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日本历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同为西方“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和古希腊罗马史学均于19世纪末传入日本。20世纪2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已尝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古希腊罗马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日本史学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史学热潮。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太田秀通、土井正兴等古希腊罗马史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许多特色鲜明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界对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情况的了解比较有限。日本学者对该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也多囿于日本史领域，系统评价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情况的成果并不多。事实上，中日两国古希腊罗马史学界均对古代社会形态和奴隶制度等问题展开过讨论。回顾日本学界相关研究，既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状况，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本文尝试对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情况做相应的梳理和介绍。
一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古希腊罗马史学传入日本。作为明治维新“文明开化”政策的一部分，19世纪中后期，日本开始建立西式教育体系，吸收西方文明成果，古典学也在这一时期被引入日本。福泽谕吉、桑原启一等人也在此时开始对古希腊罗马文明最初的探索。1887年，东京大学聘请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担任欧洲近代史教师。在指导东京大学建立历史学科的同时，里斯还额外向日本学生讲授了古希腊罗马历史，这成为日本人正式学习古希腊罗马史的开端。作为兰克的学生，里斯还将兰克学派的实证研究理念引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日后的史学研究。里斯的学生村川坚固、坂口昂和原随园等人毕业后前往欧洲继续深造古希腊罗马史，他们归国任教后成为日本第一批专业古希腊罗马史学者。以他们任教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为中心，日本的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体系在20世纪初逐步建立。
马克思主义也在此时传入日本。箕作元八和坪井九马三是最早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历史学者。十月革命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受到更大关注，河上肇、大山郁夫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一些进步历史学者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日本的社会现状，批判日本史学界对实证和政治史研究的过度专注。相川春喜认为，唯物史观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角度认识历史，极大补充了旧有历史理论的缺陷；羽仁五郎、渡部义通等人强调历史研究应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内田银藏、福田德三和三浦周行等人号召关注阶级斗争，加强对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正式出现。在此背景下，一些日本学者开始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其中一些研究涉及古希腊罗马史。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有两个突出特征。第一，许多学者表现了很强的现实关怀。面对当时激烈的阶级矛盾和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他们的研究多以鼓励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或抨击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为主旨。山口义三在其《阶级斗争史论》（1920年）中，通过介绍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和斯巴达克大起义等世界各地、各时期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运动来为日本劳苦大众发声，以激励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山野边辰雄的《社会组织和奴隶制度》（1930年）讨论了罗马的奴隶制度。他认为奴隶制、隶农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剥削本质上是一致的，与古代奴隶起义一样，劳动人民反抗资本家剥削的社会斗争也是合理的。第二，此时许多研究不够成熟。由于传入时间短且不断受当局压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还比较有限，相关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不够深入。平野义太郎的《法律中的阶级斗争》（1925年）从罗马法的角度讨论了罗马的阶级斗争。他承认罗马法是阶级压迫的法律，但同时认为正是以保障所有权为核心的罗马法保障了作为主人财产的奴隶不会被他人随意杀害。虽然平野义太郎指出了罗马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矛盾，但他又强调奴隶主在保全奴隶人身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反映了他在运用相关理论进行研究时的局限性。玉城肇专门研究了罗马的奴隶起义。他认为起义原因在于奴隶主对奴隶无节制的残酷剥削，但奴隶起义的失败不但没有改善奴隶生活条件反而增强了奴隶主的压迫。玉城肇的观点典型地体现了当时日本进步势力面对强大反动势力时产生的迟疑和苦恼。
