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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思政课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政课要教会学生科学的思维。思政课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该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应该是观察认识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立场、观点、方法。思政课教学是一项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要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善于运用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抓住关键、找准重点、阐明规律，创新课堂教学，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1]笔者认为，基于高校思政课的基本特点，科学分析与课程内容息息相关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自觉践行思政课所传达的理想信念、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实践智慧、奋斗目标，是提升课程教学引导力的基础。

　　有些大学生存在认识偏见，认为思政课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严谨、系统、普适，甚至认为思政课上所讲的理论只是某种政治要求下的意识形态说教。这是对思政课的严重误解，这种误解甚至让一些教师授课也不那么理直气壮。其实，思政课的科学性在于深刻性、正当性、有效性。

　　思政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全面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它从根本上主张理论面向现实，认识现实中蕴含的客观规律，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改造现实，使现实不断理想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2](P526)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它“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3](P8)但唯物主义的抽象排斥任意性，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准确地反映对象主体，反映对象与其外在条件的关系，从而在内在因素与外在条件的相互作用中揭示其运动发展规律。其中包含的价值观也不是所谓的“价值偏好”，而是得到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支撑的价值取向。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逻辑演绎式的思辨形而上学。从古希腊作为万物本原的“水”（泰勒斯）、“火”（赫拉克利特）、“原子”（德谟克利特）、“数”（毕达哥拉斯）、“存在”（巴门尼德）、“理念”（柏拉图）、“实体”（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宗教的“神”“上帝”，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的“个人”及其“欲望”，一直到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西方哲学家总是以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想方设法寻找一个世界的“本原”，从而获得一个构建世界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为此，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逻辑起点当作历史起点，由此演绎出整个世界起源、运动、发展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终结了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从客观现实本身研究和把握其客观本性及运动规律，从而实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关于《资本论》，马克思明确指出，他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P8)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形式，因此他的研究主要以英国资本主义为例证。马克思认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3](P8)《资本论》开始于商品范畴，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正是由商品关系派生出的资本主义的复杂关系，形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密不可分，“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3](P22)正因为如此，“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3](P22)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根源于它自身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及其根本弊端的必然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当然要涉及人，但它绝不是脱离现实的纯粹逻辑演绎或“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指出：“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3](P10)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更反映了不同时代变化着的世情现实。

　　从一定意义上说，思政课上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是世情理论、国情理论、党情理论、民情理论，或世情中、国情中、党情中、民情中的理论，若不能如实反映其研究领域与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其理论是无法讲深讲透讲活的。两门党的创新理论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根据所面对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及其相互关联，围绕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主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理论创新及其现实作用。如“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只有反映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将一般理论与具体现实情形相结合，内容才是现时的，教学才有针对性、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想道德修养，“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应有的道德情操，“养”的是对这种道德情操的气度与坚守。面对错误社会思潮、青年亚文化等的影响，思政课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在比较中明辨是非，习得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精神格调。法律的正当性、有效性也不是抽象原则，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具体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中制定的善治规范，离开具体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空谈法律，就无法让学生真正理解法律精神。

　　讲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国共产党简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几门课程，必须具有历史情境意识，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伟大的历史感”。历史是特定历史主体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对客观挑战和主观应战的认识与实践，上述五门课的区别在于：一是研究的历史跨度长短不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既要研究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近代史，也要研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改革开放史”研究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发生发展的历史。但是，任何历史人物、事件都必须在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中来认识和讲授，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对当时的认识、应对、结果的反思、评价和总结。二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侧重研究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苦难历程、根本性变革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不屈奋斗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侧重研究一个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的曲折而辉煌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简史”侧重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中，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时代任务和自身建设的认识、谋划、举措及其历史作用和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发展史”侧重于社会主义本身，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不断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曲折发展历程。

　　综上所述，在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中把理论讲深，让学生耳濡目染理解感悟理论的科学本质，就能有效克服其对思政课存在的“非科学性”的偏见，从而心平气和地认同真理，提升理论思维和认知能力。

　　有些大学生存在思政课“说教论”的先入之见，影响他们对思政课应有的理性态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终依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变化而变化，反映变化、因应变化、引导变化，实现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把理论讲透，就是要引导学生在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变动中真切体悟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让他们学到学理通透、逻辑贯通、情理交融的科学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将他们的认识由认同提升到信仰的高度。

