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党的任务来自其使命，而一个政党的历史使命则反映了政党的基本性质。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在当代社会，所有的政党归根结底都是历史的产物。一个政党存在的价值，是由其承担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一个政党的力量，也缘于其能否把握时代的脉搏，担当起时代赋予的推动历史发展的使命。
纵观世界，许多原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传统政党，要么因失去奋斗目标而陷入困境，要么因跟不上时代步伐而被历史抛弃，成为社会进程的旁观者。譬如，印度独立后长期执政的国大党，越来越与印度社会进程脱节；在法国，曾经轮流执掌权柄的社会党及其对手保卫共和联盟已经彻底边缘化；而在日本政坛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社会党已经解散，早就偃旗息鼓了。更加令人唏嘘的是，苏联共产党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失去了政权。究其原因，要么是这些政党忘记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丧失了对有意义的历史使命的追求；要么是把握不住社会发展的脉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被历史所抛弃。
如果说担当历史使命是一个政党存在的现实基础，那么能否很好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是衡量一个政党存在意义的尺度。一个政党若没有为社会发展进步而奋斗的使命，那只能算是特定的利益集团。如果在某个历史阶段一个政党的追求与历史发展合拍了，那么他就成为历史使命的承担者；而当这个阶段的使命完成之后，如果他不能与时俱进，那么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甩在后边。这种政党即使延续存在，也只能算是僵尸形态的党。
政党的成功都有其历史根据，政党的失败也有其历史原因。但是，历史不是等着时间展开的既有画卷，而是人们通过实践奋斗创造出来的。因此，唯有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政党，才有长远的奋斗目标，才能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来一步步实现这些目标，推动社会历史的车轮前进。
二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肩负重大历史使命且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负责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是能够通过不懈努力完成历史使命的有作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勇毅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
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唯物史观，以大历史观的观点和视野加以观照。一个约占世界人口1/5的民族，其复兴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定经历历史过程性。
肩负历史使命的政党，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必定面对发展本身不断提出的挑战，这就是对一个政党能否完成历史使命的考验或考试。考试成功就是符合历史发展大势，就会获得人民的赞同；考试失败就是没有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时代是出卷人”，时代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人们面临的问题发生了变化；“我们是答卷人”，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人民是阅卷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是否满意才是使命是否完成的标准。一个政党能够被人民所选择、被历史所选择，是因为其理念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一个政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且不断创造历史辉煌，那一定是不断地自我革命，即通过刀刃向内的革命，让党自身的肌体不断更新，永葆革命活力，这样不仅能够与时俱进，而且能够具有前瞻性地引领社会发展进步。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中国革命具有历史开创性意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说其具有历史开创性意义，是因为从建设性意义讲，这一胜利不仅让中华民族重新获得了民族独立，而且让中国人民彻底实现了翻身解放；从否定性的角度来看，就是实现了四个“彻底结束”，即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历史，彻底结束了剥削阶级和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以及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土上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重新站了起来，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飞跃，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凤凰涅槃般的社会制度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少数剥削者压迫剥削广大劳动者的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期盼的、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落后于世界发展步伐的大国，我们实现了大踏步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2012年新时代起步之前，中国义无反顾地打开国门，摸着作为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石头”，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河”，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历史阶段和社会实际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人间奇迹，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直至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动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便能够顺利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奋斗。实际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历史是人类实践创造的结果，不是靠敲锣打鼓等来的。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带领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并最终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就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夙愿。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肩负的过程性和阶段性使命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即“站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肩负的过程性和阶段性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即“站稳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肩负的过程性和阶段性使命是让人民能够过上温饱富足的生活，即“富起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的过程性和阶段性使命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强起来”。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历史使命，我们必须从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去统筹谋划。
在国内方面，关键在于实现自身的真正强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建设工作非常繁重。但是，我们必须谨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经济发展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但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从综合实力来讲，无论是经济硬实力还是文化软实力，无论是制度优越性还是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以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基础。而在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高素质的人是最活跃、最能动的力量。在比较中国和印度发展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印度的努力近来有所成效，但是像中国那样瞩目的成绩还没有在印度出现。解释这一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以下事实：从社会准备的角度看，中国比印度超前很多；中国更好地利用了市场经济。……当中国在1979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识字水平已经相当高，全国很多地区有良好的学校设施。在这方面，中国大陆与韩国或中国台湾的基本教育情况相差不太远。……受过教育的人口也在抓住市场机制提供的经济机会上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对比，当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半成年人口不识字，而且至今这一情况没有多少改善。”由此看来，教育优先发展的确是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理念。人才是第一资源，教育现代化是提升人才储备的必由之路。因此，提高人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就是发展的关键。