相较于此时进步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运用，村川坚固、原随园等古希腊罗马史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却对马克思主义无动于衷。一方面是由于村川坚固等人过度执着于实证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经济史研究没有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村川坚固、原随园等人出身社会上层，面对大正、昭和时期日本动荡的社会环境，他们本能地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一些人还公开支持天皇制度和军国主义，希望出现强力政府带领日本走出困境。坂口昂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文化使命》（1925年）一文中将明治天皇视为亚历山大，将大正时代的日本视为城邦危机时的雅典，指出日本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加强天皇权威。二战爆发后，原随园更是在《世界史的断想》（1942年）中追随日本政府，公然赞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学者显然不太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二
二战结束后，日本史学研究迎来新生。1946年，石母田正、松本新八郎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发表了《中世纪世界的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等研究成果并引起重大反响。马克思主义一跃成为日本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讨论是战后最初十年间的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一枝独秀”。以村川坚太郎为代表的古希腊罗马史学者也积极参与此时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运用热潮。
战后初期日本出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热潮的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战后日本进行了多方面的民主化改革，史学研究有了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日本共产党恢复合法地位并进入议会。在日共领导下，战后初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第二，摆脱“皇国史观”束缚的日本人民要求了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日本在其中的位置。文部省对此也有所呼应，在1949年的公文中强调历史教学应关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进步性。在相关政策支持下，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成为战后初期日本史学研究的重要目标。第三，战后日本史学研究包含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封建制、天皇制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成为学者批判旧制度和剖析旧社会的有力武器。第四，战后许多日本历史学者对此前的实证研究感到失望。马克思主义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新的认识历史的理论方法，构建了一种传统历史研究外的科学模式，使人类历史进程与科学规律的结合成为可能。这些内容大大激发了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的热情。因此，战后初期的日本历史研究有以下特征：关注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关注各时期社会内部结构分析；关注阶级和民族；相关研究有推动社会变革和人民解放的强烈目的性。虽然在1956年的“昭和史争论”后，这股马克思主义史学热潮逐渐趋缓，但唯物史观已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至今对日本史学研究仍有重要影响。
这股史学热潮也影响了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界。村川坚太郎是战后最早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古希腊罗马史学者。与其父村川坚固不同，村川坚太郎在研究中积极运用唯物史观，率先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奴隶制和古代社会经济等领域。在《奴隶制的古典形态》（1947年）一文中，村川坚太郎对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起源、奴隶来源、用途等方面进行了介绍，讨论了不同时期罗马奴隶制的发展情况。此文的发表填补了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对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研究的空白，被视为战后日本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研究的起点。同年，饭田贯一将马克思的遗著译成日语，成为日本史学界跨时代意义的大事。