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因此，多数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实际上就是以某种方法去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然而，相对来说，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超出理论分析去研究现实工人的阶级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这归因于马克思主义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即阶级意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不可少的副产品；或者是另一种同样广泛的认识，即阶级意识只有在政治行动中才能观察得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忽视曾经是由于苏联在后列宁时期过于强调发展政治策略与政治机关造成的，它预想阶级意识已经获得充分发展——如果给予有效领导的话——它足以使革命活动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再研究阶级意识实属多此一举）。抱持这种观点的人常常将工人对老板简单的愤怒情绪以及工会意识，同革命意识或阶级意识混淆起来（而列宁从来不会这样做）。

　　考虑到研究主体的复杂性，当前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意识研究的缺乏，部分是由于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这类研究是难以想象的）。最后，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又源于不幸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们通过指明现实工人的非社会主义特征，已开始误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阶级意识已被看似政治疑犯甚至反动分子）。而直到最近，在美国各大学中开展阶级意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越来越少，而这只会使这种趋势进一步恶化。

　　当然，学术界关于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却有不少，这些研究描述了工人阶级意识的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做出了许多贡献。E.P.汤普森（E.P. Thompson，1966），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84），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1979），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1976），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1974），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1967），塞日尔•马里特（Serge Mallet，1975），艾里克•弗洛姆（Eric Wright，1984），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73），约翰•莱戈特（John Leggett，1968），斯坦利•阿诺维茨（Stanley Aronow itz，1973），艾瑞克•赖特（Eric Wright，1985），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1977），约翰•麦克德莫特（John Mc Dermott，1980），以及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1981）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但是，在这些作者中几乎没有人将阶级意识作为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更没有人去专门从事当代工人的阶级意识研究。其研究论据主要来自于非马克思主义研究（他们对此加以重新解释）、工人阶级活动（他们对此进行解析）、政府统计资料、文学作品、个人经验、奇闻轶事以及一些特殊个案。更为严重的是，没有一种统一的方法帮助作为读者、潜在研究者以及政治行动者的我们去获取有关理解。而学术界提供给我们的，通常是一幅难以解释事实的晦涩难懂的抽象拼图，其中，还有若干部分已经遗失。只有依据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理论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重新阐释，并运用马克思更宽广的社会分析视野加以整合，它们的价值才会有所显现。因此，毫无疑问，对当代工人的阶级意识进行更加专注、更加系统、更加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亟待我们去做。

　　与此同时，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已经将阶级意识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不过，其概念框架与马克思本人的当然没有多大联系。他们偏好的研究方法是态度调查，往往简单地向工人提一大堆问题，诸如工人关于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感受如何以及他们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运用这种方法的最具影响的例子之一，可以在戈德索普（Goldthorpe）、洛克伍德（Lockwood）、贝克豪菲（Bechhofer）和普拉特（Platt）于1969年合著的《阶级结构中的富裕工人》一书中找到。开展这种调查，一般存在如下假设：收回的答案是真实的，反应强度相近，易于解释，并且相对稳定（这尤其令人怀疑）。但是，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 Lipset）本人关于工人阶级的许多著作都曾大量引用这种资料，然而，他自己也承认，在预测工人阶级意识的大爆发（哪怕是检验已经发生过的大爆发）方面，这种调查显得无能无力（1983）。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著作提出了另一种日益流行的关于阶级意识的非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重点在于，考察那些影响工人个体做出是否参加阶级行动的决定背后的实际理由。从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en，1971）的拓荒之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开始，出自该学派的多数研究往往基于一种高度的个人主义决定观和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人性观，最终证明：工人个体如果以本阶级成员的身份去思考和行动，他们将一无所获。第三种方法已经将阶级意识与由就业市场结构变化造成的劳动力日益分化的状况简单地联系起来，当然，更准确地说，它对这种联系重视还不够。运用这种方法的洛克伍德认为，将不同的工人群体彼此区分开来的东西，相比他们之间共同拥有的东西，已经变得越来越多。基于此，工人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职业意识或者部门意识将取代他们的阶级意识（Lockwood， 1975）。诚如爱德华所言，这种解释是彻底的实利主义和结构主义，目的在于吸引一些激进分子的支持（Edwards，1979）。但是，被破坏的阶级意识从来没有像破坏它的东西那样得到同等的重视。

　　“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运用跨文化资料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回答，或许是在阶级意识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非马克思主义方法。照此种方法看来，工人所思所想是根据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尤其是在政治方面）推断出来的。而在政治方面，美国工人所获得的东西，与欧洲工人阶级推出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工会相比，就很不值得一提。这种方法关注了造成这些发展的欧洲历史条件有哪些（比如欧洲过去的封建社会），以及在美国限制这些发展的条件有哪些（比如美国更强的社会流动性）。通过比较，这种方法力图表明：在美国，阶级意识不仅从不存在，而且它也无法产生，并且——以暗示的方式——它将永远不会产生。关于这种立场的经典表述，可参见桑巴特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Sombart，1976）。

　　当然，这里假设的是形成阶级意识只存在唯一一种途径。然而，临近一战之前和20世纪30年代这段时期，不仅欧洲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采取道路的多样，而且相对而言很多美国工人所达到的阶级意识的程度，都可以用以驳斥这种假设。关键在于资本主义自身包括很多平衡机制，就像任何复杂生物一样，因此，缺少任何一种平衡机制都不能构成充分理由，去据此推论其功能将无法通过其他一些形式表现出来。反过来说，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美国存有的某些条件去推论：其他大量的资本主义条件将永远产生不了等于或者甚至是强于在欧洲出现的那种阶级意识。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采用保守暗示的态度而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视野的狭隘性所致。

　　二

　　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化作当今工人的阶级意识，需要我们聚焦于这个概念的整体。对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明阶级的性质和阶级的意识。就后者而言，作为“阶级意识”的“意识”与作为“个体意识”的“意识”，二者的内涵不尽相同。“阶级意识”一词，不仅指个体是有意识的，或者对本阶级有一定理解，还意味着阶级是主体，因此，阶级意识不仅仅是个体意识的“放大”。那么，阶级意识是什么？在回答之前，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回“阶级”上去。

　　我们发现给“阶级”——或者甚至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下定义，往往是从整体到部分（在这里是从阶级）开始的，而不是从更小部分（个体）到阶级，往往被视为更大的复合概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作为整体的社会，必须始终被视作理解的前提条件”。这个整体的社会是指资本主义，或者更明确地说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抓住了资本主义两方面的独特性，一个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另一个就是“独特的动力学”或者“运动法则”。后者促使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中的萌芽转变到现在，并通过现在继续转变到未来阶段。在我们能够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提供更准确的理解之前，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整体”观念，阶级正是在“整体”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资本主义不是注定可以恒久持续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那么关于这种制度运行与发展并最终导致其毁灭的方式到底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他从资本（即生产财富的财富）集中与积累的过程中找到了答案，尤其是当他在联系工人的有限购买力进行考察时更容易得出答案。这种关系常常被表述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生产和消费分别遵循两条不同的逻辑，前者取决于利润的最大化，资本家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并将利润最大化；而购买和消费则取决于人们（绝大多数是工人）的购买力。因为资本家返给工人的财富（以工资的形式）从来不会和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以商品的形式）一样多，所以这种制度就会面临着永恒的压力，从而为了这种生产过剩去寻找替代性的买家。

