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实践中的创新发展，不仅要赋能经济建设，而且也要赋能教育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竞争的高地。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代表。就此而言，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也就复盘为数字技术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过程。随着数字化向日常社会各领域渗透，人的现实感性生活很有可能沦为虚假数字景观产品的机械投放地[1]，这给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带来冲击。我们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话语乃至方法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遮蔽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而揭示数字化生存的特质，厘清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发生与理论建构之间的张力，能更好地回应数字技术影响人的存在形态和本质变化这一问题，激活学科创新性不足的现象，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结构优化与功能升级。

　　“现代教育必然是数据驱动的，而非纯粹经验主义的实践”[2]，因此，教育（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驱动到数字驱动的转换，且正全面进入“数字生存与数字化时代”。当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甚至关乎人类生存时[3]（P15），人如何以数字化的形态存在？面对数字化生存中的现实与虚拟关系的错位倒置、主体使命的隐退等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又有何为？

　　（一）数字化生存的相关概念及其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影响

　　数据的全面收集与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现实的新视角。如何才能助力人们走向良善的数字化生存之路，以更好地洞察人类未来的生存境遇与未来命运？其切入点在于厘清数字化生存中那些被量化、外化的人之特质，解读算术的方式如何操纵、调节人的存在方式。

　　1. 数字化生存何以可能？人又如何以数字化形式体现？从字面意思看，数字化生存是“借助于数字化构造一个‘真实’虚拟的而非想象、虚假的信息传播与交流平台”[4]（P5），包含数字技术创生的、用以反哺人类现实生活的实体应用。数字化带来了人的身体存在的新方式——虚拟实体与数字化元件，增强了对人的自我量化。数据交往联通、元宇宙、脑机接口等造就了一个“未来—现实—虚拟”的数字化生存时代，数字化存在、符号化互动、跨时空交流等成为新的生存形态与体验。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与技术镜像相生。[5]技术不再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而是成为构成人的存在的根本方式。

　　2. 人的现实化生存与数字化生存的任意切换意味着人与数据的关系走向深入。数据化生存带来了一种数字化人格，也催生了人类的思维数据化。技术将数字化的人切割成数字化的元件，标签化思维与算法思维推动了人们行为、身体乃至思维的数据化。由此，经验驱动让位于数字驱动、感性思维逐步让位于数据思维。同时，数字化生存中的互动模式由于时间呈现出了实时与延时的互动特点，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可以方便地在实时（同步）与延时（异步）交流中切换。[6]无论是实时还是延时都从特定维度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发展轨迹、关系性质。AIGC领域技术的发展与ChatGPT的问世让人与机器的交流互动走向常态，但人与人之间连结过满、过度会带来倦怠与压力，且数字化产生的多线程模式模糊了时间边界，引致切换任务时顾此失彼。

　　（二）数字化生存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境遇

　　在充满着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数字化生存中，思想政治教育既有的概念、理论框架、分析逻辑明显难以承载超重的实践问题。如若依然仅仅在原有理论孤岛上守望或者打补丁，就无法建构系统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岛链。因此，数字化生存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机遇，数字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旨在跟进实践的深刻变革。

　　1. 数字化生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挑战。首先，在移动社交时代，互联网随时随地都在产生海量且不断变化、彼此覆盖的信息热点，语音、图片、视频等包装的虚假信息以其强烈画面感与视觉冲击力增强了虚假信息的真实度。信息技术的快速扩张要求我们发掘每一个精彩场域背后的逻辑，挖掘关联变量，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构带来挑战。其次，“技术向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延伸，不是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凌驾”[7]。智能信息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数据挖掘与数据结构化，但盲目使用相关技术，过度依赖技术等情况有可能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再次，随着网络以其自由开放、去中心化等特征赋权网民，自上而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被颠覆，形成了传受一体化的多元传播模式。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呈现出动态、开放与非线性的混沌现象，时间上呈现出全时性，内容上却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加之互联网以其特殊方式再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权威式微。但同时，数字化生存中思想政治教育也存在变革机遇。