日本历史学界当即展开对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式、古典古代式、日耳曼式三种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在《马克思遗稿中的“古典古代”》（1948年）一文，村川坚太郎对三种生产方式进行了比较，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古典古代”与其他两种生产方式的差异，为学界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罗马大土地所有制》（1949年）详细介绍了不同时期罗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其背后社会结构，着重讨论了罗马奴隶制大地产的发展情况和经营模式。在《乔治·汤姆森先生的业绩》（1951年）一文中，村川坚太郎详细介绍了英国学者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古希腊社会经济的研究。村川坚太郎强调，运用唯物史观有助于让此前闭塞的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界扩展视野，进而号召学界应增强对唯物史观的重视。
需要注意的是，在运用唯物史观的同时，村川坚太郎依旧坚持实证优先的原则。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研究的指导思想，而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古希腊罗马、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的奴隶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后，村川坚太郎认为马克思对奴隶制社会的描述只适用于古希腊罗马，并不完全符合其他文明的奴隶制社会。村川坚太郎也反对奴隶制社会末期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观点，“就算各个文明都会经历奴隶制社会阶段，以现在的研究水平也无法证明诸文明在各自的奴隶制社会阶段末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奴隶运动”。
三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战后日本第一批青年学者陆续进入学界。这些学者大部分经历了战争的苦难，有较强的历史反思意识。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热潮的影响，以太田秀通、土井正兴为代表的几位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热情也未因这一热潮的趋缓而停止，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基本贯穿了其整个学术生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推动了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太田秀通是这些学者中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同其老师村川坚太郎不同，太田秀通积极主张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合。1950年，太田秀通指出，古希腊罗马历史基本可以说是奴隶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在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古希腊罗马历史的实证分析，从无数错综复杂的偶然性中找出这一历史进程的合规律性和必然性。此后，太田秀通又直接说明：“（马克思的）发展阶段理论和三种所有制形式理论是探索未知领域唯一有效的科学理论方法。”
三种生产方式理论揭示了古代社会发展的三种路径。当时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各文明在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阶段的生产方式特征应和奴隶制社会阶段相一致。但是，在当时被普遍视为是古希腊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型阶段的迈锡尼社会，却表现出了与后世城邦社会不同的东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特征。为解释这一问题，太田秀通前往希腊考察并学习线形文字B。通过对线形文字B文本的释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太田秀通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迈锡尼社会情况的研究成果。《迈锡尼社会崩坏期研究：古典古代论序说》（1968年）是这一系列研究的总结之作。太田秀通认为，迈锡尼社会出现了奴隶制、社会分工、官僚体系和税收制度，因此，迈锡尼社会已进入阶级社会早期而不是恩格斯认为的原始社会后期。从生产方式来看，迈锡尼社会可以说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初级阶段。
为合理解释迈锡尼社会同城邦社会的关系，太田秀通摒弃了传统的三阶段式阶级社会理论，回归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及的亚细亚式、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四阶段理论。他提出，各文明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换的过程中会先朝着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专制社会方向发展，迈锡尼时期就是古希腊历史中的这一阶段；之后各文明根据不同情况，有的继续朝专制社会方向发展；有的如古希腊文明，因其在迈锡尼时期还存在与东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土地私有化现象，故而缺乏向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专制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多利亚人的入侵摧毁了迈锡尼旧制度，铁器的引入又提高了生产力，推动了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内外因素共同导致迈锡尼文明覆灭后，古希腊转向了古典古代式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城邦民主社会。至于迈锡尼社会在古希腊历史中的位置，太田做了如是划分：即原始社会——旧社会转型期——迈锡尼社会——新社会转型期——城邦社会。