　　这种矛盾使生产（以及可生产）的财富数量与返回工人的财富数量之间的差距，随着工资的增长而不断加剧，它总是如此，并且主要通过科技进步的方式来达到。尽管增加工人实际工资的事情并不少见，但这并没有明显地阻止这个过程。在过去的150年当中，这种矛盾在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引发一场生产过剩（从工人角度来看，是消费不足）的危机，相伴随的是工厂、机器、商品和劳动的破坏与浪费。最后，通过开辟新市场并使投资获得更多利润的办法，资本主义开始重建经济、摆脱疲软。如此一来，新的积累又引起新的危机，循环又重新开始，只不过新起点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开始的。投资越来越多，遍及全球的、越来越多的人员、行业和地区被卷入其间，赌注也就越来越大。资本主义得救了，却只能以增加下次危机的风险规模为代价。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有点像个醉汉，他喝酒就是为了稳定自己的神经直到某个时刻……那个总会到来的时刻。尽管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解读为彗星在某天即将来临的预言，但可以将其视为对日益恶化的僵局的最可能结果的推测。在过去和现在，人们可以目睹并研究这种僵局的发展。

　　三

　　照此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位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首要的位置、整体的核心，我们在此发现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相互联系的功能。那些实现这些功能的人的群体，可分为资本家和工人，亦即资本家使用资本剥削工人，而工人使用劳动力生产价值。马克思经常将资本家和工人称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具体化”或“人格化”。无可否认，这些阶级是由现实的人构成的，换言之，使他们组成阶级的不是众多单独个体的诸多特征，而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心组织功能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显然，在这个意义上，就工人而言，男工与女工、白人与黑人、无技术的与有技术的，区别也许不太大。作为阶级，资本家和工人被分别视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功能“延伸”，而他们只有作为制度，各部分的功能才是有意义的。马克思本人甚至指出：“资本是必要的，同时资本家……资本家也是包含在资本过程之中的。”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用以揭露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中，资本家和工人通常作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化身”出现。在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致路线、各种社会压迫和束缚的根源、各种选择的开始与结束、尤其是久而久之在多数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马克思认为没必要因此放弃对于阶级而言属于本质式的功能方法。同样的方法在他常常被人引用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到：“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现实的有血有肉的资本家和工人的所作、所言、所思和所需，要么可以从制度的当前运行和过去发展（或者它无法运转和发展）的方式中推论出来，要么就毫不相干（因为即使没有这些个体的贡献，这个制度还会自行运转并像曾经发展的那样发展）。而用充分必要条件很容易解释事实背后的意义，例如，曾经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表明那个时代大革命发生的条件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充分的。

　　然而，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们自己，在探讨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上，仅仅将人们看作社会经济功能的“化身”还远远不够。正如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所处的形势、面临的压力、拥有的选择和机会一样，他们仍然一定会通过化可能为现实的方式对这些影响做出反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一定会形成阶级意识。研究这种情况是否会立刻或迟早地实际发生，我们必须增加主观的、以人为导向的、更直接和严密的人类要素，并且集中探讨迄今已经出现的、客观的、以制度为导向的阶级观点。简言之，马克思能够运用产生于制度内部功能的、本质上功能主义的“阶级”概念，去分析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里的阶级是有意识的个体所依附的东西。如此一来，顺便说一下，对于作为不止具有一种功能的个体（例如经理、挣工资的专业人员）而言，它很可能属于多个阶级。

　　但是，在分析阶级斗争的现状以及发展的政治策略时，这种观点必须通过赋予处于该地位并发挥其功能的现实的人以优先考虑的“阶级”概念来加以补充完善，而不是被替换掉。除了共享一种社会空间和功能以外，阶级也倾向于获得除了时间之外的其他共同特征，例如收入、生活方式、政治觉悟和组织。这些特征反过来又进一步成为其阶级成员的资格证明和决定何时使用阶级标签的附加条件。在这里，阶级是一种附加在人身上的特征，他们还具有的其他特征——如国籍、种族或性别——会降低甚至可能消除来自于阶级成员身份对其思想和行为所具有的影响。将阶级看作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与马克思的辩证世界观是一致的。将阶级既作为功能又作为群体来分析，也就是从这种关系的不同方面来看待。

　　阶级甚至还有第三个主要方面，被认为是一种复杂关系，是人们异化的社会关系中一种抽象的共同要素。作为一种例子而不仅仅是作为独特个体来说，其趋势是彼此相互影响，并主要通过相互漠视和彼此竞争而表现出来，在“阶级”的概念中具有独立形式。这就是将经济功能具体化的个体的社会生活的异化性质。在本文中，当我们讨论工人形成阶级意识过程中经历的各种困难的时候，我们将稍后返回到作为异化的阶级上去。阶级的所有这些方面——地位、功能、群体、异化的社会关系以及其他方面——是相互依赖的，但是各个方面的相对重要性又随着有待考虑的问题与所处时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阶级关注的现实维度而言，每个方面都是各不相同的。但从本质上看，它们只是对“馅饼”的不同分切方法。它们的真正内容在很大部分上相互重叠，尽管组织各自内容的方法使得辨认起来有些困难。

　　回到法国大革命的例子，显然参与其中的各阶级不仅仅是自身功能的体现，而且还是现实人的群体和社会异化的表现。如同人们做决定一样，在任何已知情况下，他们总是有可能做出其他选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每个方面都应该在考虑这个历史事件中得到同等对待，也不是说对于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而言得到强调的应该是阶级的某个方面。就像对待法国大革命一样，应当着重强调为理解今后的发展而作的努力。换句话说，当分析目前和（或）未来而不仅仅是分析过去的时候，人们应该容许用稍微不同的方式使用“阶级”一词。

　　与阶级的两个主要意义——作为功能的具体化以及作为群体——相对应的是阶级利益的两分观念。在某种情况下，从功能的层面而言，阶级利益附属于阶级；从群体层面来说，又附属于执行功能的社会群体。前者被称为“客观利益”，后者被称为“主观利益”。因而，就工人来说，阶级利益不仅仅指被视作一个群体的现实工人实际认为对其有利的利益（这些是主观利益），而且还指那些使工人作为其自身功能的雇佣劳动的实践和变化（这些是他们的客观利益）。这些客观利益的最重要部分涉及社会结构变化，这些变化需要大批工人来实现他们的主观利益。这些表面看似独立的一系列利益就是这样相互联系起来的。例如，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根本不允许绝大多数工人得到好的、高的报酬及其希望的安全、健康、有趣的工作，也不允许他们知道这些并说出他们的要求。为了理解为什么这样以及什么样的变化规则保障着这些目的，换言之，就是若要实现这些主观利益，就需要借用由马克思创造而多数工人并不具备的资本主义分析方法。因此，多数工人不知道他们在资本主义权力关系转化中的客观阶级利益，久而久之，这反而——考虑到资本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运转——成为工人过去能够确保其主观利益的唯一方法。

