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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立生：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
精神生活是一种人类生活的基本维度，是人类生命获得意义和价值的重要的生活样式，也是人的存在本质、价值追求、文化教养乃至一个民族或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表征。伴随着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和时代精神的转变，精神生活问题已经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的焦点问题之一。反思人类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构成了现代哲学的重要思想主题。现代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想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现代性状况的批判性思考，既比较真切地反映了现代性社会所遭遇的精神焦虑与困境，也表达了希望恢复和坚守人类精神生活维度的思想期待。但是，如何超越对个体自我存在的主观体验的过分渲染和对精神生活原初状态的迷恋，赋予精神生活及其现代性处境以一种更为冷静与成熟的理性分析，依然是我们应当加以省思并解决的思想任务。
应当看到，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没有灵魂的物质主义”，它在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历史理论的层面上所实现的对人的现代性处境及其精神生活问题的深刻理解，具有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思想理论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我们需要认识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力量和独创性，是怎样照亮现代精神生活的。”（伯曼，第113页）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创造性地把握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并历史性地反思现代性社会矛盾的批判理论，它不仅能为我们理解精神生活及其现代性处境提供真实的思想框架，而且其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和对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也为当代人类的精神生活与精神家园划定了基本的思想方向。
一
人的现实生活不仅表现为物质生活和肉体生活，而且体现为超越性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作为两种内在关联又具有异质性的生活样式，它们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生活矛盾的基本领域。是追求感性欲望的满足与身边的快乐，还是追求内心的平静自足和凝神沉思的生活？至少在古希腊哲人的心目中，纯粹理性的精神生活是更有意义的自由的生活，它能使生活本身获得内在的坚定性，因而是更值得过的生活。在西方古代思辨哲学、意识哲学的框架内，精神生活作为超验主义的神秘活动，甚至表现为像柏拉图所说的“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第125页）的“理性的迷狂”。在古希腊，精神生活指向的是对终极本体的认知，并且体现为对人生意义的反思与省察，表现为对感性生活的鄙弃。因此，精神生活只能是少数人的特权，是有闲暇之特殊阶层的远离日常感性世界的精神活动。按其自身逻辑的发展，超验主义把精神生活的客观性内容剥离出来，使其仅仅成为内在论唯心主义的主观性，这将不可避免地把精神生活导向彼岸世界的宗教神学的境域。
“随着宗教的解答和内在论唯心主义的解答逐渐失去其力量，自然对于人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终于构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和他的整个存在”（奥伊肯，1997年，第19页），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又被纳入了自然主义的框架中。在自然主义的观念看来，精神生活依赖并从属于自然的生活，所有精神生活的努力均在于适应自然给定的条件，并体现为感性的愉悦。如果说，超验主义是以抽象化和异在化的方式表达人的精神生活的超越性与自由性，从而使精神生活陷入到远离感性生活世界的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之中，那么，自然主义则以启蒙的名义取消了精神生活的内在独立性，从而使精神生活失去了应有的能动性而沉陷于物质生活的必然性之中。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仅仅囿于内在意识的层面来理解精神生活显然是不够的，只有上升到实践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才能实现对精神生活的真实理解。也只有如此，才能更为深刻地把握精神生活的实践基础与社会历史意蕴。在这个意义上，超验主义与自然主义都没有能够把精神生活当作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没有将其还原为人的现实生活去把握。现代西方哲学的存在主义与生命哲学试图呈现出精神生活的真实存在感，但它们一方面把精神生活的主体仅仅界定为狭隘的个体自我，太过专注于精神生活的个体主体性，从而缺乏社会性的现实向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把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导向主观主义的心理体验和感性情绪的渲染，从而又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历史感。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穿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迷雾，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的存在论确认。“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精神生活作为属人的生活方式，从属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并建基于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的条件及基础之上。“‘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同上，第81页）精神生活关联和植根于物质生活，并受制于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精神生活既不能彻底脱离和割裂于物质生活，也不能完全服膺和同一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总是被生活世界所包围，又力求从中超拔出来，进一步地解释和规定、引导和提升物质生活，从而赋予生命和生存以精神的和生活的意蕴。精神生活的意义追求和价值世界，是由生活世界的基本元素托举并支撑起来的，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展开和实现的。社会化的精神生活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合理的生活结构应当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整体性的协调统一，需要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维持动态的平衡。
马克思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既超越了超验主义对精神生活的抽象化理解，也扬弃了自然主义对精神生活的直观化理解，赋予精神生活以属人的、社会历史的规定性，并把精神生活及其发展融入了社会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实践辩证法之中。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精神生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精神活动，精神生活的问题并不是精神领域自身的问题，精神生活的建构当然也不是精神领域自身的事情。人的精神生活既不应遁入神秘主义的超验领域，也不能下降为感性自我的自然表达，而是要通过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不断确证和提升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实现精神的升华。历史唯物主义对精神生活的实践本质及社会历史向度的理解，为我们把握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思想框架。
二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从属于人的存在的总体性状况。对现代性社会生活状况及精神生活处境的总体性把握与反思，需要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洞见。在对现代性社会生活状况反思的诸多社会理论中，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具有最为根本的奠基性意义。吉登斯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现代世界所塑造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力量至关重要，这种力量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吉登斯，第1页）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现代性社会以及资本主义本质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它既表现为对后者的科学分析，也同时是对后者的哲学批判。