弓削达专注对古罗马社会的研究，他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主要集中在奴隶制度和古罗马社会性质领域。当时学界的两场讨论引起了他的兴趣。其一，“古代社会奴隶不多，封建社会奴隶不少”的问题一度引起中国古代史学界关注， 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史学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面对奴隶制社会之外存在奴隶的情况，弓削达尝试从社会整体结构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他指出，存在奴隶劳动虽然可以证明存在奴隶制经济，但不能就此证明当时是奴隶制社会。弓削达在《对奴隶制度的一种思考方法》（1957年）一文中根据不同社会形态下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差异，将奴隶制分为“作为劳动制度的奴隶制”和“作为社会结构的奴隶制”两部分。所谓“作为劳动制度的奴隶制”，是把奴隶视为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以剥削奴隶剩余价值的制度。直到美国黑奴制瓦解时，作为劳动制度的奴隶制才在历史上终结。“作为社会结构的奴隶制”是将奴隶视为古代奴隶制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视之为奴隶制社会的基础。作为社会结构的奴隶制才是古代奴隶制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两者密切关联，一同瓦解。其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界兴起了一场关于罗马共和制向帝制转化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的主导是恩庇关系理论。但是，该理论多关注社会上层私人关系，较少关注奴隶和平民在转化过程中的作用。面对这种情况，受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启发，弓削达在《罗马世界帝国的统治结构》（1961年）一书中提出了“罗马公民共同体”概念，从各阶层互动和社会整体发展变化的视角出发，讨论了罗马国家体制转化与后期罗马帝国的社会性质问题。
弓削达认为，共和初期的罗马由公民集体进行统治，是典型的“古典古代”共同体。随着征服战争的胜利，罗马获取的奴隶数量激增。同时，罗马也并未把被征服者全部掳掠为奴，而是将其中大部分变成了罗马的臣民。此时的罗马公民集体在阶级上统治奴隶，在国家上统治被征服臣民，已超越了“古典古代”共同体概念，形成了双重性质的“统治共同体”。罗马的发展既加剧了奴隶主同奴隶的对立，又导致公民集体的分化，疆域扩大和公民人数激增也使集体决策的城邦政治不再适合罗马。最终在奴隶起义的冲击下，罗马爆发内战。
帝国建立后，罗马公民集体失去了对罗马的统治权。新的元首统治模式并没有解决公民集体内部的分化问题，下层平民逐渐沦落为和被征服者一样的地位。《卡拉卡拉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的颁布彻底消除了平民和被征服者的区别，罗马公民集体随之瓦解。同时，随着奴隶来源逐渐枯竭，为确保税收，帝国政府开始降低下层平民地位，强迫平民固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表明，在法律和社会地位层面，下层平民和奴隶已无区别。从社会结构上看，罗马已不再是奴隶制国家，而是类似韦伯提出的以国家财政为中心的赋役制国家（leiturgie）了。
和弓削达主要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不同，作为日共党员的土井正兴对古罗马历史的认识主要基于阶级斗争视角。1957年起，他发表了数篇关于“巴高达运动”的文章以反驳村川坚太郎的古代末期不存在大规模奴隶起义的观点。此后，土井正兴将研究重点转向斯巴达克大起义，探讨了包括斯巴达克大起义的精神意义、斯巴达克起义军行军线路、斯巴达克大起义对罗马社会性质转化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斯巴达克叛乱论序说》（1969年）一书是其阶段性研究的总结。他认为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是奴隶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奴隶制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斯巴达克大起义就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虽然起义失败了，但还是导致了罗马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化，推动了罗马授产制、隶农制的发展。
土井正兴把奴隶的阶级斗争作为古史研究中的最重要因素，忽视了古代社会其他方面内容。这使太田秀通等学者无法完全认可他的研究。他们开始反驳其观点并阐述自己的认识，从而导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界出现了一场关于奴隶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受弓削达“罗马公民共同体”理论影响的太田秀通率先向土井正兴发难。他指出，土井正兴将视角局限于奴隶斗争而忽视了当时社会整体情况。“奴隶问题不是一个单一问题，而是古代社会发展总体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奴隶起义并不会直接改变罗马政治，罗马国制转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奴隶的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罗马国家基础的公民集体的解体”。弓削达也认为土井正兴“有将奴隶起义独立于古代社会之外来研究其对整个社会影响的倾向”。虽然阶级斗争研究很重要，但是仅凭这一点无法解释历史的全部内容。因此，弓削达主张，“对奴隶制产生和发展以及其中阶级矛盾的研究，应回归到当时社会发展整体大背景下进行”。
