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12年初，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经突破5亿，达到5.13亿。互联网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近年来，微博等社交网络又迅速兴起，有超过半数网民都在使用，目前，我国微博用户已经超过3亿。微博不仅具备网络传播的一般特征，而且有其独有的强大的交流互动性、传播快捷性、受众群聚性等特点，因此，它迅速成为当下非常流行的交往方式。这场科技变革正改变着整个社会的信息运行机制，这一迅速发酵的信息平台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的、巨大的。

一、微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积极影响

微博的发展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有着诸多积极影响。比如：民众利用微博沟通交流、获取信息；企业利用微博开展品牌推介，进行商场角逐；党和政府通过微博发布政务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微博作为网络时代新兴信息传播与沟通的载体，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微博为网络媒体在反映社情民意、传播正面信息、开展舆论监督等方面提供了有利条件。

1．提高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便捷性

微博这一平台高度开放、准入门槛低、受众群体多，而且字数被限定在140字以内，多采取一句话的形式，并设置了转发、评论、私信等，因此，信息交流、传播极为迅速、便捷。通常一件事、名人的一句话乃至一个字的微博在几秒钟或是几分钟时间里都可以被评论、转发成千上万次，其快捷性可见一斑。从群众的心理看，在微博中人们形成了一个群体，在微博中的自觉意识降低，从众心理增强。政务微博的出现就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利用微博群体的这一心理和微博的快捷便利性，采取有意识的灌输，使人们自动生成无意识的意识，此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不需要外在的灌输，只需要潜移默化的言语引导就可以迅速深入人心。无论从微博自身特点、微博中群众心理、还是从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优越性来看，无疑都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发展带入了快捷有效的新境地。

2．拓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路径

在微博出现之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主要借助于报纸、电视、杂志、书籍等，这些传统的传播方式曾起到巨大作用，但随着微博的迅速发展，大多数人获得信息主要依靠微博，这些传播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同时人们可以通过手机、网络、客户端等多种手段进入微博，微博平台也逐渐增多，除新浪、腾讯为大家所熟知的外，还有其他网站也纷纷加入，如人民微博、网易微博、南海网微博等等，微博也积极面向所有群体，如政府组织、电视节目、报纸杂志等都开设微博，科学名人、娱乐明星、媒体评论者等都纷纷加入，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其中，名人、名杂志、名电视节目等都有众多粉丝因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引导与利用下，每一个微博网站、每一个组织团体，每一个个人都可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的载体。

3．增强了大众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互动性

微博这一交互平台相对于之前的网络交流方式而言，交互程度是一次突破性的飞跃，之前的交流方式很多是单向度的，或是采取一对一、一对多的形式，或是限定话题内容，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例如QQ、论坛等，微博的强大互动性特征大大提升了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认知度与参与度。

第一，微博的发展推动了政府与群众的积极互动。由于受本位主义和利益机制的驱使, 一些人在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常常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正常现象，也出现中间执行环节走样的情况，因此，并不能完全贯彻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部署，一度造成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并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度遭受威胁。政务微博的强大互动性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政治民主提供了平台。从微博新政看，官方政务微博的发布，将成为信息传播市场最重要的信息源之一。当然，一方面，政务微博基于政务隶属与职能定位，可使传播力、影响力和问政效能产生“集群效应”和“联动效应”；另一方面，“一旦有证据证明，官方信息的真实性面临质疑，那么，舆论将瞬间形成‘空洞’和反噬，使得官方权威性在极短时间内瓦解，甚至形成社会秩序的失控。”[1]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政府逐渐提高了自身的敏感度，积极地顺应微博的应用逻辑和传播规律，更多地扩大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力，如提高公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度、对政府决策的知情权、发言权，全力打造真正体现民意，彰显体贴、亲民的政府形象。由于微博友的发展，博友的参政覆盖面广，个别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可以被群众迅速掌握，并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加大了政府惩治腐败的力度，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微博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使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公众的积极认可。

