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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国内积贫积弱，陷入落后挨打的困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然要求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推翻“三座大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革命过程中，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工业化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号召要使我们国家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带领中国人民实行了在计划经济基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至1978年，新中国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对此，本文尝试从四个方面对这一时期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行研究，即为什么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如何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需要的时间估计以及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指标测度问题。

一、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原因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及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对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充满了期待。总体上看，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分析新中国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主要原因。

第一，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需要。新中国刚成立时一穷二白。为摆脱社会经济落后状态，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局面，从而实现国家的富裕。党的领导人对于工业化给中国将要带来的巨大变化充满信心。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基本上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时候，我们国家就繁荣富强了，人民过着幸福的美好的日子了。”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我们的国家很落后，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不仅经济上落后，而且生活水平以及科学文化水平也不高。要摆脱这种落后状态，就得很快地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工业、农业、财政、贸易、文教、科学、国防等各方面。”可见，中国领导人对工业化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发展繁荣深信不疑。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1956年11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指出，党的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周恩来指出：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周恩来进一步解释了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含义，“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也“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而“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从这样的要求来看，我们觉得八大的决议上写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

第三，增强社会主义国际力量的需要。二战结束后，世界逐渐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新中国成立，党中央做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在当时极大改变了世界两制力量对比，中国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重要阵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也在客观上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但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意味着社会主义整体力量的增强。1956年10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关于苏联援助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谈判情况报告时的发言中指出：“苏联同志不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搞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成的。斯大林过去倒讲过这样的话。他对毛主席说，你们各种工业部门都要搞起来，要担负起保卫东方的责任。苏联帮助我们，从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互利的。”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这不但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根本利益。

第四，基于中国国情的合理选择。中国领导人认为，经济是基础，如果经济不得到改造，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新中国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国内市场需求很大，各种经济要素资源相对丰富，这使中国有条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做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指出：“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方针，把过去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提法具体化了，提出了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太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原因：首先，中国是大国，有着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所需要的资源禀赋；其次，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也是中国保障自身独立安全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领导者曾经设想社会主义各国基于比较优势专注发展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便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工协作。1960年2月8日，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等在广州鸡颈坑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并开始读《结束语》。《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指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毛泽东批注“赞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毛泽东读到这里说：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来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理解和支持，并被给予了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大量援助。

二、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路径分析

为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和国家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昂扬勃发、科学施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较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对此，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总结新中国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主要路径。

第一，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由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国家安全，党中央必须以很大力量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的发展则是建立在重工业发展基础上的。其次，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受苏联影响很大。苏联所走的工业化道路就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再次，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中国领导人对重工业的认识也有很大关系，当时中国领导人认为，“没有动力工业、钢铁工业、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等重工业，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完全独立，就谈不到国家工业化”，我们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这样才能“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最后，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也和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缺乏先进的国防工业而陷入落后挨打局面的教训有关。

第二，发展科技力量，建立一支庞大的专家队伍。现代工业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而不断发展前进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所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人民的事业，也是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事业，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建成，需要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参与，更需要各方面专家队伍。1957年7月30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对策问题。毛泽东会前写了详细的讲话提纲，他在讲话中指出：“周总理讲了三条：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二、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结。这三条提得很对，再加一条：四、建立技术队伍。华东协作区这次开会，他们感到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搞工业体系，要建立技术队伍，希望各大区都注意这个大问题，各大区、各省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和技术队伍。”

第三，向苏联以及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学习。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技术落后，这个时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多年发展，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中国有可能通过向外国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发挥后发优势，以便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中国独立的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要利用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业技术。如果充分利用这些专长，不仅可以在技术需要方面减轻苏联负担，而且可以加速中国工业的发展。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经贸交流的可能性。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指出：“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协作范围将不断地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指出，苏联的建设经验，根本上是好的，苏联的经验比我们的完全。不学习苏联有很大损失，学习苏联有很大利益。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强调学习苏联，所以就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该争取这个可能。

毛泽东曾经把学习外国作为中国建设路线的一部分。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阅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提要后批示：“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会见秘鲁议员团时指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他说：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中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必须向世界上可以学习的国家学习。

第四，要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新中国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就要求立足国情，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1963年10月12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召开的五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在讲到国内建设问题时指出：“为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概括的原则，计划经济，按比例地发展。但是具体的道路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总方针，还需要在实践中来发展，把它具体化，要创造自己的经验。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套完整的、成功的经验。”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内容，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第一，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第二，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第三，实行技术革命。”“第四，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

三、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时间估计

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技术落后，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难度会更大，持续时间会更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对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发展前景和目标进行了很多探索，但是由于对中国国情认识不充分，对工业化建设所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缺乏足够准备，这种探索是逐渐深化和趋于现实的。

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草案做了三次修改，加写和大部改写的内容主要有，从1953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20年，也就是1973年完成中国工业化，这是中国主要领导人对中国工业化完成时间的较早估计。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推进，1956年4月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的汇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保证不断扩大再生产，并且保证国防的巩固。从这个标志来看，我国在1967年是可以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至于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的大小，是工业化的次要标志，要视各国具体情况而定。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农业和消费资料必须保有一定的比重，到1967年，按195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约5317.7亿元）中的比重将达到67％左右（全部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达到70％左右），现代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将达到60％左右。汇报还提到：据初步规划，到1967年，我国将建成以鞍山、包头、武汉、酒泉（或安西）、会理（或西昌）、湖南、太原、石景山、重庆（大渡口）、贵州等钢铁联合企业和黄河、长江流域的若干大水电站为中心的，由其他各类工业配合的若干个大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将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完成，党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很大的反作用。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大发展。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满足我国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国际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条件，我们应当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三个五年的时间推算，到1967年这个任务就可以完成。1959年12月19日，毛泽东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读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一段，“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联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毛泽东指出，从世界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中国领导人对经济建设的目标有了新的认识。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联系苏联建设的情况，指出：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苏联建设时更为有利，“这就给我们一种可能，更快地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我们设想，如果能够在八年（就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到一九七二年（就是第四个五年计划），很快地建成独立的经济体系，那么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都是有利的”。这里周恩来提出了1967年或1972年两个建成独立的经济体系的年份。