　　四

　　前面已经把“阶级”和“阶级利益”定义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现在我们可以着手探讨阶级意识了。首先，关于内容方面，其构成要素包括阶级成员的身份与利益（主观的和客观的）、马克思揭露的资本主义动力系统（至少足够理解客观利益）、阶级斗争的大体轮廓及相应部分、对本阶级团结的和对敌对阶级的理性的敌意的情感（与相互漠视和伴随着异化的内部阶级竞争形成对比）、更加民主平等的社会（不仅可能而且人们能够促其实现）的美好愿景。这些是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所意识到的主要内容。此外，研究工人的阶级意识，要寻找现实工人思想中不存在或没有呈现出的东西，同时还要寻找其思想中存在并呈现出的东西。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可能，因为阶级意识可以将阶级的功能方面与群体方面结合起来（同样也可以是二者部分地结合）。首先，它是一种与阶级客观属性与其客观利益相适应的理解。我们可以称之为阶级意识的客观方面。考虑到这是阶级的地位、功能及客观利益，其阶级意识也必然是如此这般的。一方可以从另一方推而知之。这是一种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e Lukacs）的看法与此极为相近。然而，在一个阶级中，阶级意识也是人们群体的意识，这种意识存在的范围可以从最初接近于反映其阶级地位的经济主义，发展为他们对自己是谁以及必须做什么的认识。这就是阶级意识的主观方面。

　　从主观层面来说，阶级意识与群体中各个个体的实际意识的区别在于以下三个方面：（1）它是一种群体意识、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思想内容，并通过各种特殊的阶级形势下个体间以及对立群体间彼此相互影响而发展的；（2）从功能上看，它是一种以阶级地位和阶级客观利益为主要参照物的意识，而不在于阶级的个体成员公开的主观利益（被赋予的阶级意识是指上文提到的现实人的思想已经被赋予了的一种角色）；（3）它本质上是群体从自身意识开始发展到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意识的一种过程、一种运动。换句话说，形成阶级意识的过程不是在阶级意识之外，相反是处于其中心。

　　主张阶级意识是群体意识，并不是否定个体也具有可称作个体意识的东西。个体意识可能也包含政治的、社会的因素，并且它既影响群体意识又被后者所影响（或者说，人们可能具有——真的具有——像阶级一样的其他类型的群体意识，如种族意识、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和性别意识）。个体意识也可能在政治上超前于或者落后于阶级意识。然而，阶级意识则不同，它是一种“集体思维”，用一种集体的、交互的方法来认识、标记、了解并影响具有共同点的特殊世界的阶级成员。它也是因为共同的地位而产生的一系列精神运动、累积的大量的知识与判断，在此过程中个体的命运必将与群体的命运联系起来。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指的是共同协作，即成员在多数时间站在共同立场对共同问题用共同术语表达，被共同的压力与限制所推动和抑制。以群体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不只是澳洲土著民（显然，让个体土著民参加西方的智商测试会存在困难），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那些工作包含大量独立思考的人们认为，思维只能由个体自己操作完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我所指的“群体思维”一般会忽视或否定“思维”的令人尊敬的特质。实际上，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职业扭曲。

　　这没有什么神秘的。我并不是说有一种像个体“思维”的集体“思维”。另一方面，我既不是在陈述这个基本的常识性观点：个体意识的某些方面会更多地受到其他个体的社会干预，也不是在暗地里贩卖荣格（Jung）的“集体无意识”。恰恰相反，我们的某些思维被简单地看作一种合作活动，而理解这种活动的最好方式在于关注行动发生的共有条件、行动指向的共同问题、行动表达的共同利益以及赋予其结构的互动逻辑，而不是强调个体思维以及行动是在个体思维中继续发生的。

　　显然，并非所有问题都被归结为群体思维，适于归入其中的只不过是那些限定我们作为阶级成员存在的问题，哪怕像种族、民族、宗教和性别等群体问题也不适于归入其中。没有这样分享其阶级意识的个体，无论他们人数多么庞大，都应该被视作这个阶级的例外，无论他们在阶级之外等了多久，也只能作为暂时的例外。

　　在政治上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个体要以阶级成员的身份去理解和行动，而不是以私人的身份去反应和行动。在这个弗洛伊德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人认识到后者对于前者具有无可争辩的影响（却没有提到反作用），并曾经出现过将这两种意识形式令人遗憾地混同起来的做法。阶级意识研究作为促进向社会主义转变而采取的发展策略的组成部分，必须研究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但至少首先要把二者严格地区别开来。

　　正如我们所说，阶级意识也不同于个体意识，区别在于前者具有的主要参照点在于阶级地位而不是已经认识到的个体利益。正是这点使马克思不时地将阶级意识概念化为阶级的一个方面（同时也理解为一种复杂关系），并暗示工人阶级只有在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以后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阶级。因此，阶级意识的主要内容不能通过查问工人阶级成员所思和所需而来，而要通过分析他们作为社会特殊地位和功能的体现者的客观利益才能掌握。此外，越是能够反映人们社会地位的意识，就越是能够将他们实现阶级利益及其他利益的机会最大化。居于相同地位的这些同类人在获得阶级意识之前，他们所思考的并不是真正的阶级意识。在这种意义以及这种程度上，阶级意识是一种等待发生的意识。它存在于可能之中，但不是抽象的可能，而是植根于眼下而又尚未展开的形势中的一种可能，是现实的人们经过长时间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的一种可能。

　　当前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趋向，“阶级意识”一词在理论上承载了过多的内容并被泛化，同时，非马克思主义者所指的“阶级意识”与马克思所指的“阶级意识”，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回事。因此，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他们所谓的“阶级意识”时的理论发现，并不能简单地被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同样，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阶级意识中所发现的东西，要想被非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和理解，也并不容易。马克思主义者通常采用这样的形式表达问题——“工人为什么还没有阶级意识？”“、他们何时才能具有阶级意识？”（这种表达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倾向于寻找阶级意识的障碍）。然而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这样提问题——“什么是工人的意识？”、“工人有阶级意识吗？”（这就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用第一种方式提问的意义）。两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寻找他们确信已经存在、不在此处就在彼处的东西，正在寻找他们从分析中已经大体掌握的东西；而非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研究、看似在简单地寻找的那些相同主体。但是，是这样吗？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个问题上。