　　2. 用新的思维领悟新技术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首先，数字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正经历着量化转向。数字技术嵌入后，通过全网融合、全要素联结，实现制度秩序、道德规范和技术手段等三位一体的共享、共治、共存，这给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优化推进高质量、高效能发展模式带来机遇。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不能满足于微观上的修修补补，而应以结构性、系统性的理论创新，即将思想政治教育置身于学术脉络和现实需求的交叉情景中予以审视和反思。[8]其次，数字技术也引发了诸如重图像、轻文字，重制作、轻思想，重编码、轻创作等架空思维体验和文字表达、消弭人文精神和人际交流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要提升对信息量的筛选能力，内容要挤水分、去库存、去碎片化散装知识，提升知识浓度和硬度，以实现变知识弱连接为强连接，超越学科阈限，进而借数字之眼，启人文之思，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最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数据资源扩容、算法和计算工具演进，人们将海量数据应用于揭示复杂人类思想道德发展规律的能力不断提高，数据驱动研究方法将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提供新机遇。[9]

　　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数字技术引起的思维方式变革与数字范式、算法推理等技术武装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优化与理论体系的延展。这无疑激活了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优质生产要素的活力，并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各类要素协同互补、彼此赋能，进而形成整体优化的发展格局。

　　（一）思维方式变革是数字化生存中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延展的关键

　　新质生产力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即通过新要素、新模式的注入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增长的新动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延展不仅是体量的简单扩展，它应在联结中实现质的突破。

　　1. 技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联动性与协同效应。不同技术在不同发展阶段并非孤立的，而是经过技术间的加速融合与彼此赋能形成了智能技术生态，并以技术群的形式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技术与社会系统也彼此纠缠、相互作用形成互补与竞争关系。因此，我们既要考察技术自身的内在机制，也要洞悉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从整体性的视角观察立体交叉的技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联动网络，从而揭示数字技术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的动能，盘活数字资源，建构全链式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新格局，进而通过技术优势促使制度优势转变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

　　2. 互联网思维、生态思维是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变革的主要特征。互联网的网状技术结构决定了它内在的精神，是去中心化与平等。因此，互联网思维也必然体现着更加扁平、更加网络、更加生态的方式。首先，互联网自由、平等、开放的连接属性和快捷、高效的技术优势不仅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重塑社会关系形态，而且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功能的转换升级。一方面，快速、全天候采集各种平台、各种渠道的数据等，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库，扩展了信息采集维度，进而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造加工的智能化与加工整合。另一方面，在网状的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由连接点的广度与厚度决定的。人工智能正是基于此来拓展链接，挖掘已有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从中总结提炼出以往没有发现的联系与规律。其次，以生态思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群之间的耦合、共生共融，确保二者在演进中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确立生态思维，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中确立人文价值为魂、技术为体的原则，在关注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社会运行基础架构与实践平台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深度关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意义建构。再次，数字技术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是第二性的，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在以互联网思维、生态思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迈进智能化阶段，面向创新人才培养的新生态，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也包含理论与人本层面的转型。在技术走进理论、走进教学、走进实践的同时，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量化研究落实在人的全面发展、立德树人的价值尺度上。

　　（二）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多层次的“技术武装”

　　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武装表现在对数据的智能分析上，它不仅营造了思想政治教育复杂的人机主体关系连接，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时空场域，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数字资源，而且在价值理念上彰显出数字化特质。

　　1. 数字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武装体现在其营造了新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是致力于人的生命改变与发展的实践活动，机器的加入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人机交互的深度应用衍生出了新的交往模式，一是海量信息与社会思潮在传播中的主客体关系发生转向，社会公众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得以凸显。二是不同于印刷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主体性、主体间性到他者性的转移，数字文明时代的主体不再是简单的转移，而是彻底被颠覆。在虚拟现实和“技术—人”所构建的新的数字化生存空间里，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如何恰当处理人机关系等问题不容回避，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关系的探讨也从浅水区进入深水区。

　　2. 数字技术全方位武装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在对其理论与实践的量化研究上。数字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层次介入旨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精准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把定量研究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论域，实现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统一，解决了仅仅依靠理论思辨与质的研究无法回应的问题，进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从软科学向硬科学的路径解释拓展。

　　首先，数字驱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量化研究向算法转向，算法转向本质上是关系转向。算法的人格化与人的算法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双重驱动力。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为理论思辨、实证方法、数字信息技术跨界整合提供了可能，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创新、运行模式优化、育人时空拓展、教育方法变革。其次，数字技术赋能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编码，形成可以随时能浏览与使用的成果数据库，为以定量的方法解决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问题，并对其进行指标化提供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并不能逼近事实背后的复杂真实现象，过分依赖数字技术则会造成人的异化。再次，技术的全方位、多层次武装，助力我们更好地感受不同学科之间的张力，解读不同学科背景与知识话语之间的话语权竞争。其实数字化既有技术探究维度，也有哲学向度追问的问题。技术武装不仅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占有现成的各学科知识精化的基础上实现飞跃，而且也让思想政治教育从人文社科属性比较强的学科路径解释向自然科学属性比较强的学科路径解释拓展。