第二，微博群体的互动，是匡扶正义，抑制邪恶的强大力量。游走于微博世界的网民只有在直接的联系、沟通中，通过对一些社会事件的积极反映，并得到博友的积极赞同，才能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微博群体中，除了个体的参与，还有报刊、杂志等各类媒体的互动。通过广泛的交互传递，微博正将无数呈原子状的个体民众集结起来，形式虽简单，却已然成为人们社交生活的广阔空间。例如，去年春节前后，一场引发全民关注的“打拐”事件在新浪微博如火如荼进行，专家学者、演艺明星、民间团体、资深媒体、公安部门等悉数参与，形成了强大的推动力量。这场引发众博友共同参与的行动，不仅仅是在众博友努力下的一次“打拐寻子”胜利，更是反映出微博已成为整合社会群体、凝聚道德力量的有效平台。又如由微博发起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产生了积极效应，圆了许多家庭的团圆梦，“小月月事件”中对过路人的谴责，或是给失意人一句问候，这都让缺失的道德精神走向回归之路，这些都是在积极顺应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向，同时也增加了大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微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不良影响

微博时代，有人称之为谣言时代，其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各个方面，由于多数人把微博作为抒发感想、发泄情绪的平台，因此会产生主观情绪浓厚。情绪化发表意见必然导致对事件严重性的夸大，掩盖事实真相，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也有一部分人推崇西方价值观，沉迷于西方虚假的意识形态世界，忘却我国意识形态的真实性、道德性、人本性等特性，最后误入歧途。还有的人对微博的信息盲目跟风，并且积极主动地接受，无论是正面事件还是负面意见，无论是知情还是不知情，即使感到疑惑也会保持沉默，尤其是对自身价值具有构建意义的事情，这必然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带来了可乘之机，意识形态本身具有批判性，但在微博中伴随着人们自我意识建构能力的下降而大为减弱。

1．削弱了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辨别力

微博中的人们容易产生盲目跟风的情形，就如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样：“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2]。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通过微博发布有损国家的言论或是通过一些突发事件进行大肆夸大政府过失，尤其是西方的一些言论会通过微博这一形式进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善良不知情的博友会在网上转贴，跟帖，甚至会对政府产生负面情感，尤其是对年青一代思想的侵蚀更加严重、其政治意识具有浅薄性、边缘性、动摇性，这必然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度下降。这正如勒庞所认为的：“群体的轻信、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等弱点，显然既为领袖的品质划定了上限，也给他动员自己的信众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3]这里，所谓的“领袖”，就是那些操控网络舆论的网络推手，往往以网络幕后隐形方式，通过人为制造的网络热点事件，扭曲网络舆论，让网民在不知不觉中充当其炒作的“托儿”或者“打手”，愚弄广大网民的同情心、正义感；为了达到“吸眼球”、“搏出位”的目的，一些人不惜通过采用反社会、反主流及操控舆论等方式来制作和传播不良信息，恶意增加人们辨别网络信息真伪的难度，故意破坏社会诚信和政府公信力，从而严重误导了广大网民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情趣，削弱了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识辨能力。

2．降低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维度

一些情绪性事件借助微博议题设置简单、思想情绪传播快捷、交互性极强等特点，误导民众对社会体制产生不满，更为严重的是，不少传统媒体更是出现跟着微博、依靠微博、迎合微博的怪相，从而失去了传统媒体本应有的思想性、严肃性与权威性。如2011年在世界各地发生了许多民众反对政府而进行游行示威的事件，甚至也发生了民众推翻现有政权的暴动事件，人们一般认为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是国家民生问题严重、民主化进程太慢等，而往往忘记将其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联系起来考虑。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信息制造与传播者的微博时代，新闻自由度在得到显著提高的同时，传媒生态更是悄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技术的这一优势和一些博友“跟着走”的弱点，大肆宣扬西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等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一些西方学者利用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一事实，通过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马克思主义无用了’、‘ 社会主义失败了’、‘ 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等”，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鼓吹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企图影响和动摇我国人民的信念，达到逐渐侵蚀社会主义，影响我国的稳定秩序，颠覆我国的政权的目的。可以说，微博作为网络时代最有效的媒体平台，有着强大的号召力、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拓展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空间与范围。微博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

