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大党独有难题”的原创性论断，表明党中央存在着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和清晰准确的认识判断。作为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辉煌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大有大的难处”，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挑战。深入认识和分析大党独有难题，对于促进党的建设和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反之，如果不能正视和积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轻则导致执政能力下降，重则亡党亡国，丧失人民群众拥护。苏联在1990年的极短时间，就有近400万党员退党，直接瓦解了其政权基础。由此可见，大党独有难题值得高度注意和警惕。在学理层面，这至少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大党为什么必然产生难题？独有难题的典型表现形式有哪些？又如何应对和处理？对此，本文试图立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组织学视角，从整体层面把握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机理和基本类型，并分析自我革命对于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价值。
一、何为大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视角
要解释大党难题的产生首先必须界定何为“大党”。通常而言，大党包括政党成员人数众多、组织体系复杂、历史延续时间长、影响力广等基本特征。不过，二十大报告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论述是置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体论语境中诠释的，这意味着大党并不能简单立足规模予以判断。事实上，西方国家不乏注册人数众多或者历史悠久的政党，比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拥有数千万党员，但由于存在差异性的政治目标、制度背景和权力结构，此类政党面临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对大党难题的回答需要根据政党的自身特征具体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政党的特殊组织模式。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大党之大”的独特性涉及三个维度：组织结构、组织功能以及组织文化，这成为大党难题产生的背景条件。
第一，从组织结构来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超大规模的政党。规模之大代表了大党的结构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关键差异，在于它并非代表少数统治阶级而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西方的俱乐部式政党、精英式政党、卡特尔政党迥然不同，党坚持以广大劳工群众为立身之本，广泛吸纳成员，以实现代表人民、领导人民、团结人民的政治目标，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其结果是产生了超大规模的组织形态。无论从成员数量还是层级架构上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都具有其他政党难以比拟的复杂结构。一方面，党的成员人数众多。作为世界性大党，中国共产党截至2021年底已有9600多万党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具有开放型政党特征，最大程度地吸纳各类社会群体，成员广泛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私营业主等多元群体。另一方面，党也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组织网络。党不仅建立起由党中央、地方党组织、基层党组织的完整纵向层级架构，明确了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职责范围，形成了高度规范化的运作流程，同时也横向性地实现对社会空间的广泛覆盖，在社会组织、国企、私企、事业单位甚至流动群体都建立起党的分支机构，扩展组织覆盖深度和广度，以全面巩固党的领导，形成党建引领的发展格局。如此一来，成员人数多、层级架构深、分布地域广，共同构成了大党超大规模的组织形态。
庞大的组织体系，对党既是利好也提出了挑战。一方面，规模扩张是党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支撑。成员的数量众多及身份多元不仅确保党始终具有广泛代表性，体现出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同时也帮助党成功支配和动员大量社会资源，有效领导群众推进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规模膨胀也导致了组织内部管理成本的急剧上升。在成员数量和分支机构数量保持增长的条件下，上级需要管理的下级单位数量也将不断增多，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对下级的情况掌握能力、任务管理能力以及监督问责能力可能遭到一定程度地弱化，导致原本精密衔接的“齿轮”关系或将有所松动，影响到党的功能发挥和目标实现。如此一来，组织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党的建设趋于稳定，反而更加需要建立精密严格的制度体系和机制流程，规模之大所导致的管理成本隐性上升，成为理解大党难题产生的关键原因。
第二，从组织功能来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全面领导国家的政党。权能之大体现了党的功能性特征。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最紧迫的外部环境压力，即在于如何行使好领导权，有序解决国内外问题，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在三权分立的西方政治体制中，单一政党的权力既受到其他政党的制约和挑战，也受到国家机关的制衡，政党的领导权存在有限性与周期性。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无论列宁还是葛兰西，都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获取绝对领导权的必要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作为领导核心以及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其组织能量影响到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权力范围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西方政党。在后果层面，党的全面领导由此引发出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必须持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适应治国理政的客观需要。党的领导范围越广，目标任务越复杂，领导责任越艰巨，就越需要重视自身能力建设，避免战略性失误，确保权威领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不断将领导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以承担起兴国安邦的重责大业。如此一来，全面领导对党的执政能力实质上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而如何提高执政能力亦是一项长期性和系统性工程。