过去的许多文件把教育仅仅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方面去阐释，但这还不足以让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当代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必须在两个地方强调教育：一是在经济建设中阐释教育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基础性作用，如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是发展的本体论；二是在社会建设中谈如何布局各级各类教育，这里主要讲教育的实施，这是教育的价值论。本体论是第一位的，价值论是服从于本体论的。
近几年，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的主要手段集中在科技方面，耶鲁大学的史蒂芬·罗奇说，美国与中国“目前的科技战，很可能是21世纪的决定性斗争”。延迟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提升的步伐，是美国保持对中国优势的不二法门。就我们国家而言，如果在科技上不能自立自强，就不能真正实现强盛。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要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世界的领跑者。
党中央关于科教兴国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是非常有远见的。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首次专章论述教育、科技、人才等问题，提出强化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就是要从根本上、起点上彻底解决竞争力不足的问题。通过“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以创新型国家的姿态实现强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
就国际而言，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在百年变局中排除各种干扰和挑战，形成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比较优势地位。在当今世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国际因素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必须在学习适应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
中国曾经以领先的姿态矗立于世界东方，但是当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的时候，中国却衰落了。中国的衰落既有外部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原因，也有自15世纪开始的禁海政策导致的自我封闭的原因。关起门来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国梦，中华民族只有成为世界强国才能实现伟大复兴。美国等西方势力不断打压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在崛起，中国在复兴的路上。
可见，国运往往是与国际形势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国内的发展也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国际形势的最大变量，因此，引起的矛盾和挑战也必定是最多、最复杂的。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要重视如何在历史发展中调整与美国的关系的问题。忽视国际环境的变化，只是内向性地思考问题，这是缺乏战略远见的，将贻误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中指出：“‘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纵观历史，人类正是在战胜一次次考验中成长、在克服一场场危机中发展。我们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透过纷繁复杂、动荡变革的国际关系，把握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可以影响世界未来发展的变量是如此之多，让人无法真正全面加以估量。全球范围内能够对世界进程起作用的主体包括方方面面，如国家、国家内部的不同集团（政党、专业组织、行会等）以及影响力巨大的个人；各种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欧盟、东南亚联盟、非盟等；以军事为目的的联盟，如目前不断扩大的北约；大大小小的经济实体，从中小企业到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等。在一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多样文化共存且在同一空间场域内交叠并置的世界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因素相互影响，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使原本就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更加扑朔迷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演化趋势。唯物史观对世界历史的考察是从本质上把握、从结构上理解。古人云：“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不能夺也。”“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杨泉《物理论》）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只要把握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运动过程，就不难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作出科学的分析与解释。
如果想从根本上理解当今世界，我们就应该从支配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几种主要矛盾力量的竞合对比入手。唯有如此，才能理解世界可能的趋势及其效应。
所谓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集团的地缘政治竞争，归根结底是国家或不同国家集团之间经济利益的竞争。国家经济利益，既是这种竞争的目的，也是这种竞争的主要手段。要在竞争中占优势，就是要看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支配国际间生产、贸易、流通、消费的链条，看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在这个链条的顶端占据主导地位或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一旦获得了这种国际上的比较优势，这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就可以获取比其他国家更多的经济利益，过一种相对富裕的生活；而处于这个生产链或价值链底端的国家，则处于相对被动或被剥削、被掠夺、被支配的地位。这就是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中心—依附”关系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只有存在着大量边缘性的国家或经济体，才能拱卫中心国家或霸权经济体系；只有存在大量相对贫困的国家，才能支撑少数富足的“浪费型”挥霍消费的经济体。贫穷国家的竞争地位是脆弱的，因而没有办法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而那些富裕国家反而因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进一步巩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权。为了维护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西方国家还不遗余力地炮制各种虚假和伪善的“理论”“故事”和“话术”，将西方国家的霸凌和强势说成他们文化和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在经济利益之争的基础上又叠加了国家之间的文化、理论、制度、道路之争。
在当今世界格局的大棋盘上，各种力量都在进行或明或暗的较量，但是，无论人类世界的舞台怎样复杂，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表面现象抓住历史演进的本质。在今天的世界，存在着影响未来人类文明形态的几种主要力量：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即“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这些国家不仅重新获得了自我肯定的勇气，而且也深刻改变了“南北关系”的力量对比。从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不断觉醒，并且主动表达对发达国家自私和虚伪的不满，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则试图推脱责任，借环境气候问题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利，以维持占优势地位的欧美国家的所谓“领导力”。二是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历史性上升而恢复了文化活力的东方文明，开始以自己的理解来行动，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文化影响力的格局，亚非国家希望在国际中获得更大的文化自主权，要求彻底结束被西方歧视、贬低的屈从地位，这种呼声显然是合理的、公正的，也是正义的。但是，欧美国家在几百年的蛮横扩张中，已经习惯了自己的霸权或优势地位，他们显然不甘心于“西方的缺失”（West‐less），竭力维持西方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支配性地位。