　　3. 数字技术赋能创造的“现场”与“在场”，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时空场域。数字世界是充满流动的世界，要了解数字世界的社会关系变化，必须关注其流动性。个体因流动性挣脱了人际交往的传统束缚，让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通向了更宽阔的时空场域。

　　一方面，移动互联网不仅创造了“现场”与“在场”，而且还赋予人们对于在场与缺席的控制能力，虚拟在场成为移动时代新的认识论。虚拟在场给人们创造了更多的交流契机，消解了快节奏下人的孤独感，给人带来一种连接的意义赋予。因此，通过虚拟在场深入社会基层，推进基层强关系产生和新场域再现，可以规避社区、基层民众失语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基层失序的窘境。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活化”了思政课的时空场域，为思政课提供了数字可视化平台。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创新技术可以让沉浸、半沉浸式虚拟现实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广泛应用，让人体验到身临其境的场景感，真实感和历史感，进而以历史感构建“大格局”，以真实感勾勒思想政治教育“大课堂”。总之，要进行顶层设计，借助新质生产力赋能，促成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的涌现与跃迁。

　　新质生产力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向度关切数字要素激发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再造与其边界限制。价值链再造是指基于数字化生存特点，通过重新设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价值的内容增值最大化，实现其实效性的跃进。数字化将形成的数据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价值，以落实价值场景化与场景生态化的目标，进而解决以下难题：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怎样的事实选择与价值判断来重构社会关系？在数字化生存中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如何将事实、数字、观念转变成改变物质世界的精神力量？

　　（一）思想政治教育数字价值场景化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价值场景化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数据等资源转化为具体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再将数字价值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场景中，使思想政治教育数字价值在场景化中变现。

　　1.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价值的生成逻辑。思想政治教育数字价值的生成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数字轨迹的抓取中实现的。它关涉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全要素、全流程的数据关联与融合。基于对数字轨迹的收集，重构联结群众、服务群众的网络平台，并以多元协同的新格局替代条块分割、联通数据的孤岛，可以引导主流价值观，让数字资源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价值。

　　首先，将数字资源转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价值何以可能？一是抓取人的思想行为活动中产生的数字资源，采集海量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数据，对数字技术所进行数据的智能汇聚和融合，以建构“主体—资源—环境—活力”数学模型，经过仿真与数字建模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价值。二是将模型还原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进行问题诊断，即利用仿真与数据模拟从多维度、多层次还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预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其次，数字资源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价值的关键在于要将事实、数字、观念变成改变物质世界的精神力量。人是数字化时代技术红利的享有者，也是技术反噬的受害者。技术至上的数据算法应用并不能满足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要求，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释放行动主体的活力，赋予当下人之生存的人文价值。再次，技术带来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因“现实的人”而生，各种关系的解决最终也必须依靠“现实的人”。数字化生存下，数字素养提升业已成为“现实的人”的内在发展要求。[10]重新思考人的思维、审美、价值判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价值生存的关键。因此，数字时代，我们的知识和思维、价值体系既要回到历史纵深，也要借鉴信息技术前沿，重思并洞悉我们正在遭遇的种种价值危机以及关系每个人的重要问题。

　　2.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价值的场景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价值场景化可将数据潜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通过实际场景来实现。价值场景化意味着采用数据驱动、平台使能、场景创新三位一体，变过去对数据痕迹的被动式需求为主动式挖掘数据，让思想政治教育覆盖到生活、出行等各种场景，进而让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传播更加多元，包容力度更广。

　　数字技术为数字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具体价值拓宽了空间场域——它将虚拟场景与线下场景连接在一起。在数字价值场景化时，应注意思想政治教育场景下移的现象。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来自人民，人民生产信息并在网上交流，因此需要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场域转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场景里。如何让教育主体从自说自话的舆论说教者向实践行动者转变，以激活基层、社会、居委会的治理内生力，进而达成共识？一是实现主体从信息传播到舆论引导的角色重塑，即从侧重数字技术统治下的被动客体转向社会实践主体。二是用好基层网格组织，让脱嵌的部分回笼进而加固，以贯通自上而下的政治通道与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让党的创新理论通过群众叙事飞回寻常百姓家。

