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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国际话语权领域的争夺日益突出，即通过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和国际行动的合法性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能否掌握国际话语权，被普遍认为是关系一国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由于客观存在的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劣势，常常导致我国一些正确的政策、主张被误读、误判，积极、善意、建设性的行为被扭曲、丑化，正常、合理的诉求遭受恶意攻击、甚至是污蔑，这些严重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因此，扭转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劣势，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跨越创新不足的障碍，提升话语表达的整体竞争力

　　近年来，由于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贡献突出，加之在话语表达方面的不断探索，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上日渐强劲。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坦言，很多问题离不开中国的表达。但我国现有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实力远远不相适应，话语表达得到的认可、支持度相对较低。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在话语表达体系创新与战略设计方面的不足。

　　一是在话语体系的构建方面只注重引进，自主创新不足。近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外交、人文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广泛地、积极主动地与“世界接轨”，从概念、判断到推理大量引用西方理论和范式，往往是“西方设置话题，我们跟着讨论”。这样的现实情况，导致一些人甚至出现了“言必称美国”的“挟洋自重”的迹象。其实，缺乏自身文化根基的话语体系，只是一些概念、判断、推理、结论都西式话语范式下的中国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独特的影响力，不仅导致中国话语成为相对弱势的话语体系，而且容易陷入西方的话语和逻辑圈套，并且会在不经意间承担起传播西方理念、价值观的 “志愿者”角色，最终导致我们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陷入被动局面。

　　二是话语表达重形式突破、轻内容创新。新兴媒体、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异军突起，以前所未有的威力激活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积极借助电视、网络等新兴平台宣传、介绍中国，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多语种外语广播，央视国际频道和外语频道，权威媒体的海外版，官方网站和重要媒体的外语网站等，为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我们的一些媒体在内容设计创新方面存在不足，在侧重于对外方针政策的宣传、解读的同时，全方位、多角度介绍中国普通大众生活的内容偏少，导致受众对中国话语表达缺乏亲近感，在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的同时，对当代中国的创造力、创新力介绍不够，缺乏时代性，大大压缩了受众了解今日中国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话语表达缺乏针对性研究。由于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差异，民众对同一概念或形象语言、观点的认知、理解是有区别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对国外受众的深入研究，因此，一些我们表达的自认为是积极、正面的信息却往往得不到国外受众的认同。例如，在反霸、反帝的问题上，西方对霸权有自己的理解，甚至不乏霸权稳定理论的支持者，他们更担心的是帝国扩张。而我国影视媒体却动辄把中国某封建王朝、皇帝名之为帝国、大帝。一些自以为展示我国古老文明智慧的影视产品，在国外观众中却能够得出中国充满了阴谋的观感。

　　四是话语表达多战术性、运动式突击，少战略性谋划、经营。《圣经》中说，哪怕神的行为都不能改变一个现有习俗根深蒂固的民族。这虽然过于偏激，却道出了改变对方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真谛，影响、改变对方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的话语表达活动往往侧重于在领导人有重大外事活动或主办、承办重大国际活动时进行突击性的宣传、造势，应该说注重此类场合的话语攻势是必要的，但却容易忽略对特定地区、特定受众、特定问题的战略谋划与长期经营。这种追求轰动效应的短期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往往会随着活动的终结而逐渐淡化。

　　五是话语表达机构多分散性、缺乏系统性统筹。国内就加强话语表达的重要性已经达成共识，语言战略在2007年就被国家语委确定为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立了统筹话语战略的协调机构。需要进一步确定该机构的职权，使之发挥系统性整合的整体效能。

　　二、跨越经验性、先验性、循环论证及规避式论证的障碍，强化话语的逻辑说服力

　　由于客观存在的思维与话语模式差异，以及我国话语权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等现实原因，我国话语在论证过程中存在一些障碍，对我国话语的说服力、影响力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一是历史经验主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经验的确能够揭示一定的规律性。但历史是不断发展变革的动态进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可复制。因此，历史上的合理性，不能完全证明现在的合理性，更不能证明未来的合理性。事实上，援引历史先例往往更多地是用来支持自己心中早就定下的基调。这就有一个案例选择的问题，一方面要寻找有利于己方的史料，另一方面还要回应对自己不利的史实。由于求异思维和猎奇心理，人们往往对正面论证的史料不感兴趣，常常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如在论证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时，我们常把中国自古以来的和平价值追求、战略文化传统，以及被动防御作为佐证，但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人，却会别有用心地找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对外用兵的史实，进行穿凿附会的渲染与解读，反证中国强大时就会对外侵略扩张。此举常会对那些不了解中国，特别是在那些与中国有历史矛盾或现实利益争端的国家造成对我国形象相当不利的负面影响。