三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有力地驳斥了“历史的终结”的逻辑，彻底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迷梦。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不甘心于失败，变本加厉地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抹黑、曲解、贬低、妖魔化，这是资本逻辑决定的。四是在当今世界中仍然存在许多潜在的冲突或地缘政治竞争，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及以色列与黎巴嫩、叙利亚之间的争斗，以及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土耳其与希腊、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争斗等，特别是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战争更是地缘政治角力的结果。当然，我国周边也存在地缘政治风险，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峙，韩国与朝鲜之间的龃龉，日本、印度等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担忧，还有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我国的争端，更有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煽风点火，等等。而在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因素中，中美之间的互动或博弈是最大的因素。
上述四大矛盾形成世界矛盾运动的漩涡，中美矛盾处于漩涡的中心。美国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发达国家，也是在文化上最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延续着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血脉，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带头大哥”，也是世界地缘政治角力的最大工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际操纵者。中国则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有绵延几千年不绝的文明传统，而且在经济发展上保持了几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势头，让因东欧剧变陷入低潮的社会主义重新焕发了活力。中国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格局，这引起了美国对能否维持自身霸权地位的战略恐惧，因此，中美关系已经演变成为当今世界的矛盾焦点，中美力量变化所引发的效应成为“南北关系”“东西关系”的聚焦点，中美竞争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地缘政治博弈的汇聚点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竞争的矛盾集中点。鉴于中美两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中美关系的走向事关重大。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将人类社会变成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在其中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力量此消彼长，但中美两国成为塑造未来世界图景的主要力量。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历史传统、文化特点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在习惯了掌握国际霸权的美国看来，中国综合国力的结构性提升严重威胁了美国的霸权。与特朗普一样，拜登政府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看作是“21世纪的标志性特征”，认为对美国而言中国是唯一有意义的“系统性竞争对手”，因此，击败中国的“严重挑战”，就成为美国两党“少有的共识”。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事不休，但是2022年3月28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仍然将中国称作“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俄罗斯只是“严重威胁”而已。在美国新的国防战略中，排在第一条的是“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第三条称“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是优先事项，然后是俄罗斯对欧洲的挑战”。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白兰斯指出，在需要聚焦于亚洲以及全球日益增长的优先关注的事务之间当然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但是，“我不会在半夜醒来担心，生活在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世界，因为俄国没有那样的权势，而且在这场危机之后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势力”。白兰斯说，拜登政府认为中国是美国唯一有意义的系统性竞争对手，这种说法是对的。可见，如何尽快遏制、削弱和击败中国，成为困扰美国各届政府的难题。美国针对中国的遏制愈演愈烈，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随之展开。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蓬佩奥公开鼓吹对中国进行新的冷战。虽然许多学者不同意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冷战，但无论如何，中美之间的博弈之战已经开始，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历史进程。幻想美国与中国一起合作且和谐地共同发展，那是对美国政治背后“军工综合体”所代表的垄断资本的错误认知。无论是性格乖戾的特朗普，还是老谋深算的拜登，都不会停止遏制中国的脚步；不管是明火执仗的威胁，还是迂回包抄的围堵，他们的目标都是削弱中国这个崛起的世界巨人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无论有什么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人的使命，我们要敢于对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霸权主义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是在百年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国际因素。美国越来越危险的举动源自美国对自身霸权地位的焦虑。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的：“在逐渐显现的世界秩序中，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演变从来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矛盾运动的结果。在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上我们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战略方面看，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正视美国将使出浑身解数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和行动，但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把握好斗争的节奏、烈度和策略性。在大国冲突和核战争足以摧毁整个人类文明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持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要尽可能地使国际竞争向有利于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的方向转化。
实际上，美国政府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发生核战争和大国之间的战争，那么毁灭的是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人类，受害的也必定殃及资产阶级的权势人物。热核战争的恐怖结局是无法预料的。尤其是当今的中美两国，一个是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两国将掌控的能量用于破坏性的战争，那么这种能量就足以毁灭整个世界。因此，在这个严肃的大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历史清醒和战略定力。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与美国拜登总统通话时指出的，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两个大国的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由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慎重对待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和博弈。
目前，百年大变局叠加新冠病毒疫情的世纪流行以及地缘政治角力与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国际形势走向具有更加显著的不确定性，人类文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越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肩负历史使命的政党越应该保持历史清醒、坚定历史自信，以历史自觉把握历史变化的主动。