第三，从组织文化来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具有系统科学理论体系指导的政党。理论之大构成了大党的文化性特征。区别于由少数集团组成的利益型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独特性还体现于它始终拥有正确知识体系的指导，理论思想的先进性赋予其具有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并非建立在个体利益聚合的基础之上，超越了任何利益集团，而是以绝大多数人民作为价值基点，追求人类自由和解放，存在系统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由此科学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必然趋势，提供了一套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大党的力量之源根本上来自其理论体系的真理性以及组织成员形成的强烈认同感。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理论体系也并非僵化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与时俱进地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不断创新，结合国家建设实际推陈出新，如此才能维持和强化思想理论对于真实世界的解释力。同时，理论体系还需要经过广泛宣传与深入学习，才能建构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深度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人们正确进行社会实践，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因此，因时制宜地创新思想理论并使之成为武装全党的主导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特任务。如此一来，能否始终保持理论思想的先进性以及主导性，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考验。
综合来看，尽管“大党”的内涵可以从诸多维度予以界定，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无疑构成了独有难题产生的本体论基础。规模之大、权能之大以及理论之大，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同时也揭示了大党何以为大的多重内涵。
二、大党独有难题的基本类型和表现形式
大党独有难题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特征紧密相关。科学应对难题将增强党的战斗力，更好承担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反之则将陷入运行不畅、功能衰退的困境，甚至威胁党的执政地位。苏联共产党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未能妥善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前车之鉴。规模之大、权能之大以及理论之大，使得大党独有难题需要立足多元视角予以把握，具体可以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党内管理难题、治理效能难题以及思想引领难题。
（1）党内管理难题
党内管理难题涉及如何管党治党的基本命题。尽管错综复杂，但该难题的核心在于必须维持“名”与“实”的有机统一。从应用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其最高政治理想的“使命型政党”，以社会革命作为行动纲领，全体党员和各级机构应当具备坚定信仰，将党的基本原则、方针、路线、政策、要求落实到工作生活实践。但在实然层面，规模之大使得党的建设产生了经济学中的组织规模负效益现象，随着党内管理成本急剧上升，党对于单一机构和个体的监控能力存在弱化迹象，情况掌握、政策执行、党务管理、追责监督的难度也日渐加大，同时漫长的层级链条更加剧了组织内部的信息不对称，为下级机构和成员的行动自主性提供了空间。因此，如何确保应然与实然的一致性，防止名实分离，构成了党建的中心议题。
从表现形式上看，“名实分离”同时存在于个体和机构层面。个体层面的“名实分离”主要表现为党员发生将个人利益替代公共利益的“目标替代”风险，违背组织原则和规章制度，消解了公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具体言之，目标替代存在三种典型形式：（1）精神懈怠。以党性精神为核心的修身律已是所有党员的人格追求，而精神懈怠意味着党员以自我意识替代组织原则，党性观念逐渐淡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蜕变，甚至丧失对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的认同。由于人之行为是其意识的产物，精神懈怠的后果极其严重，位列四大危险之首。（2）脱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历来是党的优良作风，脱离群众表示党员干部以官僚主义替代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具体体现为不愿意代表群众利益、不愿意接触了解群众、不愿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愿意倾听群众意见诉求等等，致使健康党群关系走向异化。脱离群众使党员干部很难完成团结大多数群众、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政治任务，严重削弱党的群众工作能力，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害。（3）消极腐败。习近平多次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无论“老虎”还是“苍蝇”，腐败都象征着党员彻底将个人利益至上化，被经济理性所支配，走向国家与人民对立面，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蛀虫，败坏党的形象，极大危害民生福祉和现代化事业。
在机构层面，“名实分离”主要体现为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存在权威弱化、管理失序、功能衰退等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近九千万名党员的大党，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党中央总揽全局的领导体系中，理想关系应当为中央指示在党内全体单位得到坚决贯彻落实，下级机构也实事求是地展开工作并报告情况，呈现如臂使指的良性互动。然而，部分党组织出于自身利益，存在使用“变通性执行”、“集体共谋”等非正式策略的行动空间，刻意扭曲上级政策，甚至漏报、谎报、瞒报重大信息，损害党中央权威，导致组织管理链条的失灵。例如在某地特大暴雨事件中，中央工作组就发现地方党委出现了集体性瞒报现象，并给予严肃问责追责。因此，大党组织规模的庞大并不意味着党内管理必然走向精细化，反而可能存在个体和地方基层单位局部性的行为失范，需要更加有效的制度手段和技术方法予以调控和规范。
（2）治理效能难题
治理效能难题根源于权力与能力的辩证统一关系：领导权是执政能力发挥的前提条件，执政能力又构成了领导权有效运作的基础保障。作为总领国家事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治国理政责任，然而治理任务前所未有的多元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均构成了对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从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来看，治理效能难题可以立足两方面予以把握。