　　我们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的毛泽东思想这部分内容为例予以说明。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P1471)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国家和社会革命的理论，让习惯于修齐治平的仁人志士们思想上豁然开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此时，“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5](P3)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投入到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使命中。然而，当中国共产党人满怀赤诚与国民党共担国民革命重任时，国民党右派却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成立不到6年的中国共产党险些被斩尽杀绝。中国共产党人向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奋起反击，循着十月革命的道路，依靠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农民武装和受党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发起在省会城市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于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成为党内、军内的普遍忧虑。血的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生死攸关的根本性问题：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怎样取得革命胜利？回答和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贯穿始终的深层理论问题是：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政治上还涉及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所要求的历史逻辑辩证结合起来，得出了一系列崭新结论。第一，毛泽东认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4](P1469)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P36)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被它们撕扯得四分五裂。世情、国情、民情、党情决定的历史逻辑证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4](P1471)[7](P48)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第三，当时的中国是军阀混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每个军阀背后都有不同的外国势力，“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7](P189)这就为党利用矛盾开展革命提供了巨大政治空间；中国是一个地域大国，经济政治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存在着大量的政治统治薄弱地区，党领导的革命具有巨大的地域回旋空间，能够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7](P189)[7](P49)于是，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对十月革命经验的重大超越。第四，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是，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能够履行党赋予的政治使命的新型军队，仍然是一个难题。党初创时期的军队，主要成分为工人纠察队、农军和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的国民革命军，部队中存在着严重旧式军队的思想、作风和习气。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队与党的关系，确立了“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7](P86)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坚决纠正党内和军队中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用党的先进性保证军队的先进性；紧紧围绕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从关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点点滴滴做起，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其作为军队的军规兵心，建立了军民鱼水关系，使党得以在广大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开展人民战争，军队成为“人民子弟兵”，人民成了军队的坚强靠山和力量源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用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保证了军队的道德崇高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第五，回答和解决在一个东方农业国，如何把一个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人的社会本质是由他所生活其中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决定的。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两个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6](P52)—与共产主义的内在关系。于是，毛泽东率先提出建设先进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思路——思想建党：一是处理好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通过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树立起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二是处理好党与人民的关系，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三是“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7](P92)通过经常性组织生活锤炼党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4](P1357)、民情的认识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5](P14)

　　综上所述，在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变动中把理论讲透，让学生真切体悟理论的深刻解释力，就能有效克服对思政课的“说教论”偏见，真心实意地热爱真理。

　　有些大学生程度不同地存在思政课“无用论”的错误认识，这也影响到他们对待思政课的态度，甚至产生排斥抵触情绪。事实上，思政课教学和其他理论课程教学一样，只有让学生真切体悟到理论鲜活有用，才能不仅提高“上课率”“抬头率”，而且提高理解上的“点头率”，进而激发起学生学以致用的理论热情。思想政治理论之“活”，就在于它产生于变化中的现实，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思想政治理论之“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识之用，成为学生认识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以及主客观世界关系的理论根据。二是实践之用，成为学生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调整主客观世界关系的理论遵循。三是修养之用，成为学生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能力、格调、境界的理论指南。

　　高校思政课，从认识论意义看，其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是当代中国任何一个高素质、大担当人才都不可或缺的顶层理论架构。只有理解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共产党能；只有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只有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行。从实践论意义看，思政课上所讲的理论都是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理论，其目的是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履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从修养论意义看，不仅是“思想道德与法治”，其他课程也具有价值观塑造、道德观涵养的重要作用，说到底都要通过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文明观、民主观、自由观、人生观等，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树立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思想政治理论的认识和实践效用就在于对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认识和改造上，其改造效应体现在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朝着符合社会发展和民心所向的方向发生的关联性变化上。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之“情”，就是其外部环境、内部状况及其内外关系的变化态势，其中，外部环境是其发展变化的条件，内部状况是其发展变化的根据，外部条件通过内在根据而起作用。我们以“改革开放史”为例予以说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百废待兴，“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5](P14-15)我们党通过科学认识和应对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5](P18)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最大的国情是经济、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最大的党情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极左思想根深蒂固；最大的民情是数亿人的生活较为贫困，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再看看世情，虽然东西方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意识形态依然对立，但世界大战短时间打不起来，和平成为主题；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南方国家急切发展自己，发展成为主题。所以，当时世界的全球性、战略性、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通过对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全面观察与理性思考，邓小平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政治气度和理论勇气坦率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8](P137)他以最朴素的话语告诫全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表现为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通过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从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实现拨乱反正，从而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走上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共同富裕与一部人先富起来，乃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敏感而棘手的问题上，我们不断探索，大胆改革，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对外，我们突破意识形态限制发展国家关系，全面学习借鉴外国的一切先进事物，迈出了开放的步伐。

