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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作为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能够设计出可评价的具体指标，学术界和政策部门一般用人均收入水平、基尼系数、人口城镇化率和人均预期寿命来测度。然而，相较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显性指标，精神生活属于人的意识范畴，很难像物质生活共同富裕那样建立可度量的指标体系和考核体系。从表面来看，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落实到实践可操作层面似乎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不可捉摸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国家战略，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项现时性的重要发展目标，也有其基本特征，有其考量因素。 

　　（一）物质生活富足：中国式现代化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马克思使用“物质生活”对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是“制约”关系这种阐述，表达了物质生活对于其他生活的前提性意义，意味着离开了物质生活，其他的一切社会生活就会变成一些抽象概念。众所周知，人作为生命有机体，新陈代谢的生物机制决定了人的肉体组织产生的衣、食、住等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人类能够生活和创造历史的前提。因此，作为与物质劳动相分离的精神劳动及其产品，是受社会生产方式、物质活动及其社会交往制约的。只有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谈得上追求精神生活，才逐步走向精神富裕。所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即要促进物质生产，并以此为条件，不断实现精神富足。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在规定，共同富裕的旨趣是以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从而趋向“自由个性”的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富裕之所以可能，就在于社会主义能够创造更大更高的生产力，能够做好做大“蛋糕”。回顾百年党史，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党和国家完成了脱贫攻坚的历史任务，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再上新台阶。当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从效率增长向包容性增长过渡，全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在富裕程度上，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不到50元增至2022年的36883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开始迈进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这些都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现实经验，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把扎实推进多种生活方式共同富裕的实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不过，高、低收入群体间的收入不平衡问题日益成为人民共享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阻碍。2022年，中国高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群体的近10.5倍，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份额现在只比富裕国家略高，从绝对水平和国际上的相对水平来看，我国的财富集中度都在不断增加。从刻画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来看，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6，仍在联合国公认的0.4警戒线以上。人群间收入差距的存在与区域间、城乡间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协调，使得部分群体难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红利，成为阻碍人民物质、精神生活水平发展的壁垒。 

　　可见，当前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依然面临着不少中长期重大挑战，主要包括新时期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多方面挑战，贫富分化的代际传递存在，以及技术进步、分配结构不协调，全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较小等多方面因素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因此，新时代，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测度需要综合考量居民收入和财产差距、城乡、区域之间显著差距等要素，从物质生活情境中发掘精神生活的影响因素，不断增加人民福祉，为中国式现代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发展动力。 

　　（二）全体人民富裕：中国式现代化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指出，未来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3]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从扬弃资本主义剩余劳动的角度指出，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4]恩格斯指出，在这里，后一种“资料”不是对前一种“资料”的同语反复，而是内含拓展精神生活本身的意味。“一切社会成员”“人人”“同等地得到”这些重要表述蕴含着普遍富裕的科学社会主义主体是“每个人”“所有人”“一切社会成员”。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所有人共富还是少数人独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要推进什么样的共同富裕：“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5]这里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主体上来看是指14亿多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冒富”，也不是“城市一块、农村一块”，东西部“各提各的指标”，而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然而，相对于其他国家现代化，我国的一个突出性就在于其规模巨大的人口总量。根据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的总人口数已达到14.1亿人，约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8%，而当今世界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不到10亿人。尽管人口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人口的数量、结构、质量等因素对社会生产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优势与红利，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统筹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人群差距表明我国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可能也做不到同等、同步、同时的富裕，只能是有差异性的总体富裕。 

　　第一，区域精神发展不平衡的挑战。推进共同富裕在本世纪中叶的目标是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这同样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旨归所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622018亿元，西部地区生产总值256985亿元。其中，西部地区最高的重庆市人均GDP为90663元，为东部平均水平的76.1％；最低的甘肃省人均GDP为44968元，仅为东部平均水平的37.7％。从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来看，东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91714亿元，西部地区10793亿元，东西部差异较为明显。精神贫困是物质贫困的产物，从空间分布区域格局来看，中国各省区文化消费水平总体呈现出梯度差异格局。2021年，东部文化产业营收高达90429亿，西部地区仅为10557亿。可以看出，文化发展水平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呈现出较大差异是真实存在的。 

　　第二，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存在差距。当前，我国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存在差距。以群众文化机构情况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统计显示，2021年乡镇文化站有32524个，组织文艺活动次数为760999次，各乡镇文化站文艺活动平均次数为23.40次；地级市群众文化机构有359个，组织文艺活动次数为26821次，地市级群众文化机构文艺活动平均次数为74.71次，是乡镇文化活动次数的3倍还多。这些数据还不能完整表达城乡文化活动质量方面的差异，在实际中，农村文化活动的举办水平、多样性、层次性等与城市文化活动存在明显差异。 

　　第三，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精神差距。精神生活能否实现共同富裕，与国民个体的精神需求程度、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当前，受物质水平、区域条件、社会分工的影响，群体之间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2599元，其中城镇居民为3322元，而农村居民只有1646元，前者超出后者的2倍还多。这一系列差距表明农村居民对精神产品的互动少于城镇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对精神生活追求的认同性、积极性和持续性。反映在社会心理层面，容易滋生炫富行为、仇富心理、相对剥夺感或社会不公平感等群体偏激心态。 

　　（三）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伊始，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新世界观”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演进至共产主义社会，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人的精神享受和需要就会“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显现出“自由自在”的本质，从而使社会获得普遍的有效性。那时，人不仅使“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占有”，而且“我的享受”也不只限于个人的“占有”，同时可以为别人所“拥有”，人与人之间达到真正的和谐，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从而在精神上走向自由自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种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所蕴含的“解放的旨趣”一再地提示人们，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个硬指标，只有这个指标达标了，人类才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因而无产阶级的当代使命绝不仅仅是使人的独立性奠基于“对物的依赖性”，而必须使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把“物”的独立性真正的变成“人”的独立性，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若是把人在情感、认识、伦理、理想、知识等层面的发展性资料和享受性资料从“全面”中剔除，人尽管在物质层面获得了充分满足的生存性资料，这样的人也只不过是抽象的、片面的人。恩格斯曾说人的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古代人“对任何共同的利益和精神需求漠不关心，处在还没有社会、没有生活、没有意义、没有活动的社会幼年时期。”[6]可见，精神性存在才是人的一种根本性存在，“真正的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需求及其满足，对人的存在而言仅是“先决”的条件，而并不具备“理由”的意义。人只是“凭借”它，而绝不是“为了”它而存在。因此，精神生活满足精神需要，是人的存在本质及其具体性，也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共同富裕作为一个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关联的价值范畴，每个环节都始终围绕“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 

　　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当前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彰显了新的历史阶段下的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意向性和价值导向性，必须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培育要素和条件。因而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时代活动，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寻求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谐统一的实践要求和价值标准。基于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两字出现的次数高达105次，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人文特质。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0页。 

　　[5]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6页。 

　　来源：中国理论网 

　　网络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