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立自强，牢牢掌握发展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胸怀天下，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可以期望通过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我们也可以通过包容性发展，践行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世界朝着更加有利于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中审时度势、冷静决策，既要有纵横捭阖的自信，更要有审慎应对的战略耐心。
首先，在当下美国挑起的所谓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国际大战略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是有善意、有耐心的。不仅在2008年美国遭遇金融风暴时，给予了多方面配合，而且一直倡导两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然而，美国刚刚出炉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确定为“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也有越来越多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发扬斗争精神，对美国就中国核心利益方面的各种挑衅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战略定力，不急躁，不被别人的挑衅带节奏，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们就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世界和平。近几十年来，凡美国入侵的国家都是在实力上与之相差悬殊的国家。我们应该以底线思维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但在策略上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大国之间的悲剧性对决。
其次，我们应该以自信自立的姿态进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在变动不居的国际关系中引导和助推建设性力量，在各种矛盾中化解那些有碍我国利益的方面，引导矛盾朝更加积极的方面转变。美国的利益并不是西方的整体利益，美国的霸权主义也不完全符合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国家之间不同的利益关系，培养、引导西方国家内部对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有益的认知，逐渐弱化甚至消除西方国家合力压制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力度。另外，我们还应该有原则且能够基于特定偶然事件的出现和变化的形势，抓住机遇窗口灵活地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并且不失时机地集中力量痛击少数顽固冲撞我国根本利益的急先锋。
第三，要以胸怀天下的气度关注世界的发展，通过平等的对话和合作交流，不断扩大我国在国际中的朋友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塑造更加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秩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应该“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首先，我们应该让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融入经济文化交流的活动中，如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联盟日益紧密的经济合作，创设并且维护好我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其次，我们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进一步增进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在合作中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实现共同发展。在这方面，中非关系、中阿关系、中拉关系都要加以维护和发展，并且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进入更高层次的合作关系。最后，我们要支持老挝、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他们的发展在制度和文化上都会给我们以正向支持。如果我们整合国际中存在的“东与西”、“南与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中对我们有利的积极力量，那么就能够减轻美国对我国遏制的压力和强度。我们坚信：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失道寡助、得道多助的道理是普遍的。
第四，最重要的仍然是做好自己的事。拿破仑曾经把中国比喻为一头睡狮，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历史表明，亿万民众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就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梁启超痛心疾首地比较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与中国，认为那时整个欧洲都在围困法国，但在拿破仑的率领下，法国人“乃能蹴踏全欧，我以十倍法人之民族，顾不能攘外而立国，何衰惫若斯之甚也”。应该怎么办？梁启超认为，必须“结我团体，振我精神”，方能“雄飞宇内畴与伦”。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使命能否完成，就在于党能否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奋斗，凝聚成同心同德的磅礴力量。团结奋斗是成功的希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国家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前途和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要成功走向未来，就要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以党的团结引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实际上，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团结统一，而不是西方政治上的极化对立。西方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也是思想文化的问题。因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把个人的利益、偏好和选择凌驾于其他人甚至整个人类共同价值之上，这必然侵蚀个人作出有意义抉择所需要的社会框架和纽带，其结果就是社会秩序的失范。
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管理好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治理好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唯有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保持历史清醒，即保持党的团结统一、亿万民众的同心同德，我们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才是具有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历史主动的磅礴力量，我们才能成功走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在国际博弈的大棋盘中，没有国家不渴望成功，但要获得真正的成功，必须用科学先进的理念凝聚人民，用先进合理的制度组织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能披荆斩棘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路，就在于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承担者，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巩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成果，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团结组织并带领中国人民继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全面、更系统、更实质的民主权利。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为社会提供更加系统、更加完善的全过程民主，实现惠及面更广的民主参与。广泛的民主生活不仅能够激发社会活力和文化创造力，而且能够让人有价值感、幸福感，从而增进社会和谐。广泛的民主生活还有利于熔铸共同的生活方式，在全社会达成更加广泛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共识，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的力量。另外，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由之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很快就会成为明日黄花，唯有在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不断交流中，才能实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鲜明的标识。即便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大趋势，但是其存在形态和推进方式将发生变化。我们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能够很快成真，而这需要我们能够凝聚起压倒一切阻力的磅礴力量。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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