　　最后，也许最大程度上能将阶级意识与作为一般理解的个体意识区别开的地方在于，阶级意识是灵活变化的，包含其可能形成过程的全部阶段及其实现所需的时间。就这点而论，阶级意识不能立刻获得，也不能用任何简单直接的描述所表达。阶级意识的整个行程将经历很长的时间，但是它有一个终极目标。这个目标是由这种阶级地位本身确立的，并由构成这种地位的全部条件和压力所引起，然而多数阶级成员可能直到很晚才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使用的“阶级”一词最令人迷惑不解的特征之一，就是他在坚持“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同时，为何又主张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并将资本主义之前的各种群体也看作“阶级”。事实上，阶级（在它的所有方面）、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都是随着时间而发展、成熟的，并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晚期才能实现他们的全部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三者都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就它们许多早已产生的因素来说，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可以说——如果记得还有这个狭义的层面的话——早已存在了。此外，看作一种历史过程，各自的成熟形式在其早期阶段都可以看作现阶段的萌芽，反之亦然。这就是阶级作为辩证范畴形成发展的性质。就目前的阶级意识而非任何单个人的思想而言，它指的是整个阶级的人们如何、何时、从哪里并向着哪里改变着自己的思想。

　　研究阶级意识就像追赶刚要中断的“波浪”一样。面向这一点的全部运动，一般被当作发展、准备和尚未展开的可能性。有助于或有碍于运动的一切，都等于是研究的对象，但是，修补完善的位置、观察和解释整个过程的角度、赋予一切继续其独特意义的事件，都处在高潮中断的那一刻。自然而然，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推导出一种假设，即波浪几乎肯定会中断，资本主义制度迟早日益恶化的问题，连同制度提供的应对这些问题的备选方案减少并最终回天乏术，都将推动多数工人将他们本阶级的意识具体化。

　　但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要把马克思关于阶级意识最可能的前途的观点作为理解其当前形式的关键要素呢？我们没必要用恰恰还不存在的东西重压于阶级意识之上吗？为什么我们不满足于从简单地询问工人而得出的阶级意识，并到此为止呢？我们可以把答案总结为如下几点：（1）阶级意识具有一种未来形式，这是毋庸置疑的；（2）没有人能够不去思考未来的阶级意识会是什么样的，就像现在被我们期望的、令我们惊讶的以及我们认为需要解释和说明的一些发展所证明的一样；（3）马克思通过分析在人们生活、工作条件下发生的变化，得出了关于未来的阶级意识的认识（这看起来是合理的）；（4）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对未来的阶级意识也有自己的认识，然而通常都表达得很含蓄。其中多数人大概认为阶级意识将或多或少保持不变，而另一些可能认为任何想得到的变化都是同样可能发生的；（5）第一种观点的立论基础可能仅仅在于阶级意识的当前状态决定了未来的阶级意识，或者影响阶级意识的其他条件，无论这些条件是什么，都永远不会改变，使得它们现在具有的影响将继续到未来。第二种观点的基础可能在于我们关于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一无所知，而这些与了解我们可能的未来息息相关，或者在于我们真正所掌握的东西表明阶级意识方面没有一个结果和特殊的发展，与其说是可能，不如说是可能性更大。表面上，这些争论中看起来都不尽合理，使得它们各自支撑的信念——阶级意识将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或者任何变化都是同样可能的——是永远不会被公开辩护的；（6）此外，一个人对未来的阶级意识无论持什么观点，都会极大地影响其对阶级意识当前状态的解释。以马克思为例，他关于未来阶级意识的观点，使得他将很多工人的实际思想看作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在那些将未来阶级意识与其当前状态同等看待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赋予阶级意识当前形式一种天然真理的外表，视其为具体化的、不变的、表面的以及无法改变的。马克思主义的“虚假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仅遭到排斥，而且还受到嘲笑。究其原因在于，非马克思主义者不仅用自己的信仰遮蔽了事实证据，而且他们缺少去获取事实证据的意愿；（7）因此，最后看来很显然的一点在于，现在要完全理解“什么是阶级意识”，需要下真功夫去了解它可能的未来，就像马克思那样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事实证据。

　　假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多数工人永远没有阶级意识，那会怎么样？而这肯定是一种可能。我们将可能的未来融入到现在之中的努力，不是一种“凝望水晶球”（试图从中窥测未来）的活动。但是，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即工人对其地位以及需要何种行动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理性理解，可以被当作未来的阶级意识，即便它永远不会发生。毕竟它只是一种可能的未来，正像马克思对工人地位及其发展形式与趋势的分析所断定的那样。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可能的未来”是“现在”内部关联的一部分，作为现实压力引领我们迈向的目标在那里（或这里）存在着。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正在形成”，这种形式由那些植根于当前然后又反映着未来的那些因素所赋予，并因此影响着我们理解“现在”的方式，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它、采取哪些措施去改变它的方式。

　　把赋予的阶级意识理解为未来的阶级意识，是在暗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吗？不，因为对于成功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型而言，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只是一个必要的然而又是非充分的条件。这些工人组织得效率如何，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动，然后还有反对势力的状况，甚至是运气，都将有助于决定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马克思本人曾提出将野蛮状态——现代文明崩溃的一种状态——与社会主义并列为未来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但是，由于马克思生活在一百多年以前，他无法注意到今天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二战后的冷战和国际军备竞赛已经引起一种共识：人类的前途可能是社会主义，也可能是核爆炸导致的人类灭亡，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可能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恶劣破坏而最终导致的自身毁灭。在很多人看来，最后一种将是我们人类相对短暂地逗留在这个星球上的最可能的结局。如果我们偶尔地赞同（如果这个词恰当的话）一下这种观点，就会很清楚地发现，影响这个结局的因素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与影响阶级意识过程的那些因素相比，处于不同的序列。因此，生态破坏的可能性，就像野蛮状态和核爆炸的可能性一样，不会阻止我们从形成过程的角度去观察阶级意识，并将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当作未来的阶级意识。

　　综上可知，从时空维度来看，我们的研究对象——阶级意识——都超越了任何个体的思想或见解，超越了当前的阶段。正是一定地位条件下的阶级、阶级利益及其自我认识，特别是与其对立阶级的相互作用，使其构成为一个阶级；而这一切又作为阶级已经发展、正在发展并继续向未来发展的条件。就最广泛的层面而言，当工人群众已经明白阶级意识对于投身革命活动是必不可少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种研究，同时也是深入资本主义内部对其运行方式和发展趋向的一种考察。

　　考虑到阶级意识的时间维度，如果脱离整个过程而只是对像个体工人的意识这样的微小片断去做考察，那就是脱离阶级意识的社会背景而做静态观察。这种研究就像昙花一现，不会长久，也不会做出实际的成果。当然，这是绝大多数态度调查中会出现的情况。就算提问是合理的、回答是诚实的（大大的“就算”），态度调查也无法掌握变化的过程、背景和可能性，就好像通过拍摄前一个时间段（和小片断）去寻找并捕捉运动过程中波浪中断的瞬间一样。但是，阶级意识并非一张照片或者运动影像中呈现出的那种东西，它还有很多方面不是立刻就能察觉的。