桑原洋批判了土井正兴和太田秀通双方。他指出，土井正兴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奴隶革命论影响。奴隶的阶级斗争并不只有起义一种方式，土井正兴只关注起义却忽视了奴隶阶级斗争中长期普遍存在的怠工、逃亡等内容。太田秀通将古代人民斗争视作公民斗争，无视了奴隶和无产者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桑原洋认为，“人民”作为一个超越历史的概念，涵盖了奴隶、隶农、无产者等诸多势力。“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是人民”，是社会下层的共同斗争导致了罗马国家体制转变。
熊野聪反对桑原洋。他认为桑原洋受到现代劳动者统一战线理论影响，强调在罗马国制和社会变革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罗马平民阶层。他指出，在现代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下，土井正兴为斯巴达克大起义赋予了过高的精神意义，参与斯巴达克大起义的奴隶并不想要推翻罗马奴隶制度；同时斯巴达克大起义不只是奴隶的阶级斗争，也是异族人民为摆脱罗马奴役，回归家乡生活的斗争。斯巴达克逃出意大利，带领奴隶义军回归各自家乡的目标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佐证。
面对太田秀通等人的质疑，土井正兴依旧强调奴隶起义的必然性和奴隶阶级斗争对推动生产力变革的重要作用。总之，此时他仍将阶级斗争视为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土井正兴的观点略显极端，但全面认识古代社会也不能只停留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参与层面而完全忽视阶级斗争。因此，前泽伸行在1983年回顾这场讨论时指出，不能说两方视角孰对孰错，而是应当“在今后对奴隶制问题的研究中将阶级斗争和社会结构的视角进行结合”。
除此之外，马场典明、清永昭次、桑原洋等学者也参与了此时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马场典明专注奴隶制社会经济研究。他指出，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推动了罗马奴隶制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出于对起义的忌惮，西西里岛上的大地主开始将土地分割租赁给骑士阶层进行经营，这种租赁经营方式可以说是奴隶制大生产向隶农制转化的中间环节。在手工业领域，行省经济发展导致了意大利奴隶手工工场的衰落，奴隶主为节约成本、调动奴隶劳动积极性而选择释放大量奴隶。农业和手工业领域的这些变化共同推动了罗马帝国初期奴隶的大量解放。
清永昭次和桑原洋还讨论了希洛人的身份问题。清永昭次指出，希洛人制不是农奴制而是保存大量原始社会残余的奴隶制度。斯巴达人在征服美塞尼亚时自身还处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中，对私有和奴隶的概念尚不明确，故而才会通过这种原始方式奴役希洛人。桑原洋将希洛人视为一种授产奴隶。他认为，在欧洲授产奴隶制先于古典奴隶制产生并一直与之共存。在古代，与斯巴达类似的、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域也存在这种授产奴隶制。
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日本历史学界开始关注历史上的“帝国主义”问题。在古希腊罗马史领域，土井正兴、弓削达等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讨论罗马扩张及罗马同诸被征服地域之间的关系。同时，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土井正兴等人开始修正此前观点并对之前研究进行总结。
土井正兴此时尝试从“古代罗马帝国主义”的角度出发评价罗马奴隶起义。他将关注点集中在罗马的第一个行省西西里。土井正兴指出，正如马克思在《西西里和西西里人》中所说，“在（西西里的）起义中往往是当地人和被运到该岛的奴隶共同斗争”。控制西西里后，作为外来侵略者的罗马人不但残酷对待奴隶，还压迫当地居民，强行兼并西西里土地并将大量本地居民卖为奴隶，剩下的贫苦小农也生活在破产边缘。这就迫使大量本地小农参与西西里奴隶起义。因此，西西里奴隶起义实际上也是当地居民和外地奴隶联合反对罗马霸权和压迫的斗争。同时，受熊野聪等人的影响，土井正兴对斯巴达克大起义的认识也发生变化。他的观点是，斯巴达克大起义从内部对罗马国家产生了巨大冲击，遏制了罗马对外侵略扩张的势头；同时斯巴达克大起义以逃离罗马、回归故乡为目标，本身就是对罗马征服扩张、不断奴役其他民族的反抗。因此，斯巴达克大起义也是广大被征服民族反抗“古代罗马帝国主义”的斗争。
弓削达也从罗马征服扩张的视角出发讨论了古代奴隶制问题。由于奴隶从未占过罗马人口多数，因而就罗马帝国是否属于奴隶制社会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20世纪70年代，弓削达利用“中心”和“边缘”理论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在《地中海世界和罗马帝国》（1977年）一书中，弓削达提出，古代地中海世界是由以意大利、希腊、埃及为多元核心，以及围绕这些核心的色雷斯、高卢、日耳曼等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共同组成的文明集合体。这个文明集合体的核心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而高卢、日耳曼等边缘地区只向这些核心地区输送奴隶，自身奴隶制并不发达。可以说，地中海世界只是一个“可能的奴隶制社会”。罗马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将地中海诸文明统合到罗马帝国。虽然各行省和日耳曼等外围地域逐渐罗马化并有朝奴隶制社会发展的倾向，但罗马帝国中这种奴隶流向的“中心”和“边缘”关系并没有变化。因此，罗马帝国依旧只是一个“可能的奴隶制社会”。
熊野聪的《历史中的变革和阶级斗争——近代以前》（1978年）也对罗马同其他民族的互动关系和罗马社会形态转化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强调，西欧社会形态的转变是罗马和周边民族长期互动的结果，如果仅关注日耳曼入侵后罗马和日耳曼两种因素的结合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理论。他指出，与各行省及日耳曼、东方等周边地域长期多维度的互动推动了罗马奴隶制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隶农制的出现与罗马公民集体的瓦解。在长期交往中，日耳曼地区的文明程度不断提升，曾经部落林立的日耳曼地区发展为几个实力强大的王国，使其有能力入侵业已衰弱的罗马。作为行省的被征服地区，在被征服前承担了和日耳曼地区一样为罗马提供奴隶、推动罗马奴隶制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在被征服后逐渐罗马化，进而被裹挟进西欧社会形态转变的历史大势。可以说，日耳曼人的入侵及西欧社会形态的更替并非偶然，而是在此前西欧各文明紧密互动基础上注定发生的必然事件。
