牙，而是这些国家侵略非洲”。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长期居于主导的地位发起有力挑战，并试图重构评判文明的新标准。
二是立足国内一穷二白的状况，有针对性制定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方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仍未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仍然面临着一穷二白的困境。所谓“穷就是东西少，粮食少，油类少，钢铁少，机器少，各种东西都少……白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好”。简言之，物质文明匮乏、文化建设缺失，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一方面，大力推进工业发展，创建社会主义文明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立即着手部署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特别是到1952年随着各项被战争破坏的事业基本得以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正式实施，各项工业建设相继落地。到1956年，我国不仅改变了旧中国70%左右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带，“广大的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这一不平衡的发展局面，还实现了诸多工业产品的生产由无到有、由慢到快的重大突破，从而以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工业化产品，进一步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另一方面，着力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培养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者。毛泽东在1956年曾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有文化、有技术，“我们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必须团结他们”；至于中国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共产党员的“只有一百万人，其余都是非共产党人。如果不团结他们，什么都办不好”。考虑到资产阶级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以及“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双重性质，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以和平改造的方式破除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性质；同时，着力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让“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把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深刻扎根中国大地的中国语言。民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共同成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者。
三是深刻反思中国5000多年文明遗产，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的全新突破。人类历史从来不是随心所欲地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党建设的社会主义文明同样是承继中国5000多年文明遗产的产物。
一方面，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面对国内一穷二白、国外豺狼窥视的局面，新中国的建设之路仍然满是荆棘，迫切需要发扬奋斗精神。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明确提出，建设新中国必须要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传统”与我们党“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结合起来，一并坚持与弘扬。这一时期，通过对毛泽东在革命年代所形成的“老三篇”“老三篇”是指毛泽东先后在1939年、1944年、1945年写下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三篇著作。的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共同孕育出了以英勇奋斗、不怕牺牲、舍己为人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并成了激励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强大精神动力。
另一方面，革除旧社会陋习，扫清阻碍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历史遗毒。在旧中国，广大民众“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甚至难以逃脱“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的悲苦命运。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必须彻底扫清旧中国“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历史遗毒，不仅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推进经济发展，而且要大力发展人民教育。毛泽东强调：“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个教训不能忘。”在党和政府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下，扫盲工作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人口识字率大幅提高，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根本保障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方向。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全面发展
基于对前期社会主义探索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历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观既一以贯之地延续社会主义底色，同时又蕴含着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新思考。
一是推进对内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激发文明创建活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立场，同时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既要延续前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好的具体做法，更必须解放思想、进行改革，特别是推进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
一方面，把握“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发展物质文明。针对过去搞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的弊端，邓小平强调，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任务中，“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南方谈话时邓小平进一步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非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的标尺。这两种手段的协调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充分激发并彰显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活力。
另一方面，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政治文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评判，着重提出要全力肃清“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里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2002年，“政治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重要战略任务，被正式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政治文明建设朝着系统化方向迈进。
二是坚持对外开放，吸收借鉴西方文明有益成果，破解文明困境。“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弥补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陷入孤立状态而错失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开放、理性的姿态推动中国融入世界。
一方面，坚持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借鉴西方文明有益成果。马克思认为，俄国可以避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在于它“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吸纳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合理的东西。1980年，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时专门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的科学、技术、生产管理不能单纯以阶级性为由而被舍弃，而是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对待西方文明时，始终秉持底线思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方向。
另一方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打破文明冲突可能占主导的趋势。随着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加剧，暴力冲突在世界范围内愈发频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与国际关系有所缓和，邓小平适时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取代了“战争和革命”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坚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世界文明繁荣的信心。2000年，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在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应“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这一时期，中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维和行动等，迅速成长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三是建设精神文明，倡导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科学应对社会痼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缺一不可。1985年，邓小平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我们党之所以如此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改革开放后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给我国民众带来强烈冲击，社会上甚至出现“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一切向钱看”等不良风气。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文化与思想建设，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着重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成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者。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到21世纪，我国的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经济高速发展也使更深层次的问题日渐显露，对我们党提出更高层次的文明建设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科技水平落后、地区发展差异显著、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突出、法治与道德建设尚不完备等问题十分严峻。为巩固发展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党明确提出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进一步明确，要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使“社会文明”的说法呼之欲出并正式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文明建设不仅在国内系统展开，更拓展到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方面。