　　五

　　既然不能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去研究阶级意识，那么，可行的替代路径是什么？直到现在，我一直在构建一种辩证的阶级意识概念，意在能够对其进行直接研究，而非仅仅将其作为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一个附属方面来研究。接下来，我会大致勾勒这种研究的优劣及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辩证地考察个体工人态度中的阶级意识的替代路径，就是既要研究阶级地位这一影响阶级意识的客观方面，也要研究阶级成员的思想和行动这一主观方面。就客观方面而言，所谓的阶级地位必须基于历史特征的两个不同层面去研究。首先，我们必须清晰地再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地位与功能及其客观利益，就像它在过去三四百年内已经存在的那样，目的在于推导出一种恰当的阶级意识。这种再现，不仅是为了提供一个目标或者阶级意识的完成形式，而且为了促使我们同社会经济压迫相接触。这些压迫源于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关系，推动现实工人的实际意识朝着这个目标发展。考虑到我们关注阶级意识的焦点在于工人，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余部分主要是作为必要条件而进入观察视野的。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再现资本主义的状况以及运行过程，存在一些值得特别注意的趋势，如资本积累与资本集中、利润率下降、剥削率上升、工人阶级的劳苦（这是相对于资本家而言并从世界范围来看的）。尽管这些趋势有时候被称为“法则”，但是马克思承认——确实经常需要承认——存在相反的趋势，在研究者头脑中应当联系这点来理解和观察。

　　在第二个层面上研究工人阶级的地位，关涉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更具体的方面。上述趋势，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并与整个资本主义时期都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韧性相适应，常常存在许多相反的趋势——每一种对意识都有影响——这些共同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状况。那些有助于扩大阶级意识的最重要因素包括：最近在职业和就业结构方面产生的生产自动化及相关变化的发展；一些产业抽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传统市场的饱和而导致有关资本主义需要扩大投资与贸易问题的非社会主义解决方案的破产；各种“债务炸弹”对于工人的银行存款是一种潜在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到国际资本的入侵，大大削弱了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如果大多数工人认为“有利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就是有利于美国”，那么，“法国雷诺汽车”、“日本丰田汽车”、“日本本田汽车”等就很难替代“美国通用汽车”）；工人的产业“所有权”逐渐增强（尽管它对实际控制者的影响很小，但已经触及权力问题）。

　　就这两个层面而言，包括现在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阶段都存在着大量反向发展的关系和趋势，这使得阶级意识的形成更加困难。大体看来，在马克思异化理论中找到的关于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相关表述就是：在劳动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中，工人与自己的劳动、劳动产品和其他人相分离（因此也就谈不上对它们的控制）。当作为结果的孤立感和无力感（二者都是主观因素）得到普遍关注时，异化就成为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地位。说来也奇怪，马克思从未将工人的异化解释为工人群众难以完全形成阶级意识的部分原因，就像他从未将工人形成阶级意识的过程作为证明他们异化的因素一样。也许只有成功地把这些理论与马克思理解这些反发展的理论相融合，我们才能精确地衡量每一个条件内在变化的实际可能性。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这些最重要的关系和趋势包括劳动力的日益分化（与之伴随的是利益的分裂）；制度性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民族主义和其他分裂工人的手段；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巨大扩张（也有人把资本主义传媒放在这一清单的首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传播与失败（它产生于激进式改革的全部尝试，被普遍视为反面乌托邦的典型）。在工人工作、生活的整个世界中，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如此大量的根植于工人阶级的客观形势并反对他们形成阶级意识的障碍和压力。

　　这些矛盾的趋势（促进阶级意识和弱化阶级意识——我只能列出的这两个主要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阶级意识客观方面的核心。显示出这些异质因素客观特征的方法，就是把它们归入阶级斗争的概念。阶级斗争并非像大多数左派和右派评论员说的那样，是一种主观的、有意识的阶级行为的选择形式。恰恰相反，它是“阶级运动的形式”，是一个阶级——理解为制度中的地位/功能，理解为将其功能具体化并趋向于发展其他共同特征的群体，理解为他们的异化社会关系中的共同因素——在与其他阶级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并通过这个相互作用形成的。阶级所做的或遭遇的，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与其他阶级实力较量的一切，都是阶级斗争。这样看来，阶级斗争包含葛兰西所说的优势与劣势此消彼长的阵地战以及运动战，以及这两种“战争”在社会各领域的激烈表现。上文提及的在阶级意识内部的矛盾趋势，在这里被重塑为阶级之间彼此作用的内部相关原因、表现和影响。

　　诚然，从群体的意义来说，当一个阶级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阶级及其利益的时候，它参与阶级斗争的决心更大、效率更高。然而，促使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斗争”的原因，并不是行动者的意识，甚至也不是冲突的强度和公开性，而是它们的客观利益与发展道路的不一致，这恰恰产生于资本主义结构内部。正是这将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组织成为阶级斗争，并使阶级斗争作为阶级意识客观形式的总体表达成为可能。

　　然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习惯于从对立面来考虑问题，即习惯于将阶级斗争当做主要研究对象，而将阶级意识作为一个次要的、从属的方面纳入其中，仅仅视其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已（“对于已经到达这个斗争程度的工人来说，其意识也必定如此”）。我们也曾注意到，马克思可以将阶级意识概念化为阶级本身的一个方面，概念化为作为阶级发展并实现自身全部可能性的东西。然而，这种研究阶级意识的路径，在对待过去的情形或许是恰当的，因为过去的事实就摆在那里（这使得我们大致知道，对于阶级或阶级斗争而言的阶级意识迄今的发展水平）。但是，我认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将“现在的阶级意识是如何面向未来的”作为一个补充的焦点，这就需要将阶级斗争作为阶级意识的一个从属方面。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如此分析资本主义，并否要试图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这仅仅基于辩证法的要求并从阶级意识的制高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们都未曾充分利用这个制高点——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并对其施加积极的影响。

　　研究现在被概念化为阶级斗争的阶级意识的不同客观方面，也必须注意不要预先设定各种因素的特殊凑合，以避免将运动的波浪带至中断点。正如之前所言，没有比资本主义更复杂的有机体，对于预料之中的故障和运转失灵现象，它有许多补偿机制。毫无疑问，意识发展的方式对于革命速度和形式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它并不意味：只有一条坦途通往社会主义，而不在这条路上的社会主义就注定失败。考虑到由资本积累造成的有所变化但仍然高度结构化的背景，阶级斗争会为工人如何形成阶级意识留出巨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空间。但是，它仍然保留了这种情况：某些发展道路与其他相比更可能——确实是更可能——被采用，而研究一个时代和一个地区的阶级意识的客观方面，无疑是揭示这些更可能被采用的发展道路的最可靠方法。