　　二是先验性论证。我们在现实国际交往中，时不时地会运用我们自己已经认可的理论来论证本国言行的正确性。在驳斥“中国威胁论”时，常引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爱好和平的”进行论证。这种模式我们自己可以接受，但西方民众未必认同，他们只要举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过的侵略行为，就不会信服我们。也许我们说，那是因为该社会主义国家背离了社会主义。他们同样会质疑我们：你怎么能保证未来不变化呢？同时，我们还会不时地引用先贤、经典作家或领袖的观点、判断作为论据。应该说，这些先贤和领袖的思想、观点，政策、主张是对各自所处时代某一问题领域的深刻揭示，甚至可以说是真理。但是许多西方人认为，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不可能脱离时代和知识的局限性。因此，以此来论证自己的正确性，对西方民众也缺乏说服力。

　　三是循环论证。我们在阐发本国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时，时常会出现这一现象：即本来需要充分说理论证的观点，又被作为论据。如在论证有关和平发展道路问题时，常常会出现“因为中国战略传统文化是和平文化”，所以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象。这种论证方式显然不足以在对外宣传中诠释我国的正确主张。

　　四是规避式论证。这主要表现在当一些国家对我国进行指责、批评、攻击，乃至干涉我国内政时，我们会用对方历史上曾经或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类似事件进行回应与辩驳。这种形式上看似很有力的论证，不仅在逻辑、法理上存在缺陷，事实上也难以击中对方要害，反而会给其他的受众产生一个负面印象，即西方有的，中国也会有，推而广之，西方走过的路，中国也会走，那么中国的主张也就无独特优越性可言，结果自然也难以有效提升中国话语的影响力。

　　三、跨越过于原则性的障碍，增强话语的凝聚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国际社会日益重视我国在关系到地区安全与稳定，人类生存，世界和平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方针政策，而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利于提升话语影响力的倾向。其一是内容表达过于原则。这种原则性的阐发主要回答了“应该是”，对具体应该“怎么办”却语焉不详。其对受众所产生的印象是：中国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缺乏明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样我们就难以赢得足够的认同、理解与支持。其二是在一系列重大危机处置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折中主义现象。客观地说，这是基于世情、国情、特别是国家利益，确保有足够的战略回旋空间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但这对当事方来说，一方面会认为中国没有尽到应有的大国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则会认为在关键时刻不能指望中国。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冲突双方在未来的秩序安排中，都不会充分考虑中国利益。长此以往，国际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定性思维，认为中国在与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的时候少有作为，进而还会产生轻视中国的现象。尤其是对那些希望借助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则会产生离心倾向。

　　鉴于此，为切实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我们的话语表达应求得以下突破。首先，克服在谋划、制定战略和方针政策方面的求全倾向。任何战略选择都是对利益的综合权衡，只能做到最优、较优，很难十全十美。表现在对外战略方面，一方面是不可能使本国利益毫发无损，另一方面也不能奢望得到的都是支持，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其次是要把战略方针落到实处、具体化。我们必须设计让民众看得到、摸得着的路线图，从而使他们通过清晰的方案比较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国方案。需要说明的是，方案过于具体可能会出现漏洞而被抓住把柄。这是正常现象，任何方案都是如此，但可以通过不断修正进行完善。再次，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敢于作为。战略力量平衡是国际关系的关键所在，实现平衡必须借助国际力量。任何国家要实现本国的权益诉求，必须赢得足够的国际支持。但赢得支持，既需要对相关国家的长期战略投资，也需要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因此，在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道义上的申明和原则性的主张，而且要有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持，特别是要迅速准确地做出战略判断，明确自己的立场。

　　四、跨越价值认同的障碍，彰显中国话语的公信力

　　日益强盛的中国将走什么道路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聚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复强调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体系，并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战略。但客观地说，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时出笼。在此背景下，简单地把这些现象归结于对中国的误判和歪曲，显然是不够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很多国家不相信中国近乎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方针政策。

　　近代以来，西方的强权政治理念，在世界广大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西方强国以己度人，怀疑中国；发展中国家则由于切肤之痛的历史经验，也对中国的强大产生戒备心理。因此，明确地表明中国在追求理想目标的同时，深刻阐明本国的现实利益，系统阐明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性利益的层次，清晰界定国家利益的边界，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路径选择与方法、手段，不仅可以使国际社会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也会使国际社会觉得中国的主张是真实可信的，这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

　　（作者单位：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