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前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发生急剧转折的历史时刻。五四运动风云激荡、直抵人心，“一些先进分子带着头脑中积存下来的问题开始更深入的思索”，经历着思想上的震荡和变动。毛泽东开始致力于研究社会改造问题，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里集中阐述了“民众的大联合”思想。贯穿“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主线，是民众为什么进行大联合、何以可能实现大联合以及如何实行大联合的逻辑脉络，而中华“民众的大联合”最终将呈现何种态势，则是“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逻辑终点。作为毛泽东早期重要思想之一，“民众的大联合”思想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深刻思索，这一思想的问世亦是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过程中的重要节点。研究毛泽东早期“民众的大联合”思想，对于探索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法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动荡不安，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作为一名心怀家国的进步青年，毛泽东同其他先进分子一样，都在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民众的大联合》开篇，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没有详细推究教育、兴业、建设等具体的改良方式，而是试图在更深层次上开出民众大联合这一剂根本“救国药方”，医治国家和社会的诸多沉疴宿疾。
毛泽东将民众的大联合视为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法，与他在青年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和受到“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击不无关系。在1917年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信中提及的“本源”或“大本大源”，即事物的根本。此时，毛泽东倾向于从精神层面来解释和解决一切问题，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而较少注意到决定精神观念的物质基础。虽然“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但毛泽东在求学期间形成的抓住事物“本源”的思想特点，对他后来从根本上思考社会改造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1919年，在五四运动大潮洗礼下，毛泽东视野开阔起来，研究重心从精神世界转向现实问题，开始思考如何改造整个社会。他意识到，“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为了获得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各方面的平等和自由，就必须对抗并打倒强权。为此，毛泽东呼吁，“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各种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不难看出，正是在“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影响下，毛泽东提出了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法——民众的大联合。
为阐明民众的大联合对于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极端必要，毛泽东从历史视角出发展开论述，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无论强权者、贵族、资本家，抑或改革者、反抗者，都要通过联合的手段壮大力量。然而，自古以来联合多为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联合，伴随而来的是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对底层人民的剥削压迫。于一国民众而言，他们既面临国外强权者的压迫，又饱受国内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剥削。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弱国展开领土和经济侵略，企图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而放眼各国国内，亦有军阀、议院、会社等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欺压人民。当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联合达到极点，劳苦大众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也达到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举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例子，认为在这两场革命的历史实际中，正是有了民众的大联合，才能凝聚足够的力量与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衡，取得“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胜利。尤其是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其他国家民众提供了反抗剥削压迫的范例，“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然这样“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胜利还未达到完满的程度，但毛泽东相信通过民众的大联合，总归能够实现完满并普及于世界。因此，要发起反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剥削压迫的社会革命运动，民众必须联合起来，而发起的社会革命运动越大，民众的联合规模就越大。
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在主张以民众的大联合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主义的指导作用。在他看来，当权者改革的联合和民众反抗的联合孰胜孰负，“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换言之，民众的大联合固然是根本的改造方法，但民众的联合能否胜过强权者的联合，除了看联合规模的大小，还取决于指引民众联合的主义是否更具进步性。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将湖南的许多社会问题归因于落后的旧思想旧主义，十分重视“世界革命”带来的新思潮，并深切呼吁全体湘人传播、研究和施行它，以革新湖南人的旧思想观念，进而指导湖南的民众联合和社会革命。不久后，毛泽东在起草《问题研究会章程》时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可以看出，在“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没有偏废，而是选择用主义来指导和解决问题。于自身而言，青年毛泽东当时受平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影响更多一些，所主张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是平民主义，选择的还是温和的改良道路。
二、平民逐渐掌握知识、金钱和武力为民众的大联合提供可能
