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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自贸战略研究院课题组走访深圳、广州及有关部门，深入街道、企业、大学及研究机构，对深圳快速发展、大湾区合作及其对上海和长三角的启示等进行专题调研，基于对城市和区域开放发展的比较研究，探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启示一：政府、企业、市场三者关系决定一个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研究显示，包容性制度更能推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即使在同一国际背景、一国体制给定的条件下，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受区位、禀赋、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表现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我们走访了深圳市南山区政府。这个区集中了华为、腾讯、平安、大疆等一批超一流企业。同时，参观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与中兴通讯等企业代表座谈；与深圳市发展改革、工信、科技、商务等政府部门和市委研究室交流；走访前海、河套等对外开放平台，从政府到企业再到研究机构，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政府做好规划引导，放松管制，优化服务，可以为企业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企业是创业创新的真正主体，政府和社会应当让市场主体充分自由地发展。政府的经济功能主要是做好规划、引导、服务，根据企业、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时调整、提升经济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南山区原本是大片的鱼塘、荒地，后来因为位于罗湖、皇岗等口岸中心区域的上步工业区发展受到限制，一批批从事“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企业遂搬迁至此。随着加工企业集聚南山，政府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与中国科学院在南山合作建立科技工业园，引导从其他区域迁出的企业进入，重点发展电子加工；二是南山正式建区后，注重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三是在南山建立高新区，发布高新区建设纲要，提出引导、推动“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向电子信息、光机电产业发展，并进一步拓展为南区、中区和北区，面积进一步扩大；四是高新区从工业加工制造向科技研发转化，引导推动国内外著名大学创设虚拟校区，大量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开始在南山集聚，政府则全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品位，解决吃、穿、住、行等基本问题；五是进一步将高新区发展成“一核一区，两核五园”，并一直延展到深圳湾，形成深圳创新带；六是2022年在南山建立深圳自主创新示范区，组长由市长直接担任，协调区、市两级管理功能及定位。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成立，也具有标志性意义。随着加工工业向科技研发转化，科技人才缺乏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市、香港中文大学协商共同建立的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主要开展先进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与推进产业化工作。截至2024年10月，累计孵化企业1953家，孵化出上海联影、北芯生命、硅基仿生、瑞吉生物、森瑞斯、柏垠生物、北斗智能、化讯等一大批优秀企业。与此同时，国内外著名大学的进驻，各大学虚拟校区的建立，推动南山创业创新不断掀起新高潮。 

　　中兴通讯的代表介绍，当年7位同志从西安来这里从事加工贸易，在粤海街道创业创新，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兴通讯。很多类似的企业都跟中兴一样，一直坚守在这里。主要原因是，这里创业创新的氛围特别好，什么样的人才都能找到，各类零部件、元器件、电子材料与工业及产业链配套好，贸易便利化程度高。特别是，这里的政府服务特别好，对创业创新企业非常包容。 

　　启示二：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催化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形态。一座城市有没有创新创业文化，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这座城市的生机活力与发展未来。 

　　深圳从建立特区到现在，前30年主要是以开放带动创业和发展，后面近15年主要是以创新带动发展。深圳创新与其他地方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 

　　一是从工业园、科技工业园、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逐步提级。深圳原本没有大学，也没有研究机构。现在，公私立孵化器林立，创客遍地开花，较好地弥补了先天不足。 

　　二是政府奠定创新机制及环境，企业家、创业家始终是创新的主体。“6个90%以上”形成深圳创新的最大特色和亮点，即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自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在企业，90%以上重大科技发明专利来自龙头企业。 

　　三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四方关系，培植创业创新文化比较成功。以华为为例，16个国际研发机构遍布全球，13个国内研发中心设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在全国和全球整合创新资源，成为一道风景。 

　　四是与北京、上海不同，深圳企业创新投入大多投向应用技术领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速度快、效率高，而不只是在象牙塔中、实验室里打转。这与深圳的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高度一致。华为、比亚迪等一大批企业的创新发展，驱动了十多年来深圳新质生产力的快速集聚和经济快速增长。 

　　启示三：以“洪荒之力”发展制造业。 

　　技术创新是过去30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工业文明奠定了当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不管未来世界如何发展，制造业作为基座的地位不会改变。 

　　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崛起，往往与产业和企业的崛起高度相关。有识之士提出，“光靠信息之间的服务（包括金融）是维持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没有先进制造业的城市和国家，其他产业再好都是难以为继的。深圳之所以快速崛起，主要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南方科技大学教授马兆远先生指出，伦敦、纽约变成金融城，工业转移到其他城市和国家，产业空心化的教训十分深刻。“对于一个地区，金融和房地产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经济底座。”英国和美国分别在去工业化一个世纪、半个世纪后提出“重新工业化”，并不完全是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给出了十分深刻的教训。 

　　深圳从“三来一补”、电子加工业起步，与制造业不离不弃，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2023年，全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1.45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41.9%；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85万亿元，全部工业增加值1.18万亿元，蝉联全国城市“双第一”。今年前三季度，20个新兴产业集群增加值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0.6%。预计到2025年，新兴战略产业增加值将达1.6万亿元。 