马克思对人的存在的现代性状况的分析，是建立在对构成现实生活过程基础的实践活动即生产劳动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而对生产劳动的分析，则通过对作为劳动成果的现实的存在物的解剖来实现。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分析和批判的“物”，就是包含了现代性的基本状况和一切现代关系萌芽的“商品”，以及作为存在的现实形式和现代社会本质规定的“资本”。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根本上体现为“资本的逻辑”。马克思指认资本的逻辑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根源。“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4页）资本的逻辑是抽象普遍性和同一性的逻辑，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任何存在物都要被纳入到资本这一抽象的形式中去表现自己的存在，从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资本的逻辑是流动性和扩张性的逻辑。资本自我增值的本性，使其力求突破和超越一切界限、关系和形式，从而导致“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同上，第275页）。资本的逻辑是物化和世俗化的逻辑。资本使财富的占有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同上）。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导致了普遍的物化。物化成为人的存在的普遍现实，也成为现代精神生活的根本境遇。卢卡奇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明确指出：“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卢卡奇，第156页）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也洞察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鲍德里亚，第1页）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物化状况的现代性批判所激起的当代思想效应。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物化具有了全面的异化性质：物化不仅是一种政治－经济的制度安排，而且体现为一种文化－生活的心灵体验，并进一步积累和上升为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世俗化和物化的“拜物教”。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对现代性社会进行了政治－经济的制度分析，同时也不缺乏对这个社会中的生活体验的真切理解。在对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揭示了异化劳动所具有的异己性的心理表现。哈维确信，马克思的拜物教分析是“最令人信服的洞见之一”。（哈维，第135－136页）与传统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从而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相比，拜物教不过是“感觉欲望的宗教”和“被欲望燃烧起来的幻象”，是人的本质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在现代性社会，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不断扩张的文化的工业化，使拜物教意识得到更大的渲染，进一步加剧着精神生活的物化状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况。文化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大众文化，则直接塑造和建构了人们日常的精神世界，导致人们的精神领域趋于平面化和同一性。精神生活蜕变为直接的感性刺激与片面的精神享受，表现为“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这种物化的精神生活屈从于浅薄的兴趣，表现为对精神生活内涵的吞噬和对精神生活意义的曲解，从而使精神生活丧失了其应有的内在性、丰富性、超越性和历史感，精神生活由此陷入“熟悉的陌生”、“喧嚣的孤独”、“存在的空虚”等悖论性的状态，人的精神生活的家园感由此面临失落的危机。
人的存在的物化与个体化是同一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对物的依赖成为个体挺立自身独立性的物质基础与必要前提。但是，物化的进一步发展又使人的独立性陷入到个体化的困境中。对物的依赖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从而使人的存在从原来所依附和从属的狭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个体的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并没有真正生成和转化为“有个性的个人”，而是片面地实现为原子化的个人、“偶然的个人”、“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原子化的个人在精神上既失去了与历史传统的联系，也失去了与他人的联系，人的精神的根基由于失去了稳定和可靠的支撑而成为碎片。一方面，现代人在精神上丧失了来自传统共同体的稳定支撑和庇护，无数分离的个体从传统的稳定秩序及熟悉的地域性情境下抽离出来，“不得不凭借个体的力量去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带来的不可预测性、非连续性与空虚”（鲍曼，2005年，第15页）；另一方面，物化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变成物与物的联系和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人的精神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视野退缩，逐步返回到个人狭小的私人领地和日常的生活世界，专注于个人的狭隘目的和自我兴趣。在个体化的社会中，“不仅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就连个体可以获得的、并可能有望固定于其上的位置都在消融消解，几乎不能作为‘生活计划’的目标”（同上，2002年，第183－184页）。如此一来，个体精神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被取消了，心灵的基础秩序受到侵蚀，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向度逐渐失落。
应当看到，随着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推进，物化与个体化不仅越来越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后果，而且也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所要面对的生活现实。精神生活的物化与个体化，不仅使个人的精神空间日益局促、狭隘与平面化，而且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失去了应有的从容与和谐，失落了内在超越的精神自由。与此同时，社会共享的精神结构与核心价值也在物化与个体化中遭到溶解。马克思指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如何扬弃和超越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困境，引导时代精神的文明转换，已经成为严峻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三
在海德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家看来，要找回被现代工业文明所遮蔽的存在的意义，使人的精神生活获得诗意的存在感受，只能通过强调思想对存在的归属和听从更为源始的语言的召唤。似乎在遁入语言、思想和诗的精神领会中，我们才能逃避“技术座架”的促逼，回到我们久已陌生的精神家园。但是，语言、思想和诗真的是我们值得期待的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吗？至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它们并不构成“抽象的王国”，它们依然是社会的产物，并由现实的生活过程所规定。应当看到，在现时代，与语言、思想和诗相比，资本的逻辑依然是统治我们的存在以及精神生活的强大力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资本的跨国流动、文化的工业化和资本化、发达的现代科技所支撑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市场化所支配的大众文化等等，仍然是现时代精神生活难以逃避的生活背景与更为坚硬的存在。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判断，精神生活问题的秘密不在人的精神、意识自身之内，而在人的总体的存在状况和现实的生活过程之中。因此，精神生活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改变，只能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创造条件。