此外，熊野聪也讨论了古罗马的阶级斗争问题。其观点受到太田秀通和土井正兴的双重影响。他既强调平民斗争在古代社会形态转换中的主要作用，又关注奴隶斗争。熊野聪认为，古罗马平民和贵族的阶级斗争主要围绕土地和国家政权展开。第一阶段，平民斗争取得胜利，确保了共同体的稳定，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第二阶段，虽然随着大地产制的发展，平民在斗争中落于下风，但平民失去土地本身符合奴隶制社会兵农合一的生产方式向封建社会兵农分离的转换进程。随着土地所有形式和罗马阶级关系的变化，第三阶段的斗争变成了广大平民等同国家统治阶级的斗争，这一阶段的斗争对社会形态的转换带来了重大影响。在奴隶与奴隶主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熊野聪认为作为私人财产，奴隶既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也无法集成一股政治势力。不过，奴隶数量的多寡直接体现了拥有者的实力，因而可以说，奴隶在平民和贵族的斗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奴隶的不断反抗在客观上推动了隶农制的发展，而且面对既奴役人本身又奴役人精神的奴隶制度，奴隶们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和奴隶主完全一样的“人”而非“会说话的动物”，证明了这种人奴役人的制度是不可能长久的。
五
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新史学潮流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唯物史观开始与新史学潮流结合，相关研究逐渐具体化和多样化。马克思主义逐渐从研究的指导思想转变为一种普遍的研究方法，在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中持续发挥影响力。
这一时期，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更加组织化。1981年，在弓削达和土井正兴的努力下，古代解放运动史研究学会成立，会刊为《解放》。该学会旨在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下层人民反抗压迫和追求解放的历程。学会的成立让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日本西洋古代史研究有了自己研究和交流的阵地，吸纳了太田秀通、前泽伸行、本村凌二、后藤笃子、松本宣郎、米山宏史等诸多学者。同时，马克思主义逐渐从研究的指导思想转变为一种研究方法。日本的左翼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消弭，日本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趋于“理性”，历史学者不再执着为历史找到一种一以贯之的科学解释，整体化、概括化的研究逐渐被多元化的具体问题研究取代。但是，唯物史观与微观研究并不冲突，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与时俱进，开始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专注研究某一特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30年前“昭和史争论”中批评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倡关注“人”却忽视个人的质疑。
土井正兴依旧坚持对罗马奴隶起义的研究。这一时期，他讨论了罗马人对斯巴达克大起义认识的变化过程、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军的组织结构及斯巴达克大起义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视角的拓宽，他认可了太田秀通等人的观点，承认奴隶起义只是奴隶阶级斗争诸多表现形式的一种，罗马国家体制转换和社会形态变化是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奴隶起义并非决定了这一过程而只是起到了推动作用。土井正兴也开始关注奴隶制社会理论问题。和弓削达不同，他认为罗马帝国并非“可能的奴隶制社会”而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罗马扩张的过程也是不断将周边地域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纳入罗马奴隶制社会的过程。条顿堡森林战役终结了帝国的对外扩张和奴隶掠夺，罗马开始从掠夺外围转向对内剥削，其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也自此开始了巨大转变。受新史学影响，土井正兴还对奴隶起义中的女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探讨了女性在大起义中的参与情况，进而讨论了罗马社会中女奴的分类、数量和受压迫情况，从此前鲜少关注的女奴视角出发还原了罗马共和国后期社会情况的一个方面。
此外，米山宏史、坂口明等青年学者的加入为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增添了新鲜血液。虽然他们成长在日本经济腾飞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相对有限，但其视野更为开阔并乐于接受唯物史观等理念，善于将各种理论方法进行结合。他们的活动使唯物史观得以持续在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中发挥影响。
米山宏史从阶级斗争和人民斗争史的视角出发讨论了布狄卡起义。他认为布狄卡起义带有宗教反抗、民族反抗及阶级反抗性质，是由当地贵族领导的、当地诸部族贵族和祭司和普通人民广泛参与的反抗罗马侵略与压迫的战争。同时，起义军选择彻底夷平罗马人的殖民城市而不是占为己用，表明这场战争还是当地人民反对罗马式变革、要求回归旧日生活的战争。