在毛泽东眼中，民众的大联合不仅相当必要，而且具有十足的可能性。从人数上看，“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这意味着，民众一旦联合起来，就有可能产生强大的反抗力量。既然民众在人数上总是具备优势，为什么仍然难以形成大联合并成功打倒强权者呢？这是因为，作为少数人群的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为维持自身的特殊利益，借助知识、金钱和武力剥削作为多数人群的民众的公共利益。毛泽东对剥削逻辑做了详细阐述。他指出，贵族和资本家垄断教育，并依靠独有的知识将所有“不动的财产”和“动的财产”收归己有。有了知识和金钱，贵族、资本家进一步招募军队，以武力压迫平民。正是因为贵族、资本家对知识、金钱和武力的独有，贵族、资本家和平民之间产生了智愚、贫富和强弱的阶级，阶级差异使他们不再获得平等的利益和对等的力量，而为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贵族和资本家不惜联合起来对平民施行剥削。在这样的剥削之下，平民很难有实现联合的条件和可能。
尽管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用利用知识、金钱和武力剥削平民，但毛泽东认为，平民并非没有可能实现大联合来对抗他们。相反，“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为民众大联合提供了极大可能：他们视若秘宝的知识和金钱，平民渐渐获得了一些；而军营里的士兵本就是平民的亲人，于情于理他们不应该敌对，自然不再刀剑相向，甚至“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毛泽东认为，当平民逐渐掌握了知识、金钱和武力，看破了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剥削他们的逻辑时，也就能够反过来用这三种方法反抗剥削。加之平民“窥破他们实行这法子，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概言之，贵族和资本家在以知识、金钱和武力剥削平民的同时，却也让平民看破了这三种方法并学会了他们联合的手段，平民联合的意识觉醒了，加之人数上的天然优势，民众的大联合便存在可能。
从上述逻辑不难看出，毛泽东阐明了阶级产生的根源并试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社会问题。他以知识、金钱和武力三个因素为依据，初步划分了智愚的阶级、贫富的阶级和强弱的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平民和强权者、贵族、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属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在阐述贫富阶级的形成时注意到土地、机器、房屋等生产要素，指出贵族、资本家正是利用这些生产要素剥削广大平民的劳动成果，进而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产。这说明毛泽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列宁曾对“阶级”下过经典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如果以列宁的定义为参照，显然毛泽东在论述阶级产生的根源时没有聚焦社会经济因素，所划分的智愚阶级、贫富阶级和强弱阶级还比较简单和抽象，并未完全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对阶级的认识已较多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成分。几年后，投身革命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科学划分了社会各阶级，并依据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做了详细分析。可以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对社会阶级的初步探索，为他后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
对于民众联合以后的行动方式，毛泽东当时更倾向于温和的“呼声革命”而非暴力革命。他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至于不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倒强权者的原因，毛泽东认为，第一，强权者和平民本是同类，他们客观上受到了旧社会旧思想的贻害，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谬误和不幸，情有可原。“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强权更替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强权，是毫无作用的。第三，暴力革命会流血死人，会引起社会大混乱。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还寄希望于以温和的改良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对贵族、资本家能够改恶向善还抱有很大期望。然而，在不赞同用暴力革命方式打倒强权的同时，毛泽东却又热情赞扬了俄国十月革命。这种思想上的矛盾表明，尽管毛泽东当时选择的是温和改良道路，但俄国式暴力革命在他心中并未被抛弃。一年后，“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促使毛泽东认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自此，毛泽东彻底放弃了温和改良之法，转而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
关于实现民众大联合的方法，毛泽东认为要以各行各业小联合做基础。毛泽东指出：“原来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既然小联合是大联合的基础，那么势必要从实现民众的小联合入手。在毛泽东看来，民众小联合的实现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和可能，因为“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这里所说的“群”和“社会”就是“联合”。此时，毛泽东已经看到人的群体属性，并寄希望通过唤醒这种群体意识，来实现民众联合。那么，如何从民众小联合向民众大联合演进呢？毛泽东认为，诸如运输工人、电车工人等各行各业的联合“方是最下一级小联合”，应从各行各业的小联合开始，“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为此，毛泽东呼吁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职业联合起来，争取自身权益。当各行各业的小联合逐渐增多，民众的大联合也就有了基础。
无论是民众小联合，还是民众小联合向大联合发展的过程中，共同利益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共同利益直接推动着民众的联合。毛泽东指出：“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在呼吁民众联合时，毛泽东特别注重相同境遇和职业的人结成联合，因为他们所谋求的共同利益更大，更加有联合起来互帮互助的基础和可能。例如，在谈及农夫联合的问题时，毛泽东呼吁道：“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另一方面，共同利益推动着民众小联合发展形成大联合。在毛泽东看来，诸如运输工人联合会、铁路工人联合会等各行各业的联合会还只能称小联合，而这些由相同职业人群组成的小联合要想进一步组成更大的联合，关键还在于共同利益，“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就当时中国而言，获得解放和自由可谓所有民众想要追求的共同利益，只有以此共同利益为纽带，才能最大限度凝聚起广大民众，实现民众大联合。