　　具有如此广度、深度、力度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因而困难曲折也在所难免。要发展，上上下下都没有思想障碍，障碍在如何发展上；要富裕，全体人民心向往之，顾虑在如何致富上。“引进来”，就难免鱼龙混杂，同时也可能会给西方“不战而胜”的机会。“走出去”，我们作为弱势一方，必须先与“国际接轨”。所谓与“国际接轨”，主要是对接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条，这些所谓的“国际规则”，都是在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的，主要体现的是它们的法权意志和根本利益，虽然名义上有“非歧视原则”，实际上内含着强烈的“去社会主义化”倾向。我国开放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没有放松“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西化”是手段，“分化”“弱化”是目的。这样的世情对我国的国情、党情、民情产生了重大冲击，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受到国内极左思想以及“全盘西化”论、国外和平演变势力的多重打压，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接着又遭遇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一时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美西方政客们以为彻底灭亡社会主义的时机已到，借机疯狂制裁中国。开放之路严重受阻，重大改革举措尚未得到完全理解和认同，党内出现“信仰危机”，社会上有些人一度陷入精神迷茫，这是当时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力挽狂澜，坚定地告诫全党和国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8](P383)“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8](P382)他坚信，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以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清醒，向全党科学阐明了一系列基本论断。第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P373)第二，我们的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必须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来评价，“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P372)第三，我们的改革是对还是错，必须由人民来评价，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第四，他给全党阐明了社会形态变革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把握社会发展大势的科学方法论，他指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8](P383)“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8](P379—380)所有这些都生动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活的精神。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低谷中，没有退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迷途到全盘西化的邪路，而是始终坚定不移地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路上。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考验面前，“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5](P16)用党的时代先进性——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5](P16)党的十六大以后，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趋紧，生态环境恶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5](P16)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党领导人民抢抓世情有利于我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9](P150)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经过几十年的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5](P2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5](P23)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5](P27)中国快速平稳的发展引起了美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焦虑和恐慌，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彻底撕去了西方世界的虚伪面纱，全面遏制中国发展，不顾世界市场和国际行为的基本准则，不择手段地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和高科技企业围堵打压。但是，这一次与1989年前后的世情变化对我国国情、党情、民情的影响完全不同了。第一，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禁售中国高端芯片、光刻机等，充分暴露了它们的市场自由、公正原则的虚伪性；美欧长期打“碳排放牌”，既为遏制中国发展，也为推销它们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可是，当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领先于世界时，美国环保局却倒行逆施，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论证电动汽车比油车更容易排放有毒气体，美欧日的大牌车企也纷纷提出走继续开发燃油车的老路，充分暴露了它们科技问题政治化以及环保问题上的虚伪性；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瑞典、芬兰、捷克、加拿大、澳大利亚，就6G无线通信系统的研究和发展制定共同原则，而将在5G、6G上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排除在外，让人们充分认清了它们在“科学精神”面前的狭隘性；美西方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中的“双标”做法，让国际社会彻底认清它们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人道主义干预”的欺骗性，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铁的事实，让很多人从崇尚西方的传统认知中清醒过来，切实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利己性、虚伪性。第二，中国在西方的围堵打压下丢掉了一切幻想，非但没有垮下，反而更加强大，中国领先于世界的高端科技不断创新，“卡脖子”的技术难点正在逐渐被攻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让西方初步尝到了制裁中国的“反噬”苦果，让那些为西方文化代言的“公知”们无言以对。由此，热爱国家、拥护社会主义、拥戴中国共产党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的主旋律。

　　综上所述，在理论与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相互作用中讲活思政课，让学生充分认识理论的实践指导力，就能有效克服学生的“思政课无用论”的误解和偏见，从而激发起学生践行真理的实践热情。

　　总而言之，世情与国情、党情、民情的因应相成，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与世界互动的生动气象，党的理论与时俱进与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是思政课教师的智慧源泉和育人底气，是思政课“叫好”又“叫座”的源头活水。正如习近平所说：“国内外形势、党和国家工作任务发展变化较快，思政课教学内容要跟上时代，只有不断备课、常讲常新才能取得较好教学效果。”[1]

　　（作者简介：何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