　　然而，对这些关系决定性的过度解读是错误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而言，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在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与有所改善的预期之间存在特别紧密的联系。然而，联系并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可能的，并通过一系列中介变化而使阶级意识的发展更容易也更可能。这些变化包括资本主义剥削加剧（出现在经济危机中），资本集中以及与之伴随的日益明显的阶级分化，现存就业门路的关闭与变窄（例如小企业生存日益艰难），资本主义不合理性与无道德性的现象日益突出（特别是与日益贫困相伴随的炫耀性消费和浪费），很多人丢了工作或工作不稳定，存款、房屋、农场和小企业的减少，在经济景气时期从福利国家得到的利益不断遭到侵蚀，传统政治经济政策明显失效（例如工会制度和民主选举）。因为工人不再像过去那样有一些生活的选择，既有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得显而易见，物质生活困难日益加剧，身边的不公正现象变得愈加突出，而通过政治经济权力（有时候被称作“革命的积极性”）再分配获得利益更容易实现。总之，因为推动工人走向完全的阶级意识的客观力量已经变得势不可挡了，对于任何工人来说，再守着旧观念不放就很难了。撇开很多重要细节和限定条件不谈，这就是从已经完成的阶级意识客观方面的研究中得出的总体结论。

　　六

　　综前所述，关于阶级意识的客观方面、与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及其实现的各种努力，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理解。现在，我们准备考察阶级意识的主观方面。与前面的研究顺序相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在这方面存在一种将部分（通常是工人的心理）错当整体的严重危险，而忽视阶级意识的客观方面，或者仅仅将其看作次要条件。今天的心理学已经变得很像“吃豆人”（Pac-Man）的街机游戏了，它吞并了一个又一个学科。避免将社会问题心理学化的唯一可靠途径就是通过厘清主要的客观环境（阶级的压力、束缚和选择），人们首先在这种环境中并据此来思考和行动。然后，也只有然后，才能根据他们的地位来判断其所思所为。

　　就主观方面而言，应当通过将工人群体当做群体对待去研究阶级意识，在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出现了剧变的情况下尤应如此。这种变化通常会提高工人对其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随之提高其从阶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可能性。罢工、参观失业办公室就提供了这样的例子。观察群体的所做所为以及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和参与程度，听其所言，读其所写，问其所思，从而获得他们对任何推动和阻碍阶级意识形成的东西的理解与情感；对相似话题发表评论，从而观察他们的反应；询问他们从反映其境况的图片和卡通中之所见，从而判断他们对政治笑话的反应；开讲一个源于他们生活的故事并请他们续写完成，播放他们自己的讨论视频并请其发表评论，甚至与工人一起行动来感受正在发生的一切，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大力推荐的研究方法。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要在一定时间内开展调查研究以便详细地图示出变化的方向和速度。阶级意识最被忽视的一点就是速度——在什么速度上它可以发展（不走运的话，也会不发展或者崩溃），这种忽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把形成过程放在中心位置。这也是我们跳过工人心理方面而赋予阶级意识客观方面优先地位的另一个原因。如果阶级意识能够以森林大火的速度发展和传播的话，那么——我坚持使用这一类比——知道大火发生所需的条件，包括林草的干燥程度、极端的高温、热浪持续时间、何种事件可以引起大火、这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多大、哪些防火技术是有效的等等，比知道当前草的特定叶片的不燃烧状态的各种细节更重要。

　　在没有任何戏剧性事件发生的稳定形势下，与一群工人交流的启迪意义略显不足，但仍然值得去做。招收工人及其子弟的大学、中学，职业介绍所，工会会议，福利机构，位于工人社区的酒吧和教堂，医院候诊室，舞会，夏令营，体育赛事，葬礼，婚礼，即将开始的游行或者示威，以及公园和沙滩等等，都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场合。当然，特别挑选的场地将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收获程度。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抓住这些研究场合，观察工人作为群体对问题的反应，这对于研究阶级意识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说话的人数，回答问题或者赞同与反对的方式，表达立场的强度，点头赞许和咒骂声，都可称为这种研究的原始资料。

　　贴近群体去理解阶级意识，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或许值得再次强调。阶级意识是阶级发展的特征，它基于并通过阶级对一定地位及其相关利益发展的反应而获得发展。工人之间相互作用越突出，工人的阶级团结越加强，阶级意识的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单凭个体的力量是难以达到阶级意识的，个体工人甚至无法知道或感觉到阶级意识，也不能将其表达出来。在工人群体当中，当以群体成员的身份思考和行动来处理群体特有情况和问题的时候，对于个体来说，阶级意识与其说是他们具有或者不具有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们所表达或参与的东西。在这些时候，群体成员们都会感觉到正在发生什么（包括他们如何听取研究者的提问），并对之做出反应（从智力、情感和实践方面）。而这与每一个体单靠自身所做的或将要做的截然不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个体的思想变化会受到群体的强烈影响。例如，对于一定程度地认同群体的个体来说，当他置身于朝着一个方向运动的群体之中时，与其作为独立行动的个体相比，更容易随着群体的方向改变自身思想。当然，在群体相对保守的时期，个体也可能变得保守。我之前说过，阶级意识就是整个阶级的人们如何、何时并向着什么方向去改变他们的思想。这是因为，构成阶级意识内容的大多数变化是发生在群体的相互影响之中的，而这些变化只有在把群体作为研究焦点的背景下，才能得以观察和正确评价。

　　我也想要再次强调，必须将阶级意识作为一种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现象来加以研究。根据还不具有的（赋予的意识）来考察“现在的”，根据阶级的客观形势去追踪变化，在一定时间内跟踪调查一群工人，强调他们的形势、行为和思想中的急剧变化——一般说来，所有这些还做得不够。从“阶级意识”本身开始，我们用以思考“阶级意识”的概念，必须保持开放性，考虑时光的流逝，并重点考察它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与“态度”、“因素”、“变量”等用以表达相关性的概念相比，我们要优先选用其他诸如“过程”、“瞬间”和“形成”等以变化为导向的概念。阶级意识的一切都处在变化中，我们必须如此看待和研究它。

　　至于哪部分工人应当作为优先研究的“主体”，答案可以在马克思的一部修订版的文本选读中找到。自19世纪以来，产业工人一直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主体。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引领着工人运动的方向。由于他们在工业中的地位和数量，产业工人还拥有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停止运行的力量。因此，马克思从政治上、经济上特别重视产业工人的地位。然而，在今天，产业工人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主体，作为阶级的一部分，其比例正在变小。尽管如此，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他们仍然是一切现实（不是有名无实的）财富的主要源泉，仍然有力量通过撤出其劳动力而把资本主义搞瘫痪。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相关研究中，产业工人将继续成为一个主要的亚群体，但是——基于资本主义当前趋势——现在必须将其与其他工人作为共同的研究焦点。因为工人阶级成长最快的部分——高技能的技术工人、低技能的服务工人还有政府机构的工人——也应该在工人阶级意识研究中得到高度重视。

　　当然，进行我所提倡的采访与干预，尤其是在缺乏冲突的形势下的采访与干预，存在严重失真的危险。这里我只能大致勾勒其中最为重要的危险。例如，对于选择保持沉默的人，应该怎么办？这是伴随群体规模必然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出现这一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征询其他人的意见而加以解决。除此之外，必须关注各种各样的符号和声响，它们也会反映出人们对于正在说、正在做的事情的感受。热情、高兴、愤怒、厌恶、失望和顺从都是相对比较容易觉察的，但是，构成阶级意识的大部分仍然是我们的知觉无法把握的。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当人们正在处理紧迫的生活问题时，他们倾向于更自然、更真实地回应提问。

