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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文明和进步都内在地包含“积极的”“肯定的”“好的”内蕴，因而文明似乎天然地被赋予一种不可逆的、命定式的进步意蕴。然而通过回归马克思文本，厘清马克思语境中“文明”和“进步”的内在意蕴和异质性关系，可以发现“文明”和“进步”并不是一对意义对等的范畴。资本主义文明作为“摆脱了中世纪杂质”的“现代文明”，其文明的历史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又因其资本逻辑的“自反性”导致了“文明的悖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驾驭“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文明进步向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坚持人民至上”“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基本定向，超越了“资本逻辑”的“文明悖论”所带来的人的自我异化、人与人之间的两极分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对立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冲突对抗，真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幻象”的超越和发展。 

　　一、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形态及其进步意义 

　　“文明形态”是文明的存在形式或呈现样态。历史上，西方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以资本主义生产为核心的社会文明形态曾对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文化传承和思想启蒙起到过非常大的革命性作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资本的文明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文明形态，以机器大工业消灭工场手工业，以“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断带来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降维打击，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二，这种文明形态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突破了民族历史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的生活状况，加深了人类从“交往”到“交往的扩大”，再到“世界普遍交往”，加快了世界全球化进程，为世界各地文明的传播和碰撞提供了平台。第三，这种以“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为基础的文明形态的兴起和发展，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为口号的价值观念彻底取消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开启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总之，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所谓现代文明，初始地说来并且本质上重要地说来，是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制订方向的”，[2]“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3]因此，在过去一段时间，这种历史进步的必然不仅仅是西方世界自身“自说自话”的话语表达，更是酝酿形成了一条以工业革命为物质基础、以资本主义为政治主导、以西方文明为话语框架的全球工业化发展道路广泛存在于那些在近代以来遭受西方文明冲击和影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当中，成为一种国际话语和意识形态倾向，为许多受到西方现代化进程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所普遍接纳。 

　　二、西方现代化文明与进步的现代性悖论 

　　然而，“进步”不能涵盖“文明”的所有属性，资本逻辑在带来“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文明悖论”。 

　　（一）“资本的文明”造成人的自我异化。 

　　在马克思的文明观中，马克思不仅以生产力尺度，还以人的发展尺度来衡量人类社会进步，把文明的“原则高度”理解为“人的高度”。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之所以相较于资本主义而言是野蛮落后的，就是因为人的生产能力只能在孤立的地点发展，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同样，相比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是野蛮落后的。受“以资本为中心”逻辑的支配，资本主义文明没有摆脱以往文明发展的“对抗规律”，“劳动与资本的分离”，使人的劳动成为一种外在的否定性的力量对人进行支配，导致人的自我异化。因此，“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4]在表面富裕的生活下，人被当作纯粹的手段和工具，人的思想、意志、情感、幸福都被抽掉，只剩下人的使用价值，加剧了人的异化和人的非人化进程。 

　　（二）“资本的文明”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立。 

　　根据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人与人之间不是“主奴辩证法”意义上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关系，而是相互承认、互为依存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5]，每个人都把他人下降为手段和工具，斗争取代友爱，利益取代价值，享乐取代超越。尤其是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资本使“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支配，导致掌握生产资料的少数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统治者，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多数人往往只能出卖自身的劳动力成为被统治者，出现了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异化越严重的悖论，无形中也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因此，“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 

　　（三）“资本的文明”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对立。 

　　马克思认为，只有人类的生产技术发展到能够利用工具对天然产物进行加工和改造的时候，人类才进入文明时代。肇始于启蒙运动的资本主义文明对自然界进行了广泛祛魅，使人类从自然界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获得自我意识，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这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在资本文明社会中，人类征服自然的能量无与伦比，“自然的秘密在技术的扰动下比在其自流状态下较易暴露”，[6]使自然界彻底沦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类“巨大加油站”。同时，资本的增殖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因而“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形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就是要“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7]最终，自然向人类抛出了生态、环境、气候、资源等诸多发展困境，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四）“资本的文明”造成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同“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边界消解的过程相统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和对话构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参照系。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世界市场”的开辟扩大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外延，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古老和落后的文明被卷入到资产阶级开辟的工业文明当中，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在客观上促进了人类文明的整体性进步。但是，资本扩张过程是持续发现、生产和占有经济空间的过程，“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8]当“世界文明”被资本所统摄时，资本的拜物教特性也就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剥削关系进一步展开为世界性的“零和游戏”。最终，“资本的文明”带来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会造成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尖锐对立。 

　　三、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步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充分利用资本的“文明面”的同时极力消除资本的“不文明面”，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的、历史的产物。它以“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基本定向，表现出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超越，是人类文明的当代形态。 

　　（一）“坚持人民至上”：实现了对人的自我异化的超越。 

　　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本存在本质不同，社会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现实化的初级展开形态，因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是这一形态的核心意旨。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明形态，呈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就是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不管是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再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演变，还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改革开放之后解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发展问题，再到今天探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民惟邦本”的当代形态。 

　　（二）“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了对人与人之间两极分化的超越。 

　　不同的文明形态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9]，文明进步的终极原因应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0]。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通过构建科学的分配体系，将富裕程度差别限定在合理范围内的同时，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上升到原则高度，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资本、治理资本、发挥资本的认识，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使资本作为生产力要素服务于共同富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面对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新起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远景目标，其中“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重点内容。这种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纳入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丰富了人类现代化的内涵，是“小康社会”的当代形态。 

　　（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了对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相对立的超越。 

　　自然“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11]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之间是互动共存的关系。在以理性启蒙和工业发展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技术和资本关系密切，技术完成了对自然界的抽象化统治，资本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致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距离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还很远，但毕竟属于社会主义，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统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鉴于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将增进人与自然共同福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遵循的实践逻辑，不断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生态与环境双赢”，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绿色发展理念，致力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使得“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形成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的关系成为现实，是“天人合一”的当代形态。 

　　（四）“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对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冲突的超越。 

　　资本的文明规定了资本无休止的扩张与掠夺的本质，它遵循的原则是建立在弱肉强食基础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文明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矛盾频发、危机四起。在这样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好和平、和睦、和谐的文明基因以及从未争霸的历史优良传统，提出了以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前提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世界秩序建设的中国方案，呈现出和平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文明跃迁逻辑，破解了“文明冲突论”和“国强必霸论”的文明陷阱。这种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得到了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普遍认同，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当代形态。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928页。 

　　[2]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6]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来源：中国理论网 

　　网络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