神宫典夫探究了后期罗马帝国的大地产制度和隶农逃亡问题。通过对隶农逃亡的研究，神宫典夫展示了隶农制下罗马帝国广泛的社会图景。他仔细梳理了隶农逃亡的原因及隶农在逃亡地的身份变化，由此指出反复逃亡对隶农来说是一种改善生活和提升身份的方式。以隶农逃亡为出发点，神宫典夫将观察视角转向帝国中央政府、地方大地主、广大隶农三者间的互动。他指出，隶农制实际上非常复杂，不只是地主和隶农之间的博弈，收容逃亡隶农的地主群体内部也在相互竞争，帝国政府在维护地主利益的同时也在对其势力进行限制。隶农制内部的这些矛盾就注定了隶农制只能是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而不足以单独构成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
坂口明也讨论了罗马的奴隶制度。他先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解释了马克思对罗马奴隶制起源的表述，之后介绍了帝国时期罗马的奴隶来源及奴隶使用情况，最后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讨论了罗马各阶层对奴隶制的认知。和弓削达观点不同，坂口明认为虽然帝国后期下层民众身份逐渐混同，各种身份就像“光谱”一样难以区分，但仅凭奴隶“不是人，而是牲畜”这一点就可以将奴隶和其他下层民众身份区分开，奴隶是一直排除在罗马“人类”社会外的悲惨存在。奴隶制是不自然和反人性的，出于人性本能，罗马各阶层均有大量反对残酷对待奴隶的声音，这成为帝国时期罗马奴隶解放和社会形态转化的重要原因。
结语
20世纪初，一些进步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希腊罗马史。二战后，日本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了太田秀通、土井正兴、弓削达等一代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者，他们就古典奴隶制度、阶级斗争、古希腊罗马社会性质、古代西欧社会形态更替等问题展开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研究，并提出了“罗马公民共同体”“可能的奴隶制社会”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理论。随着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和新史学的传入，20世纪80年代关注宏观理论问题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冲击，土井正兴、米山宏史等学者与时俱进，开始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隶农逃亡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相关研究逐渐多样化。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起步较晚，但日本学者善于提出新问题，善于将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不断尝试提出新理论。他们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注重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相辅相成，并为这些理论找到了诸多史料依据。新史学兴起后，日本学者并没有陷入微观研究的窠臼，而是尝试从宏观视角审视具体问题，以具体问题研究为切入点透视当时社会的整体情况，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构建了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推动了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的发展。
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太田秀通和土井正兴是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但前者的研究却略显僵化。在对迈锡尼社会的研究中，太田秀通过度关注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总想尝试找到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通行模式，而在古代社会发展问题上，他又存在轻视奴隶阶级斗争的倾向。土井正兴在其前期研究中过度关注奴隶的阶级斗争，以致于当时的其他一些学者认为他的研究是斯大林“奴隶革命论”的翻版。同时，村川坚太郎、弓削达、马场典明等人只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将马克思对历史的表述当作一种新观点和新提法，相关研究基本没有突破“生产方式”“共同体”“社会形态”这些具体概念，从而无法深入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本质。
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总的来看，太田秀通、弓削达等学者还是比较好地将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的研究成果贯通于自己的研究，比较顺利地将阶级斗争、历史发展规律等理论融入日本的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土井正兴等日本学者坚持在研究中长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难能可贵的。同样，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能够持续对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产生影响，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和在具体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董海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晓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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