　　如果调查恰好赶上工人更放松的时候，其反应往往被要求而非真理所左右，当然，他们也不想表现得愚蠢、极端或外行。许多调查对象也会说些研究者想要听到的话，从而让研究者更喜欢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要掌握人们对某事的相信和感受的程度，并因此判断采取什么措施去改变他们的观念，确实是相当困难的。要避免这种类似的陷阱也许不大可能，但是可以通过认真注意采访策略、所提问题、所用语言和信任状态，以及与出场人物事先建立联系等，可以将失真的影响达到最小化。可惜，这些不是此时此刻要讨论的问题。

　　要理解阶级意识，实质上就是——我已经论证了——要专注群体而不是个体；就像之前我认为的，在处理顺序上要将阶级意识客观方面放在主观方面之前；要考虑到阶级意识的时空维度，尤其是其作为群体发展特征的性质。这是避免研究平淡化和片面化的唯一途径。在强调了这一点之后，我要承认关于个体的某些研究也是有用的，当然，最没有用的就是那些态度调查，而它们恰恰构成了当前关于工人意识研究的主流。这些研究倾向于夸大使个体脱离群体的意识的诸多方面，并将之具体化，最终用之来替代群体在同一主题上可能具有的任何意识，结果个体意识取代了群体意识。在一次工会会议上，多数工人个体与工人群体就罢工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差别，对此作了很好的例证。因此，作为决定是否罢工的手段，多数工会领导偏好群众性会议而不是无记名投票，与此相反，雇主们则偏好无记名投票（Mann，1973）。显然个体意识很难反映私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不能正确反映出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处的地位——而群体意识则不同，它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功能、阶级利益。

　　尽管个体研究存在着种种缺点，但是，阶级意识形成过程的某些方面还是可以基于个体来研究的。例如，虽然所有的社会政治观念是相互联结的，把其中任何一些观念捆绑到一起的“结”都可以很紧密地构成一个子系统，使得它们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立即引发其他变化。而要了解观念的组成、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性质，可以通过个体研究来实现。同样地，认知冲突（即关于同一主题明显并存的矛盾观点），对权威数据和文本的信赖，观念与情感的复杂联系，无意识或自动地思考社会政治事件的数量（尽管根据是单独一人还是作为群体一员进行思考的数量可能变化很大），给予信仰体系不同部分的优先权和加权，这些都可以在个人基础上去仔细研究。我也不会忽视对工人（指已经具备阶级意识的工人）采访的深度，去观察他们可以多大程度上再现使他们到达现在位置的过程。

　　在为了理解阶级意识而研究个体的过程中，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在提问之前尽可能推测个体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在这里，不要对刚好是一名工人的普通人泛泛地问这问那，而是要询问他作为一名工人对某事的看法。通过直接询问个体作为群体成员时的看法（即使其他群体成员不在场），研究者也可以借此唤起某些群体才能发生的反应，以此强化个体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意识，使群体意识超过个体意识而成为讨论的主题。

　　然而，研究个体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妨碍阶级意识形成的各种心理障碍，可能是最有益处的。其中，像群体地位造成的心理特征之类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所有群体成员。正如我们看到的产生于异化关系的分离感和无力感，而整个阶级正是在异化关系中发现了自己的地位。

　　个人作为其他群体（种族、国家、性别等）的成员身份，或者他在一定社会条件的独特的个人经历，都可以造就他的某些特征。但是，这对于他从阶级成员的角度思考问题帮助不大。诸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爱国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独裁主义，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但是，从起源和表现上看，社会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并部分地构成了个体特征的一部分。因此，在分析个人特征时，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对于分析和减少失真影响都很有用。乌尔海姆•赖希的性格结构概念——将性格结构理解为有组织的习惯以及对来自自我内部（焦虑）和外部（约束、压抑和冷漠）危险的早期行为反应的内化格式——就提供了一种用以分析那些看似荒谬的某些特征的有益框架（Whihelm Reich，1961）。

　　正如赖希在相关文章所说的那样，需要解释的不是一个饥饿的人为什么会去偷窃，而是他为什么不去偷窃（Whihelm Reich，1972）。一般而言，他为何去做或应该怎么去做，都或多或少地、合乎逻辑地源于其所处的环境。不管处于什么形势，“他为什么不去偷窃”都是一个问题，对此心理学可能会提供很大一部分答案。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阶级意识。阶级意识的产生基础在于工人所处的地位，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反之，阶级意识的缺乏就需要另一种解释规则了。就此而论，通过让我们关注根植于阶级意识发展过程的每一个体内部的压力，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们为我们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像他们那样关注个体，他们甚至无法开始看到促进阶级意识的压力，因为后者全都源于阶级地位。因此，关于阶级意识片面的、本质上否定的以及悲观的结论，实质上是一种完全心理学化的阶级意识研究。

　　概括起来说，要问如何研究阶级意识，我们需要从定义“阶级”、“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开始。其中每个都具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而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对理解概念都具有决定意义。就阶级意识来说，其主要的主观方面与其主要的客观方面之间的关系，就是一者向着另一者发展的关系。前者是实际的群体意识，而后者是与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与功能相适应的意识。阶级意识研究也因此被分为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而后者转而被分为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

　　研究阶级意识主观方面据说包含以下步骤：研究任何可能研究地区的工人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尤其是在冲突形势下去研究他们；跟踪他们在生活和信仰方面的急剧转变；寻找没有出现但通过对工人社会地位及相关利益推断出的可能性；在工人群体和个体工人中努力揭示出抑制或阻碍这种可能性实现的东西。相互影响、引起反应像观察、询问工人一样，在这个调查过程中都很重要。从工人客观形势的研究中，我们甚至在了解很多关于它的现状或者它将在何时、以什么方式、以什么速度沿着可能性预示的方向发展之前，能够大体上知道阶级意识大致的发展方向。这听起来可能似是而非。全部运动和变化都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表面上的稳定性及其原因才是需要解释的主要问题。或许研究阶级意识主观方面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应该用在它在群体以及个体方面多种多样的障碍上。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因素到底有哪些，它们如何发展和运行，它们的强度以及影响因素等等，当然，这是就朝着完全阶级意识运动的每个阶段上的阶级的每个部分而言的。它在这个框架之内并通过采取这些步骤，使得辩证研究能够解决阶级意识的形成特征。