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生活基础具有高度的哲学自觉，坚持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对人的全部生活活动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不仅是改变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现实力量，同时也是改变人的精神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作为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物化。这种物化通过现代科技、工业、商业而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马克思，第89页）在此意义上，物化对于人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人占有自身全面本质的必要环节。马克思认为，物化之所以具有异化的性质，乃是由于物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在一起造成的。马克思同时确信，对物化的超越和扬弃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成为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第86页）所以，创造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的存在和精神生活获得自由发展的基本前提。对于马克思而言，物化所导致的精神生活的感性化，是人通过感觉所实现的自我肯定，因而具有一定的解放意义。只是这种感性化还需要进一步超越需要和享受的有限性及其所具有的利己主义性质，也还要进一步提升和创造为“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马克思，第88页）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精神生活的自由不是个体抽象的主观自由；只有在普遍的和客观的规定性中，精神生活的自由才能得到真实的表现和确证。马克思十分强调“社会”这一普遍的和客观的规定性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所具有的真实意义，明确要求“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同上，第84页），“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同上，第88页）。历史唯物主义坚定地认为，只有改变把物化和个体化固定下来的社会关系，推进个体化与社会化统一的历史进程，改变劳动的社会性质，从而使劳动和财富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使“偶然的个人”、“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转变为“有个性的个人”和“社会化的人”，人的精神生活才能挣脱个人内在意识和“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固执和偏狭，敞开内在的丰富性和普遍的自由性。
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及其所形成的强大的同一性力量，正日益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主体自由性与文明发展的多样性需要所反抗和消解的对象。现代性社会及其精神生活的重构，不仅有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更依赖于特定社会制度的创新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这一方面需要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的逻辑”及其所从属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也需要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克服和抵御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困境，内在地要求超越自命为普遍性的狭隘西方视域，回到自身的主体自我意识。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精神生活显然不只是个体意识内的私人事务，它是社会的，也是历史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精神生活是规定一个民族的精神素养、文明方向和历史命运的大事。我们的文化传统历史性地规定了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方式、情感体验和生活态度，它对我们的精神生活具有家园般的奠基意义。真正自由的精神生活不可能是他人的，而只能从自身的传统中流淌并开放、延展出来。只有在自身文化传统所奠基的家园中，人们的精神生活才能找到熟悉的自由感觉，才能享受相感相应、相亲相属的存在意义。因此，精神生活的现代性重构要求把个体的精神生活奠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并积极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地促进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需要在改革和开放的实践中，创建用来规范和引导社会关系的更为合理的制度文明，同时创造性地阐释和提升既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又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只有如此，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生活的全体自由性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才能更好地引导和塑造人们的精神生活。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关于精神生活的话题显然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它甚至被赋予了严肃的和沉重的使命。在现时代，物化与个体化似乎使时代精神不得不暂时筑居在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阴影中。按照海德格尔悲观的理解，面对技术座架的促逼，无家可归的人类只能凝神沉思，期待上帝的救渡。由此，海德格尔又把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复归于西方的宗教传统。这起码表明，海德格尔的思想还无法完全走出西方思想文化的视轨和意识形态，也还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与境界。历史唯物主义把精神生活的自由看成是人类解放的事业。由此，精神生活问题被导入了人类解放论的境域。马克思说：“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科学地确证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由此承诺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理想，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发展境界的精神自觉，也是对人类发展的必然性与应然性信念的理性表达。历史唯物主义透过社会形态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和确认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为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真理性的思想方向和历史道路，也把人类的精神生活带入了内在超越的崭新境界。它为迄今为止仍显脆弱的历史进步信念注入了内在的坚定性，也为人类的精神生活战胜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根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内在统一的存在论承诺，以及自由个性的生活理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期待，也是现代人需要用实践确证的精神方向。对于现时代人类的精神生活而言，作为科学的理论与希望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将依然具有巨大的信念引导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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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新人生哲学要义》，张源等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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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2002年:《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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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文艺对话集》，1983年，朱光潜译，人民文艺出版社。
伯曼，2003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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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邹诗鹏，2007年:《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及其超越》，载《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