第一，从治理任务来看，后工业时代的国家建设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出现治理短板。党的重要使命是带领国家实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但现代社会的变迁速度远远高于传统社会，社会结构空前复杂化，矛盾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均产生了前所未见的新兴挑战，导致大党执政面临形形色色的考验，这些考验具体展现为风险应对难题、持续发展难题、重大决策难题等诸多形式。首先，风险系统性地体现于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不仅包括了传统风险形式例如经济衰退、政治稳定、贫富差距等等，也包含了大量非传统风险诸如病毒疫情、气候变化、数字安全，新旧风险叠加使得国家治理面临着更大不确定性，传统行之有效的治理技术和方式在应对新问题时困难重重，而风险所引发的“飞去来器”效应容易形成二次建构和传播链，导致治理失能，因此党如何科学合理地应对各类风险，显著影响国家治理成效，对其治理智慧和治理知识提出了考验。其次，党需要不断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家园。但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完成产业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通过发展解决形形色色的问题。最后，执政党还必须保证重大决策的正确，避免出现战略性失误，保持战略定力，即使面临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也要平稳把舵，方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按部就班地实现目标规划。
因此，国家治理任务的复杂性对执政能力提出了严格要求，这不仅意味着执政党必须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特定风险的扩大化和持久化，更要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破除事务主义的狭隘性视角，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此外，除了国家治理自身所导致的内生性风险，全球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还面临着外部性压力，由于利益冲突和道路差异，西方敌对国家及势力长期以来采取各种措施损害国家利益，特别是影响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国家安全领域。换言之，客观性的治理需要和人为性的治理挑战都给如何执政提出了诸多挑战。
第二，从治理主体来看，党政干部的能力建设需要适应现代化需求，但也存在干部能力短板的现实差距。治国理政，关键在人，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国家治理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人来执行，这就对干部综合素质提出了全方位、高标准要求，必须打造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以作为党执政兴国的强大组织保障。“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理论政治水平、治党治国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从80年代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建设，到新时代习近平提出的干部必备“七种能力”，党对干部能力的要求日益增高，内涵不断丰富，以适应国家发展的客观实际。然而从现实上看，干部能力仍然与理想情境存在差距，具体表现为能力发展的不均衡性以及滞后性。不均衡性是指干部的各类能力并未形成协调发展的格局，依然存在着突出瓶颈。例如随着社会治理的综合化趋势，不少干部科学素养不足，对风险规律认识的专业性不够，影响决策能力，然而任何能力维度的“木桶效应”都将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阻碍治理效能的因素。滞后性则是指党员干部并未与时俱进地更新与学习，影响其履职效能，与实际工作存在一定程度地脱节。比如传统群众工作方法更加侧重当面交流，但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群众路线”构成了干部倾听民意、制定决策、开展工作的新兴路径，掌握互联网是掌握群众的重要窗口，但大量干部对于数字技术仍然相当陌生和疏离，数据分析技能严重不足，影响工作展开。
（3）思想引领难题
在观念层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依赖于系统性理论体系的指导，具有指导人们完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功能，由此思想引领也构成了党必须坚持的常态性活动。然而，思想引领作为动态性的实践过程，它既在时间维度需要连续性的思想创新，以反映日益变化的客观世界，在空间层面也需要整体性的思想统一，以正确思想武装全党。
一方面，有效的思想引领需要以思想创新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静止和刻板的，而是在揭示人类社会基本规律及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历史实践不断动态性地发展。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这意味着，执政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建设的特殊性相互结合，不断发展和丰富理论体系，才能更好指导实践。思想创新如果不能准确反映实践，就将导致价值体系与真实世界的偏离，其结果或者违背实事求是而陷入教条主义，或者思想对群众不再具有吸引力而失去生命力。无论哪种局面，对于执政党而言都极其危险。然而，思想创新并不必然成功，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留下了深刻教训，失败的思想创新存在两种表现形式：（1）僵化的思想创新。此类创新具有形式化、主观化、虚假化等特征，未能把握客观的社会事实及规律，难以针对重要矛盾及问题提出实际解决方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论”是其代表，事实证明“发达社会主义论”不仅与当时苏联实际情况严重脱节，而且掩盖了苏联社会的诸多矛盾，错失改革发展良机。（2）反动的思想创新。此类创新试图修正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进而导致理论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威胁主流思想的主导地位。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尽管出发点在于彻底否定斯大林主义，但实质上却消解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区别，让西方自由主义占据意识形态高地，自我放弃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成为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思想创新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既与时俱进也要恪守正道，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
另一方面，有效的思想引领需要以统一思想为依托。有了先进理论，还需要宣传教育方能指导全党。对于执政党而言，统一思想不仅能够为未来工作规划蓝图和指引方向，形成合力，更有利于保障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的内部凝聚力。然而，在社会思潮多元化背景下，党员政治觉悟和思想意识参差不齐，甚至存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阻碍了思想统一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社会多样化发展使人们思想多元化、复杂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必然增加党内统一思想的难度， 我们党是一个大党， 统一思想历来不易。”同时，政党规模的庞大也增加了统一思想的难度，部分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在思想学习领域时常存在形式主义，未能有效应用并指导具体工作，与中央精神出现偏离。如此一来，思想引领全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特色标识，也要注重思想引领的质量成效。