　　（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场景生态化

　　数字场景生态化是在数字价值场景化的基础上，将每一个场景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数字生态场景。它将分散在不同领域的不同需求串联起来，形成数字能力联盟和数字能力生态圈，旨在以更加完整和高效的解决方案破解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化生存中的难题。

　　1. 数字场景生态化旨在数字拆分和重组，形成共生、共创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数字技术从全局性、多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运作模式进行反思，打破了学科壁垒，连接了不同学科资源，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同频共振，以优化出最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功能提升，进而为人的解放和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智慧型、便捷性与普惠性的生态化场景。

　　一方面，数字场景生态化要求将信息采集与处理系统整合成“数字神经系统”以感知社会状态，将之与需求和动态反应模型相结合，并用得到的结果来矫正系统，从而维持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场域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场景生态化的落实受数字技术和媒介力量的双重影响，反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关系结构的历史性更迭。以数字技术为群众美好生活赋能，创建能够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生态化场景，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被数字技术赋权的同时，数字化的内生活力也被激活了，并以更强大的辐射力量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生态化健康发展。

　　2. 数字场景生态化彰显了数字技术与数字人文双重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格局。数字技术与数字人文的双重逻辑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逻辑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功能范围拓展。

　　首先，数字场景生态化让生态延伸到整个思想政治教育逻辑链上。在数字化社交、分享、互动等传播链上，思想政治教育以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审美旨趣与知识分享的形式传播，在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这种场景生态化的落实是数字技术与数字人文联袂的生态，全方位刻画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动态数字轨迹，形成了多元、融合、共治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其次，数字场景生态化确保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数据采集从既往静态的、短期的、结果性的，转向动态的、长期的、关联性的。数字场景生态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定位提升、功能聚合，并对不同社会思潮进行了价值整合，规范了舆论导向，其网格化、精细化管理，也进一步促进了智能生态化的新型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形成。再次，数字场景的生态化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的深化。从生态思维的角度来看，技术手段、工具，以及由其所引发的思考、价值、理念变革皆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1]技术应用带来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变化，教育效能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技术维度上，也体现在道德、审美等价值维度上。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场景的生态化切实对人民有益，它以广大人民最直接、最现实、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从数字资源到数字价值，再到价值场景化、场景生态化转向，不是创新技术和教育的简单叠加。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利用数字技术将数据信息加工变成理论，把诠释行为演化为知识，把理论内化为经验，再通过实践检验知识，同时不同教育主体皆在反哺过程中经历着文化再适应和再社会化，共同弥合多重语境下的数字环境。

　　（三）数字化生存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边界限制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些数字的表面信息和统计学意义的关联上的行为。数据思维、算法思维在一定意义上打开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新视野，但要警惕它对人的思维的禁锢，对技术需要保持适度的边界。

　　1. 警惕算法、数据驱动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与传播带来风险。数字化生存中身体的“缺场”带来的是非理性情绪的“上场”，“道德审判”总是与“道德绑架”相互叠加；算法推送受资本利益的驱使，对用户“接触什么”“选择什么”等进行筛选再推送给个体“喜欢”的信息，这势必挤占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弱化主流价值观与主旋律传播，影响个体“如何选择”与“如何理解”的重大问题。因此，要警惕数字技术越界，唤回人的主体性，把立德树人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数据的感知、采集、计算、推理、分析、应用，及相关的治理活动中。

　　2. 规范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数据汇聚和安全共享。数字技术驱动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量化研究，推进了其科学化发展。算法即规则，它不仅确立了机器所试图实现的目标，同时也指出了实现目标的路径与方法。当个体、机构，越来越倾向于用算法来判断舆情态势、社会风险时，算法将活生生的生命变成了受算法掌控和支配的行动者。[12]这就需要人文与技术之间保持适度张力，弥补技术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缝隙；需要建构全域、全员、全程、全时、全景式连接教育空间，确保数字资源安全共享。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理念、科学态度、务实精神，积极推动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尽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的着眼点没有足够强的辐射力，也并非能直接显露人性思量、民生关切与国家情怀，但其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生命观领域。在让生命的活力充分迸发，智慧之华绽放的道路上（或者说在新质生产力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变革这条路上），我们似乎也隐约听到韦伯式的呼唤：“重大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

　　（作者简介：卢 岚，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