3．加剧了西方价值体系的渗透力度

微博是源自Twitter（中文称：推特）这一西方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的网站，无疑带着西方社会价值观以及西方社会制度的痕迹。西方崇尚消费、崇尚个人主义，于是需要各种服务性产品去满足这种需要，从而掩盖这一社会本身所存在的矛盾，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4]，Twitter的出现很好地提供了这一平台，这一服务性产品起着意识操控的作用，即使是荒谬的意识也未必能觉察到。西方国家早已利用科技产品的输出对我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微博这一形式成为西方对我国人民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进行冲击的又一主要根据地，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诸多难题。

第一，政治信仰淡化。科学技术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但当技术创造出来后，人们会被束缚在自己所生产的工具世界中，成为科技的奴隶，人开始产生异化，之后人的精神世界就会产生空虚、崩溃、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微博作为西方科技成果对人们的异化影响更加严重，“微博控”是指：对微博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不自觉地去关注别人正在发生的事，进行评论或是转发，或开始关注自己以及自己周边所发生的事情，拍照、编写文字上传到微博中，并时刻追踪自己微博的关注度、评论数、转发量，这一行为已经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人们将玩微博作为生活娱乐方式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沉迷在微博的世界里不能自拔，享受微博带来的巨大信息量，在丧失了自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珍贵的时间。将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搁置一边，真正的向“客体化”的人进化。

第二，价值取向偏离。微博使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再一次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改变时，他们已经忘记了本该属于他们的更富有生活气息、浪漫情调的生活乐趣。西方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严重侵蚀博友的思想和行为，金钱成为一些人衡量人生幸福的主要因素，各种“炫富”事件层出不穷，在微博的言语中充斥着消费的欲望。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此价值观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微博中很少被人提起，甚至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微博也强化了对传统的营销模式的冲击，很多高校学生上微博的直接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转发或评论某商品而获得商家所赋予的免费使用的权利，或是学生利用微博做起自己的生意，这种微博式营销手段使得商家花少量的金钱却可以获得巨大的宣传效果，趋利性让人们在微博时代物化形式更加严重，滋长了人们拜金、攀比、不劳而获等不良价值取向。

第三，行为方式失范。微博作为西方的产品，渗透了西方文化随意的性格，微博中一句话的发表，不需要深厚的文字功底，也不需要高深的技巧性手段，一句话既可以抒发人生感悟，也可以宣泄情感，或分享见闻等，因为没有文章所需要的思想性与逻辑性的要求，所以微博中的文字是零散的、碎片化的。微博在互动过程中，要想在极短的时间里引起关注，一句话、一幅图片必然要求标新立异，休闲性、趣味性的话语往往能够脱颖而出，这必然会消解传统文化教育，于是“新编”、“新解”应运而生。微博的匿名性降低了人们的责任意识，人们追求自己的绝对自由，尽情享受自己在微博中的权利，而没有丝毫履行自己义务的表现。勒庞认为“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人的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作用”[5]，这里的“无意识”指缺乏自我思考的能力、理性批判的能力。出于各种原因，或是为出名，或是玩笑，微博里的错误信息能够迅速传播并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如2012年2月12日晚间新浪微博上广泛传播的所谓“最高法院已否决了吴英的判决”的“新华社快讯”等不实报道等，人们只图自身的一时痛快，却忽视了它的真伪性，忽视了它给人们带来的困扰，或影响了社会秩序安定。群众效应在微博中被错误利用，微博中的人群有时会不经意地成为一帮“乌合之众”、一个个“刽子手”，不仅传播错误信息，还可能暴露他人隐私，侵犯别人肖像权或是名誉权等。

