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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12月，国家对外经贸部批准组建上海虹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拉开了“中国面积最小但土地价值最高”的开发区——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序幕。40年来，以虹桥经开区、漕河泾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合肥经开区等为代表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走出了具有示范性的发展创新之路。 

　　路在这到头，海由此开始 

　　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并在这些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对外开放范围由经济特区扩展到沿海各省市。 

　　1984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进一步批准在秦皇岛、宁波、青岛、烟台、湛江、广州、天津、南通、连云港、福州等地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连经开区于1984年10月15日率先奠基、开工建设。一开始，这里只是山海之间的一片褐色平地，几个村落点缀其间，“路在这到头，海由此开始”。在政策支持引领下，这里迅速变身为发展高地：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东芝及三菱电机等公司进驻，形成石油化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 

　　1986年8月，闵行新工业区经批准成为国家级开发区，更名为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其他省份有所不同，上海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都是先建设、后批准的，具有先试先行的价值。特别是，在全国首批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投资环境跨出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第一步。 

　　1988年8月，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26号地块成为中国第一个按照国际招标方式出让的地块。该地块土地面积为1.29万平方米，由日本孙氏企业以2800万美元中标，使用年限为50年。孙氏企业的创办人是日籍华侨孙忠利，他本着“要在父母出生的国土上干一番事业”的态度积极参与虹桥经开区建设开发，表示首要目的并不是赚钱，“只想替上海作点贡献”。他还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中国规定的50年、70年的使用权与海外土地买卖的永久产权不同，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角度来说，“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好，未来土地续期，老百姓也可以从中获益”。 

　　时任上海市政府副市长倪天增则鼓励孙忠利：“不赚钱不能起带头作用，后面就没人来。希望你一定能做到赚钱。”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中国香港的专业人才被聘请为顾问，深度参与招标设计，包括具体策划、研究办法、翻译标书、形成制度等。在后续的建设过程中，有关方面也为工程建设提供了诸多便利，最终在该地块上建起了太阳广场大厦，孙忠利从中获利颇丰。 

　　在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的同时，其他政策类型的试验区也开始出现：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即现在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经开区不同，高新区更为注重产业引领与技术突破。1989年，国务院批准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针对性地吸引外资，同样享受经济技术开发区优惠政策。 

　　1991年，漕河泾开发区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同时享受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成为全国第一个“双冠名”的国家级开发区。上海的第一个企业“孵化器”、中国高新区与国际科技园区的第一次合作以及引进中国第一家500强跨国企业研发机构——罗克韦尔上海自动化研究中心，都源自这里。 

　　从零到一，从一到第一 

　　1992年，国务院批准温州、昆山、营口、威海、福清融侨、海南洋浦等6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时，为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批准广西东兴、云南瑞丽、黑龙江黑河、内蒙古满洲里等城市沿边开放，并对应成立边境经济合作区。 

　　当时的昆山“很穷很落后”，大家心里憋着一股劲，想抓住改革开放的大机遇拼出一片新天地。从在虹桥机场“蹲守”客商到拆开电脑按零件找产业方向……依靠经开区建设，昆山“从零到一，从一到第一”。 

　　2024年，苏州工业园区迎来开发建设30周年。在管理模式上，中国、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是这一时期的创新案例。园区包括三个层次的管理框架：第一层是由两国副总理担任主席，两国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为理事单位，共同组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二层是由苏州市政府、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组成的双边工作委员会；第三层是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建立的管理委员会。 

　　在建设初期，新加坡方面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如坚持要求将土地整体填高95厘米，而非采用更经济的筑堤围堰方法。在遭遇水灾时，苏州古城和苏州高新区一度受到冲击，苏州工业园区却相对安全。 

　　这一时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在开发主体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尝试。不同于一般由政府主导的经开区，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由外商成片开发，宁波大榭开发区由中信集团负责开发，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向纵深进军。 

　　2000年，国务院批准合肥、南昌、郑州、石河子、长沙、成都、贵阳、昆明、西安、西宁、呼和浩特等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2001年，国务院批准太原、南宁、拉萨、银川、上海金桥等5个经济技术开发区；2002年，国务院批准南京、兰州等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除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是原开发区的正式认定外，其他新增的经开区基本上位于中西部地区。 

　　其中，合肥经开区是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一个典型。它确立“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的管理模式，建立精干、高效的现代行政管理运行体制，包括设立“两办八局”机构。同时，推动社区开发战略，以建设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建设；与农民分享经济开发红利，以土地换保障，创新征地拆迁模式，积极开发利用农村劳动力。这一“合肥模式”得到国家部委的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回顾40年发展历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步伐与改革开放进程节奏同频共振：从以沿海城市为主的吸引外资，到西部大开发时期在中西部城市进一步推动区域发展；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大规模设立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到新常态下通过动态管理模式推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目前，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超过200家，在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积极发挥生力军作用。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解放日报 

　　网络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