三、坚持自我革命：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中国方案
大党独有难题为党的长期执政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应对难题成为历史性的考验。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具有悠久历史以及丰富经验，成为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事实上，党的自我革命不仅事关国家政权建设，也为应对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系统性方案，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场 “组织革命”。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来看，组织一般将经历产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和消亡期等阶段，而自我革命的意义正在于避免政党各项组织功能的弱化，保障党始终具有健康机体，永葆生机活力，永远具备先进性和战斗力。
从两者关系上看，自我革命之所以有助于解决大党难题，其理论逻辑在于下述要点。首先，自我革命承认并正视党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不是否定或轻视问题的存在。自我革命批判了执政党容易出现的骄傲自满心态，保持了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自我革命承认党的建设并不完美，存在着局部矛盾张力，强调以刀刃向内的刮骨疗毒精神，铲除各种顽瘴痼疾。如此，自我革命就保持了对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于担当的气魄。其次，自我革命注重解决问题的系统性。自我革命作为整体性工程，涉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方方面面，包括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等四大部分，既涉及党的整体制度体系建设，也包括对于党员个人的行为要求，这就为如何应对大党难题提供了总体完整的解决方案。最后，自我革命意识到矛盾斗争的长期性。大党独有难题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而必须时时警醒，防止反复，居安思危。与之对应，“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作为久久为功的事业，强调通过攻坚战、持久战、运动战，清除党内积弊，建立预防机制，将问题铲除于萌芽状态，防止死灰复燃。具体言之，自我革命应对上述三类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机理体现为下述方面。
（一）以自我革命提高大党管党治党能力
自我革命是党的“管理革命”，有利于提升管党治党水平，深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增强了对组织成员的调控力，为解决名实分离的组织难题提供了系统化、科学化、精准化的应对路径，从而始终保持百年大党的纯洁性。
自我革命之所以有利于提升党组织内部的管理能力，关键在于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同时借助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强化对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约束力，从而实现名与实的统一。一方面，正式制度主要指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制度化是判定政治体系发展成熟程度的关键指标，而党内法规及监督机制的日益完善，能够引导和规范党员行为，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态。新时代以来，中央不断出台和更新党内法规，截至2022年6月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718部。完善的法规体系，不仅实现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防止公权私用提供了严实保障，也为塑造党内良好政治生态提供了充分依据。尤其在反腐败领域，自我革命实现了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的多元结合，破解了“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的问题，建立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综合防治体系。因此，随着刚性制度规制嵌入到党的全部空间，组织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就大大提高，得以对内部机构和成员问题实行更加精准的防范、识别与处理，巩固和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有效维护党的良好声誉。
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非正式制度作为不成文规则，对于个体意识及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调节作用。习近平在界定党内规矩内涵时，强调它除了制度程序，还包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传统和习惯。“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对此，自我革命同样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力量，不仅坚持发扬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同时更强调把党性精神贯彻到日常工作生活，形成良好的政治作风、纪律作风、生活作风，巩固党员思想信念，克服其人性弱点，始终保持对组织价值体系的自觉认同，将人民利益置于最高地位。换言之，自我革命也体现出重要的主体建构功能，通过加强心理层面的“软约束”，有利于在根本上解决名实不一的矛盾。
（二）以自我革命强化大党治国理政能力
自我革命是党的“能力革命”，致力于强化执政党领导能力，以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自我革命也是党增长本领的动态过程。
第一，自我革命通过打造学习型政党全面增强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在百年党史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丰富经验，明确意识到“学习本领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第一位本领”，成为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重视全党学习的政党。自我革命视域下的学习使得党不断突破自身能力边界，以适应治国理政的时代需要，显示出全面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等特征。全面性是学习内容不仅包括理论知识也囊括实践做法，尤其主张向人民群众学习，将群众智慧和首创经验吸纳为改善国家治理的重要动力。开放性是指学习具有问题驱动的特征，根据时代变迁和工作情境不断丰富知识体系。创新性则指学习方式与时俱进，不仅通过党校（行政学院）培训、小组学习、“三会一课”等传统方式，也借助技术赋能打造出以“学习强国”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帮助干部全天候学习。对于执政党而言，国家治理的重大挑战在于任务对象的变化性和复杂性，而组织和人却是有限理性的，要做出合理决策并非易事。但借助常态化学习机制促进自我革新，党提升了组织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实现执政效能的阶梯式跃升。