一是倡导“五位一体”文明发展理念，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飞速前进，也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深刻表明，当前我国不仅要大力发展经济，更要全方位推进社会建设，以系统性建设推动文明的协调发展。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强调，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到21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明确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其中，“富强”是经济建设目标，旨在改变传统发展模式，贯彻新发展理念，建构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民主”是政治建设目标，旨在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文明”是文化建设目标，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传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谐”是社会建设目标，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人民急难愁盼之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丽”是生态建设目标，旨在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彻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新方式，推动全球共建生命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五位一体”总体性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文明的系统性发展，彰显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向世界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面貌与实现路径。
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不仅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流变中战胜艰难险阻、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撑，更为当前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有益启迪。面对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诸如贫富两极分化、生态问题突出、国际关系紧张等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思想密钥。习近平也突出强调，“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激发传统文化活力，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必须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当前，我国加紧研究中华文明，专门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推进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考古研究，努力揭示中华文明的奥秘，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对中华传统文化辨伪识真，不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习近平创造性提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题，强调“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诸如，将国家、社会、个人价值追求融为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国古代所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延续了中国古代对天人合一、均平、大同、以和为贵等思想的追求。
三是尊重文明多样性，倡导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多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参观世界文明遗址，包括墨西哥奇琴伊察玛雅文明遗址、希腊罗德岛世界文化遗产骑士城堡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等场合多次发表讲话，让“多样”“平等”“包容”“尊重”“和合”“善鉴”等成为对待世界文明的“中国态度”。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粹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文明遭遇严峻挑战。只有世界各国携手合作，以和平交流取代暴力冲突，才能应变局、开新局。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正式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他深刻认识到在当前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各国依存度空前加深，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关于人类文明走向的主动预判，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推动人类文明繁荣的大国担当。2018年，习近平倡导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扩大国家间人文交往，在交流合作中破解各类难题。2021年，习近平进一步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刻意回避或消除文明的多样化，而是以求同存异的心态寻求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推动各国文明繁荣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合作，为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搭建桥梁。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文明探索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是我们党领导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总结把握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文明探索的经验，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文明建设、丰富人类文明形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是坚定历史自信，深入挖掘文明资源。“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的自信是全方位的自信，就文明而言，源于我们党对文明发展道路的百余年持续探索，源于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文明基因。坚定历史自信，就是要坚定对我们党在百余年奋斗征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所锻造的奋斗精神的自信。回眸百余年党史，从外敌入侵下的文明蒙尘，中国人对文明前路踟蹰彷徨，急切地向西方、向俄国寻求出路，到当前越发清晰地勾画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轮廓，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我们党在栉风沐雨的艰辛奋斗中，生动书写了文明复兴的史诗。坚定历史自信，就是要坚定对深植于中国人血脉中的中华文明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正是中华文明强大的内在优势，保证了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流变，“但是最后的情况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游牧经济，而是入侵者自己被迅速而彻底地中国化”。汤因比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惟方法的中华民族”为实现世界统一、避免人类走上集体自杀之路，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不忘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加强“五史”学习教育，不断激励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主动。
二是坚持自立自强，开拓文明发展新路。纵观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两次工业革命先机率先开启了现代化，并凭借自身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加速全球扩张，使得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形态。自“作为civilization的译语而出现的‘文明’”传入中国以来，它本身就“并非仅中立地形容西方社会的状况，或表现类似华夷之别的教化的有无，而分明是以历史的‘进步’为前提，并包含着对以西方为排头的一元性顺序和普遍公理的价值判断”。然而，资本主义文明的演进并非如预想的一般“进步”，而是在内外矛盾的作用下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人类的共同挑战面前呈现出西方国家行动乏力、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从国家治理来看，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程，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新的现代化路径选择，也为西方传统工业国家克服发展弊病、应对文明挑战提供参照；从国际局势来看，身处于还很不安宁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在中国以势不可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西方越来越多学者积极肯定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曾因提出“历史终结论”、预言中国崩溃而声名大噪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在中国迅猛发展的事实面前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资格成为替代选项的模式”。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文明探索中，走出了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又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文明的文明新路，为应对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丰富文明发展理念。“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推动我国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从来不是抽象的理论教条，而是扎根中国实际、应对现实挑战的行动指南。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探索之路，我们党既始终如一地坚守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方向，又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更新文明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科学诊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纷扰的社会思潮中，明确了以十月革命后的“第一文明国”俄国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立足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国情，认识到我国的文明建设必须采取针对本土的方案，明确文明建设的若干原则，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基于对此前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认知，我们党推进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系统总结文明建设规律，观照人类文明走向，积极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华美篇章。当前，我国正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也正面临着国际国内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更迫切地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塑造世界文明新格局。
（作者简介：谷生秀，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尚庆飞，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18JJD710002）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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