　　但是，形成怎样的阶级意识，涉及革命活动、有意识的阶级斗争以及有所提高和被激发的理解力。正如我之前所说，阶级斗争是阶级运动的法则，阶级间的相互影响是阶级意识的客观基础。因此，考虑到二者的辩证关系，阶级意识也可以被视为阶级斗争的主观方面，它反映阶级斗争在各个发展时期的形式与强度。因此，我的结论是：具有完全阶级意识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投身于一定形式的革命活动；而形成完全阶级意识又必需革命活动，但是后者实现的步骤需要制定计划（这并不是说那些不具有完全阶级意识的工人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参与革命活动，至少短时间内不能，但那是另一回事，这些情况需要详细地研究）。因此，任何周密的阶级意识研究必须回答如下这些问题：在阶级意识发展的哪个关节点，工人会参与到革命活动中（假定我们对到底什么是阶级意识已经达成了一致）？支撑阶级意识的条件是什么，人们为何及如何错失它（对增强阶级意识的关注很多，但极少有社会主义学者或实践家关注阶级意识的弱化过程）？工会和政党在取得国家权力的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认识到工人运动领导权的作用，是否就像赖希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双重的阶级意识概念：一个是对领导者而言，另一个是对工人群众而言呢？（Reich, 1972）

　　将一般社会主义政治分析的核心问题放到阶级意识研究计划的最后，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而是指出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另一种路径。例如，从这个角度研究资本主义表明，阶级不仅应该有自己的政党，而且会建立它所需要的政党，阶级为政党做好了准备，政党也与阶级的性质及其发展相适应。然而，政党用最大努力——正如布莱希特告诉我们的以及其他美国左派人士的经验所证实的那样——也永远不能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人民（Brecht， 1957）。

　　我们应该站在辩证法的高度去从整体和部分的角度研究阶级意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非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话，马克思主义者就刚好是经常考虑整体的一般化而贬低或者忽视部分。但是，只有通过研究处于相互联系中的部分，才能更好地理解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者也容易过快地将任何发展萌芽拔高到最终形式（尽管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研究“谁获利”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多数版本的经济决定论当中，简化论的色彩是很明显的。对于我们曾经关注的问题，这种倾向表现为以下形式：将长期且复杂的阶级意识形成过程简化为一种简单的条件反射，每个进步的标志都被视为已完成结果的证明。总之，这种错误源于对转化中介的复杂性缺少足够的重视，正是这些中介构成了任何重要的社会问题的关节点。在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辩证张力总是难以坚持的，它被瓦解为简单的同一性。常常存在两种错误：要么将阶级意识的发展前途误解为它的存在现状（一直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诱惑），要么将它的存在现状误作它的发展前途的终极衡量（这是实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死胡同）。避免这两种错误的唯一路径在于：将二者作为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若干时期给予同等关注，就像我一直努力在做的那样。

　　另外，在解释个体行为时，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将利益误认为动机；但利益只不过是动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多么重要，它在动机结构中只是一个方面。除了这些曲解之外，还存在以下倾向：经常对快速的社会变化给予过高评价，将资本主义稳定表面的一个相对次要的裂缝误作革命高潮的开端；相应地低估阻碍社会变化的因素，尤其是那些深植于个性中的那些因素。最后几点大致可以归为一厢情愿的想法——它们确实如此——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容易犯这类错误，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既拥有强大的优势，但也有自己的弱点。过分的乐观而低估资本主义维持现状的力量，这是危险的。用所谓的可靠公式代替艰难的辩证研究工作，无疑对研究者具有诱惑，却存在着犯错误的威胁。对此，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提防。

　　七

　　最后，显而易见，研究阶级意识的活动影响了阶级意识成为调查对象社会世界的组成部分和理解阶级意识过程的构成要素。将阶级意识设想为复杂的关系和过程，将其视作总是在工人与其所处环境（包括其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因此，研究阶级意识的每一尝试，显然必定成为其环境的一部分，从而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影响阶级意识的发展。有人认为，阶级意识是被给定的一套信仰，在一些方面是静止不变的，因此，细心的研究者可以保持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原貌，而无需用尽办法去改变它。但是，阶级意识实际上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且主要是对工人阶级形势变化的反映。研究者无疑可被纳入这种形势之中，并因此影响阶级意识，或者促进它或者抑制它。大体而言，研究技术、比较方法和使用的范畴、输出或截留的信息以及研究成果的出版等，都会对阶级意识产生影响。

　　例如，研究者可以通过设计问题而将阶级中的个体身份强调为自我定义（这最适合于解决一系列特殊问题）；研究者可以提供多数工人不知道的重要事实；研究者可以运用比较方法来突出而非淡化工人阶级遭遇的不公平现象（如何选择比较对象就是一个问题）；研究者可以将个体的对手放大到一个对立阶级，并与这个阶级及其产生的基础和条件联系起来。此外，大概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向工人提供诸如“阶级”、“剥削”、“资本主义”、“阶级斗争”之类的范畴，帮助他们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进行思考，帮助他们更加辩证地加以融会贯通并继续学习，帮助他们组织得更有效率、更有政治性。当然，研究者必须注意，在工人至少是以某种形式或多或少地了解这些范畴所涉及的内容之前，不要过多地使用它们。否则，它们只能被当做骚扰普通民众的毫无意义的行话。

　　对此相反，研究者也可以尽量避免使用这类范畴，而与多数社会科学家一样——除了使用淡化不公平现象的保守事实和比较方法之外——鼓励工人根据其他群体特征（种族、国家、宗教、性别等）以及“个体态度”和“个人选择”去思考。关键在于如何切入正题、强调什么、假设什么、使用什么样的比较方法、如何制定框架以及用什么范畴表达这些内容。这实际上还是在用传统模式去开展阶级意识研究，由于它与传统学科的形式和规范保持着联系，因此，无论研究者是不是有意为之，这种研究实际上无疑会阻碍阶级意识的发展。同时，研究者越是清楚自身对被研究的人类主体的影响，他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们用来开篇的问题——如何研究阶级意识——既关涉如何调查阶级意识，也关涉我们如何做并影响它。这双重意义，正是我努力在文章题目——“我们如何及为何研究阶级意识？”——中所要传达的。就此而论，通过开展激进研究（尤其是关于阶级意识的激进研究），以此促进激进活动的可能性，本文算是勉强触及了。然而，作为学者和实践活动家，我们的研究兴趣和专长如何更好地结合呢？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渗透的增强，就理解并影响变革的可能性而言，从阶级意识的视角来开展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研究的意义，现在或许比过去更加重要了。跳出对主流学术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批判，来从事我们自己关于工人的研究，去发现我们需要的信息，同时帮助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现在正当其时。现在开展此类研究的机会也比过去大得多，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冲突局势，在各大学中不断增多的激进学者构成了一支潜在的研究队伍。阶级意识研究能够成为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就看我们怎么做了。

　　如果有人想把工人意识研究作为操纵信号从而影响工人思考内容的话，我只能——再一次——回答：不管怎样，任何阶级意识研究都只是影响工人的思考方式。除非研究者不诚实或者想有所隐瞒，否则，研究不可能成为操纵的手段。你站在哪一边？这个老问题不得不提。进而言之，这个老问题还可以提得更具体——你究竟是想要帮助弱化还是帮助促进阶级意识？答案不存在第三种可能性。既然立场无可回避，那么，一开始就公开站在一哪边，不仅是激进者应为之事，而且也是诚实者必做之事。除了那些利益被真理伤害的人之外，有谁想要我们撒谎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