第二，自我革命通过完善组织路线，优化干部考核培养体系，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对于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革命性意义。新时代以来，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发展，科学调整干部考核体系，以实现选贤任能的目标，基本形成了以德、能、勤、绩、廉为中心的五大评估体系，注重从基层吸纳干部，并在具体指标上优化调整，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考核体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等“三力”，从而为干部能力发展明确方向，激励干部自我成长。同时，党坚持择优选才，坚决杜绝能力与职位不匹配的状况，其主要应对策略包括一方面完善问责机制，建立起问责终身责任制，运用问责利剑淘汰不称职官员，深化建设责任型政府。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建立能上能下的干部体系，着力解决能下问题，2022年出台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即对不适合担任现职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规定。换言之，通过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自我革命注重各级干部的能力培养和科学调配，形成权、能、责统一的工作格局，有利于保障执政党永远具备大量政治能力及各方面能力优秀的人才，最大程度地满足国家治理的主体需求。
（三）以自我革命保障大党理论思想的先进性和指导力
自我革命还是党的“思想革命”，是大党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进程。党的自我革命不仅是组织建设史，更是一部思想理论的革新史，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特色内容。习近平在阐述如何进行自我革命的“六个必须坚持”时指出，“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由此可见，思想建设构成了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标志的理论体系，则成为思想建设的核心着力点，再通过全党范围的集体教育和学习统一思想，形成意识形态的同心圆格局，筑牢思想阵线，指导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缺乏先进理论指引、思想多元、思想涣散等大党的思想引领难题就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解决。
从理论思想的内容来看，自我革命视域下的思想建设具有鲜明的守正创新特征。从革命战争时期到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有机融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代表性理论成果，形成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良性互动格局。源源不断的思想创新代表了各自时代的精华，使得主流思想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和真理性，为共产党人继往开来、建设国家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这就在源头上克服了大党容易出现的思想僵化和固化风险，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反映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又正确反作用于实践。
从理论思想的传播来看，自我革命视域下的思想建设具有自上而下的全党贯彻落实特征。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与之同理，理论思想只有深入人心，才能充分展现其能量。对此，自我革命极为重视全党对于党中央思想的学习把握，强调从思想谱系中补足“精神之钙”，近年来更是通过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四史学习等专题活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从中汲取智慧力量，明确战略方向，指导工作实际，达到统一全党思想的理想境界。因此，思想建设使得党的上层与基层紧密保持着精神层面的同频共振，不仅巩固了党内团结，也确保中央精神畅通无阻地贯彻到所有组织角落，从而克服了大党可能存在的离心化趋势，将全党都牢牢凝聚在党中央周围。
结语
大党独有难题既是时代之问，也需要时代之解。本文聚焦于分析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背景、表现形式以及应对策略。虽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党难题存在着诸多共性，然而必须注意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难题仍然和西方政党存在实质性差别，因此难题的独有性也必须根据组织特征的特殊性予以解答。依托于人民群众的规模之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权能之大，以及具有系统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之大，既构成了大党何以为大的多重内涵，也是理解难题何以产生的关键组织属性。由此出发，党内管理难题、治理效能难题以及思想引领难题，就构成了大党难题的三种表现形式，代表了党的建设在应然与实然层面的距离。
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正确处理大党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自我革命，恰恰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案。总体来看，自我革命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两点：首先，自我革命在本体论层面正视问题的存在，使得全党时刻保持清醒，从而在心理层面形成了对问题的主动预防机制，这尤其和苏联中期对党内问题的忽视形成了鲜明对比。自我革命既体现了党关于如何执政的强烈忧患意识，也是党针对大小问题所提出的一份行动答卷。其次，自我革命在实践维度提出了整体性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涉及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几乎全部方面，借助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以及自我提高，尽力铲除危害党成长发展的潜在因素，维持甚至强化政党功能，如此就形成了关于三种难题的应对方案。
当然，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大党独有难题也长期存在，两者作为矛盾双方贯穿于党的建设，自我革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难题，但能最大程度地防止难题积累为问题，对现实政治产生不利影响。只有建立起系统完善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大党独有难题才能被防范和化解，才能为保障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奠定厚实根基，为实现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扎实保障。
（作者简介：邓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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