　　启示四：民营经济和企业家集群是发展动力和活力的巨大源泉。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宝贵资源。招商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城市发展中面临的资金、技术短缺，但很难弥补企业家短缺的问题。企业家及其企业家集群的形成，需要适宜的土壤、气候和环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将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活力。 

　　深圳经济社会为什么较其他城市和地区更有动力和活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集群。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浙江、广东等地区，民营经济更是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可以说，什么地方民营经济占比大，动力、活力就强。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家、创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不同，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也不同。优秀的企业家往往同时具备创业能力、整合资源能力、市场机会的把握能力、冒险承担风险能力。企业家的能力和成就取决于上述素质的高低和能力的大小。 

　　有企业家就表示，要“坚守实业报国的本质，在坚守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在巨变中坚守，在坚守中巨变”，必须负责任、敢担当、有情怀，要“不惧怕失败，甚至把自家性命赌在公司上，不给自己留后路”。这种企业家精神是一般职业经理人所不具备的，也是不少国有企业经营者难以做到的。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宝贵的资源。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拥有优秀企业家的多少，企业家集群规模的大小，决定了这座城市、这个区域动力和活力的大小。深圳拥有任正非、马化腾、王传福等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带领的团队，打造了颇有竞争力的产业，不断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创造奇迹。深圳有这么多优秀的企业，是因为深圳有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家。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大多不是深圳人，甚至也不是广东人，但为什么都集聚在深圳创业和发展、在深圳成就事业，是因为深圳有企业家成长的土壤和气候，有适合企业家发展的环境。 

　　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法治是保障。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在保护产权、保护企业家安全、维护契约精神、界定公权边界等方面做得比其他地方更好、更彻底些。有民营企业代表介绍，当前的一大诉求就是如何消除不公平竞争。据深圳工商联统计，深圳民营经济占全市经济总量的95%以上。深圳的国有经济大多为国计民生类，其他的国有经济（如深圳高新投、深创投、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等）也都与民营经济合作、融合发展，为民营经济服务，很少与民营经济直接争夺资源。这一经验值得好好总结。政府的包容性，催生了深圳市场的独特性，进而构成了深圳独特的营商环境。这是一个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启示五：跨区域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突围之道。 

　　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如何突围？对内，我们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全面创新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外，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值得上海和长三角参考。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大湾区合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协同创新，科技创新资源加速集聚，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不断增强；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内联外通、高效衔接的基础设施网络快速形成；三是“湾区通”全面落地，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项下更短负面清单和金融市场“深港通”“债券通”“南向通”“跨境理财通”“互换通”试点落地，职业资格认可、大湾区标准衔接（三地联合公布“湾区标准”215项，涵盖食品、交通、物流等32个领域）；四是民生合作深化，港澳居民来粤更加便利，三地生活圈逐步形成；五是开放平台建设展现重大合作创新活力，如横琴、前海、南海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四大平台，形成新的开放格局。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时强调，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被赋予了更特定的战略意义：首先，它超越了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发展，属于不同关税区之间的跨境合作。其次，它也不同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与内地已经签署的CEPA。香港CEPA和澳门CEPA是香港、澳门两个关税区与中国内地整个关税区的合作安排，属于自由贸易区（FTA）范畴，但大湾区合作是香港、澳门全（关）境与珠三角（或者泛珠）区域的合作。再次，它也不同于自由贸易试验区（FTZ）的概念。中国批准建立的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关境内划出的一块特定区域，实施单边对外开放，旨在对接国际最高经贸规则、深化国内制度改革并进行压力测试。海南自由贸易港属于这一范畴。但大湾区合作是广东的一部分（珠三角）对香港、澳门，不是单边开放，而是双向合作。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正是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赋予了大湾区合作全新的意义。 

　　下一步，大湾区合作最有希望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大力度的探索： 

　　一是跨境科技创新。在国际争夺最为激烈的芯片和人工智能领域，粤港澳大湾区蕴藏着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华为、腾讯、比亚迪等一批科技巨头集聚发展，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创新生态和环境。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在华南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重大科学装置布局，一批国家实验室的兴建将进一步提升这一地区的科技研发能力。 

　　二是制度创新。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加上一流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二者相互结合、不断演绎，可以形成最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其中的一个关键则在于制度创新，在于先立后破。比如，制约科技创新、人才集聚的体制机制能否在跨境合作中首先破除，为全国提供示范，为国际合作开展探索。 

　　三是利益分配。合力做大蛋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分好蛋糕有时比做大蛋糕更不容易。国与国之间是这样，地区之间也会遇到相同或相似的问题。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深圳及珠三角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一些领域开始领跑乃至实现超越。接下来，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成效，不仅仅取决于三地之间的合作，更取决于合作成果如何分配以及合作如何带来共赢。这也是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所要重视的课题。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自贸战略研究院院长） 

　　来源：解放日报 

　　网络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