1959年12月31日，毛泽东阅胡乔木送审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稿《展望六十年代》，该稿提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诚然，就在那时，中国的工农业产品按人口计算起来，水平也还不高或者不很高。”毛泽东将其中的“不高或者不很高”改为“是很低的，同英国比较起来，还是很落后的”。

1960年1月7日—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会议提出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要求在1962年提前五年实现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和科学规划纲要；在1967年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系；同时，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上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由于对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认识还不充分，提出1967年要实现的建设目标要求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随着经济困难形势的暴露，中国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调整取得了好的发展效果，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中国领导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步骤重新进行了设计安排。1963年8月20日—24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时发言指出，要“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构成和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参考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找出我们自己的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各部门的比例关系”。8月下旬，毛泽东审阅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草稿），其中一段文字是，“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年，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最前列”。毛泽东将文中的两个“十年”都改为“十五年”，将“走在世界最前列”改为“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1963年9月6日—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我国工业发展的方针以及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农村工作等问题。周恩来就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和1965年控制指标相关问题做了说明，并指出：三年过渡之后，我们打算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建立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在二十世纪内，建成一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63年9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时指出：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独立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工业、农业。这就是说，基本的东西我们自己都能搞，摆脱附属地位。

1964年12月21日—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没有提具体的时间界限，而是用了“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样一个提法。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尽管经济建设工作受到干扰破坏，但是党和政府对建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一以贯之。1975年1月13日—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两步设想”的重新提出，给人民以很大鼓舞。

四、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指标测度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国民经济统计采用的是MPS体系。该体系认为社会产品是物质生产的成果。MPS把整个国民经济部门依据经济活动性质分为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等生产物质产品的部门，以及为农业、工业、建筑业产品实现而追加劳动的商业、物资供应、货物运输业和为生产服务的邮电业等部门。社会总产值只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工业的物质产品总产出成为工业总产值；农业的物质产品总产出成为农业总产值；工农业的物质产品总产出成为工农业总产值。在实物经济指标中，煤炭、钢铁、粮食和棉花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同时也是重要的生活资料，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家通常以上述四种物资的产量作为衡量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1961年12月21日，当时中国经济调整开始不久，关于应如何确定未来的发展目标，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到1969年建成我们整个的经济体系、工业体系。至少可以自己搞年产四百万吨钢的从采掘到轧钢的设备，每年可以搞十几套的化肥设备，那个时候，我们的机械制造能力和水平，包括钢的品种等，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大体上，1969年的目标是：钢二千五百万吨，煤四亿二千万吨，粮食四千五百亿斤到五千亿斤，可以征购原粮一千三百亿斤，国家可以有二百亿斤粮食的储备。棉花产量可以达到四千万至四千五百万担，每人的布票可以搞到二十二尺，而且布的质量要好一些，到那个时候，日用品应该说是基本满足了。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经济调整时期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对于我国从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一个初步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目标是：一、按照勤俭建国的原则和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吃、穿、用的问题。二、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在科学技术方面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为实现上述目标，要求粮食、棉花、钢、煤四项产品，分别达到以下的产量：粮食：1967年生产三千八百亿斤，1972年生产四千三百亿斤。棉花：1967年生产三千二百万担，1972年生产四千二百万担。钢：1967年生产一千八百万吨左右，1972年生产二千八百万吨左右。煤：1967年生产三亿五千万吨左右，1972年生产四亿五千万吨左右。

随着经济调整的成功，国民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家对发展目标和任务的认识更为科学。1963年8月23日，周恩来在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的讲话要点指出：根据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迎头赶上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经过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三年过渡和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年十年规划，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有这样几个指标，初步设想，经过十三年，到一九七五年的奋斗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五百亿斤，那时人口将有八亿五千万，每人平均有原粮六百五十斤。棉花产量达到四千万担，加化学纤维二十五万吨，每人平均可有布十六尺。钢产量达到二千八百万到三千万吨，才可以初步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煤炭产量达到四亿吨，石油产量达到三千万吨，才可以开始改变我国燃料首先是改变化工原料的构成。再加以在木材、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各种钢材、化肥、酸碱、机床、发电量上达到相应的产量，铁路运输里程达到五万五千公里左右。在轻工业产品和各种运输量上，在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上，也有相应的增长和相当的发展。这样，就可以说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了。”

关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水平，1963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第十九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这表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自己设计厂矿企业，不仅小型的，大中型的我们也可以自己搞了，并且能够供应设备了。第一个五年我们自己只能搞五百多项，现在能搞一千多项，质量也不同了，因为大中型的多了。我们的各种材料的品种，不论钢、钢材、机器、化学、有色金属的品种，都有增加。我们的技术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在工业方面，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也开始形成了，力量也壮大起来了，现在大概经过专业训练的有二百多万人，但是还不够。”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49年至1978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进行的最成功的工业化建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格局，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工业经济基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