三、微博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如何积极作为

1．加大网络审查力度，建立健全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

微博俨然成为网民在虚拟网络中表达现实世界情感的空间。不可否认的是，微博中存在大量伪事实、伪情感，加之其发展的快速性，微博正日益显现出煽动、批判等负面作用，尤其对于社会中存在的贫困人群、失业群体等情绪易失控群体，这种消极情绪很容易转化为绝望、冲动甚至是暴力行动。因此，如果对微博中的不良信息不能及时有效控制，就会直接影响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稳定的社会秩序。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因此，微博治理的法制化刻不容缓。

对微博治理的前提就是要加强审查微博用户资料，屏蔽有害网页、内容，并对管理网络的负责人采取身份核实、信息查询等措施，尤其对言论出格的网站采取警告等处分。与此同时，要加强立法、执法，积极推动微博法制化进程，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微博世界并不是“无法无天”的，也绝非法治盲区，铲除网络谣言，要靠国家“法律”。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公民散布危害公共秩序的不实言论和违法信息，在微博世界同样如此，一旦违法犯法，应同样要受到法律约束。我们要加快推动微博管理与微博治理的法制化进程，时刻警惕微博对现实世界的冲击，对编造、散布网络谣言和违法信息的不法分子，对恶意中伤政府，传播不实信息的不法分子，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力与威胁的单位或个人，在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要加大惩处力度，必要时依法依规追究其法律责任，起到惩前毖后的效果。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有助于微博的健康发展，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有助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2．完善政府问责机制，确保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微博作为网络时代最有效的媒体平台，有着强大的号召力、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拓展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空间与范围，我们更需关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微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应与微博顺势而为，抓住微博时代个体之间相互沟通的便捷性、交互性、群众性等特点，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空间的影响力。如利用微博及时回应民众对各种不良现象的揭露、投诉，与群众交流互动、进行解释分析，将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结果等及时有效地公开。无知引发盲目，理解启迪思想，只有当群众真切了解政府处理问题始终坚持公平、民主的原则，谣言必将止于真相。现如今，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是一项重点工程，而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是我国舆论安全，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积极把握舆论的控制力度、受众态度、微博热度和反映敏感度等，积极主动地影响微博发展方向，确保我国舆论安全。

积极参与微博，加快政务微博建设步伐，是微博时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建设好、利用好政务微博，强化正面宣传，快速提供政务信息，快速了解社情民意，快速回答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快速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就可以从正面及时有效地抵制国内外不法分子的不良图谋。而通过微博对主流舆论的及时更新、追踪事件的发展进程、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等，积极采取不同的舆论引导形式，才能使人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更加全面、客观、深刻。

3．加强网络文化“红军”队伍建设，转变不良思想导向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扎卡里·莱姆诺伊斯说过：“我们取得网络安全成功的关键是人才。”的确，美国国防部推动网络研究和发展的关键是靠吸引相关人才。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吸引大学生到网络安全领域工作，针对想完成网络相关领域学位的学者提供国防部信息安全奖学金计划，等等。借鉴西方的做法，重视微博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笔者认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积极介入微博、建设微博并利用好微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培养一批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发言人的网络人才队伍，这批队伍要有可观的规模，优质的结构，使具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具有学士学位的人才比例能够协调发展。基于我国这方面人才紧缺的现状，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吸引和留住人才，加速制定相关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吸引优秀网络技术人才充实到网络安全人才队伍中去。当然，这支人才队伍首先必须政治过硬，能以积极引导先进文化为重大责任，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任务，并具备服务人民的意识，了解群众心理的能力，强烈的政治敏锐性，强大的社会责任感。通过这支人才队伍与博友们的平等交流互动，增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效果，使人们自觉自愿地接受并主动将自身转化为新的传播媒介，从而使微博中更多的人在这批优秀队伍的引领下，在先进文化的氛围中，步入正确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3] 张建设：《关于当前意识形态若干问题的哲学沉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

[4] 刘英杰：《意识形态转型：从政治意识形态到科技意识形态》，载《理论探讨》2007年第5期。

[5]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编辑：汪世锦）

（作者简介：宣云凤，江苏省委宣传部讲师团团长、研究员，河海大学硕士生导师；林慧，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0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