不难看出，毛泽东所主张的以小联合为基础进为大联合的方法，已经包含统一战线思想萌芽。广义而言，统一战线是不同社会力量为实现共同目标，基于共同利益而组成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需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要求共同利益在其中发挥纽带作用。在毛泽东看来，每一个民众的小联合都能看作一支对抗强权的社会力量，而民众的大联合则是许多不同社会力量的汇聚，虽然还不足以称政治联盟，但这种大联合为日后政治联盟的形成夯实了基础。在列举各行各业民众的小联合时，毛泽东初步分析了社会各职业人群的境况，几乎将所有受压迫的底层平民纳入联合的范畴。可以说，毛泽东已初步认识到社会改造的敌友问题，将工人、农民、学生等底层群体视为可以团结的朋友，也明确了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是民众需要对抗的敌人。此外，把各群体之间的共同利益摆在重要位置，说明毛泽东看到了共同利益在联合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尽管还没能深入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情况以及详细提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但毛泽东对民众的大联合实现方式的设想，已勾勒出统一战线的思想轮廓，也表明他已初步认识到统一战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发出民众联合的呼声时，其社会历史观与此前相比有了很大转变。1915年6月，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提出：“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此时毛泽东还将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英雄身上，呼唤“奇杰”横空出世。到1919年7月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时，毛泽东已脱离了“奇杰”救世的英雄史观，转而视人民大众为解救国家的根本力量。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在阐述“民众的大联合”思想时使用的话语。在呼吁农夫、工人、学生等民众联合时，毛泽东使用的代词更多是“我们”而非“我”或“他们”，说明他将自己看作普通民众的一分子，发自内心同情底层人民的遭遇，也充分体现了他已经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此外，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民众大联合力量的赞美溢于言表，对社会改造中民众大联合这种根本方法十分推崇，都表明他已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群众史观。群众史观的确立，成为毛泽东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四、“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作为“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逻辑终点，“民众的大联合”之未来究竟如何？毛泽东十分自信地预言：“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这并非夸夸其谈或盲目乐观，而是毛泽东基于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而得出的判断。
首先，民众有了大联合的觉悟。辛亥革命以来，一次次反抗剥削压迫的运动使民众联合的觉悟逐渐提高。毛泽东认为，尽管辛亥革命、反袁浪潮等运动缺少大多数民众参与，但这些运动使人们明白了高高在上的皇帝可以被打倒，所谓“大逆不道”的民主可以被建设，民众也可以有言论和行动自由。此外，南北战争、世界战争也越发证明了官僚、武人和政客在荼毒和剥削着普通民众。世界战争所带来的结果是许多国家爆发了民众联合反抗的活动。英、法、美、意、德等国的工人掀起罢工风潮，不同程度争取到了他们的权益，更有俄国工农民众推翻了贵族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府，“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到五四运动，民众联合的觉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广大学生、工人、工商业者、市民甚至一些乡镇地区的农民都参与其中，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政治诉求。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在毛泽东看来，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已然成为中华“民众大联合”意识觉醒的最佳例证。
其次，民众有了大联合的动机。毛泽东追溯近代以来中华民众联合的源头，认为从清朝末年开始，谘议局和革命党的成立就可以看作一部分民众为对抗强权、实现社会变革而进行联合的最初尝试。“中华民国”成立后，从中央、地方召集的国会、议会，再到各省、县设立的不同层级教育会、商会、农会、同业会、研究会，这些组织反映了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团结在一起，都可以看作一个个“小联合”。这些“小联合”的出现，“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思想开放的产物”。到各地军阀割据，以日本为首的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使越来越多民众意识到要主动对抗强权，“于是竟有了大联合的动机”。毛泽东还注意到不同团体组成人员的区别，指出相较于还不纯粹由民众组成的国会、议会、教育会等，各行各业的工会、各种学会、各界联合会“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的联合”。中华民众大联合的动机，就隐藏在其中。
再次，民众有了大联合的能力。以往中国民众缺乏联合的意识，比如商人不知道设立公司，工人不知道成立工党，学者不知道共同研究，中华民众大联合的能力遭到质疑。尽管如此，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并非没有联合的能力。真正没有能力，是因为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除皇帝以外所有人都扮演着奴隶的角色、过着奴隶的生活，民众联合的思想和实践能力都被束缚了。“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在五四运动浪潮下，中国社会正在逐渐迈出由思想解放扩展至其他各方面解放的步伐。思想上，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觉悟进一步提升；政治上，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经济上，群众抵制日货行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教育上，多所学校开始推行教育制度改革。历史实践有力证明了中华民族原本就十分伟大，是完全有能力实现民众大联合的。综上所述，基于民众大联合已经有了觉悟、动机和能力的事实，毛泽东自信地判断中华“民众的大联合”未来将比任何其他地域和民族先取得成功。这一在当时看来十分大胆的论断，却在此后的中国革命进程中应验了其前瞻性。
民众的大联合思想并非毛泽东一人的主张，而是为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所共同提倡。然而，综观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思想，内中许多观点与同时代其他人观点相比更显独到。尤其是以民众小联合为基础进而实现民众大联合的路径选择，以及对中华民族最先实现彻底改革的大胆预言，都闪耀着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光芒。诚然，此时毛泽东这一思想还不完全成熟，对阶级的认识不够深刻，也没有提出从民众的小联合发展为大联合的具体方案，但就那一历史阶段而言，提出这一目光远大的思想已难能可贵。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向历程看，“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问世无疑成为他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如前所述，毛泽东在阐述“民众的大联合”思想时，不再只寄希望于个人实现救国救民理想，而将广大民众视为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力量；试图用阶级分析方法认识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认识到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注意到民众联合的利益纽带，呼吁各行各业的底层民众为争取共同利益结成大联合。这些先进的思想成分都为毛泽东转变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者：王树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朔，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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