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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原则性问题，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重申和强调“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开始凸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和文化等非军事范畴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的理论视野，意识形态已成为当下研究一个国家软实力状况的重要理论视角。维护与国家政权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首要问题，其关键就是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一、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是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目标

　　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它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的一个方面，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不同的经济基础必然对应不同的为其巩固和发展服务的意识形态。在存在着阶级差别和多元生产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也会因物质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多样性，但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才会与同样由这种关系决定的国家政权相结合，而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我们通常把国家政权称作国家机器，具体表现为政府、法庭、军队、警察以及各职能部门，与此相对应，并且共同服务于决定其性质的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可称为“软国家机器”，因此意识形态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软国家机器”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维护也就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这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导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靠国家政权来维护与传播，它为论证现政权的合法性，并提供合理性的支持，如果这种意识形态丧失其主导地位，那么就意味着该政权就会丧失其合法性的舆论指导。因此，主导意识形态是政权合法性的文化基础，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也构成了国家文化主权的最主要方面。国民的意识形态认同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和稳定，缺少意识形态认同就意味着政权会产生“合法性”危机，意识形态的危机必然导致政权危机，所以，主导意识形态危机的最终指向是一国政权以及该政权保护下的特定的阶级利益。这就是我们在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流的当今世界体系中，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性的道理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对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目标。

　　首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由其科学性决定的。马克思在批判和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的前提下，并在综合各门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把它贯彻到对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发现了唯物史观；在鉴别、吸收和改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合理因素的同时，运用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深入解剖，发现了剩余价值，宣告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在批判继承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提下，在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人类发展指出了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于其科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尽管在苏东剧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通过“历史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等思潮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但一次又一次新的金融危机不断暴露出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主要矛盾，而在这一矛盾之上的各种文化危机、生态危机更是层出不穷。这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既没有过时也没有被证伪，相反，其科学性和时代性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不断的被证明。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通过科学揭示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而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土被割让，主权被侵犯，人民积贫积弱，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近代中国不断向西方学习，但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直到先进的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中华民族才真正走出一条复兴之路。尽管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努力的过程中经历过曲折，也犯过错误，甚至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而恰恰是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对错误的纠正也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而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可以说，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是中国人民选择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再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是基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开展而产生的，这是工人阶级阶级意识觉醒的标志。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什么别的主义能成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工人阶级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其历史使命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所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无疑应确立其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统一的。中国现代化百年大计的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党和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邓小平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 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在四个坚持之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其他三个坚持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保障，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

　　二、指导思想多元化是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威胁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是多层次的，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也来自多方面，而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非难，妄图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则是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来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他们更多地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来评判他们的价值选择，这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这一进程伴随着多种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的碰撞与交锋。理想多元化和道德多元化已越来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分歧和冲突，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带来新的考验。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主张不断地被张扬，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所谓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理由”可以称为“多元经济决定论”。这种说法认为，实现经济转轨之后的中国经济制度是多种所有制并存。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人们的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关系也多元化，那么指导思想也应该多元化。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它割裂和歪曲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虽然是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但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关系都能决定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决定该社会经济基础以及整个社会形态的性质。马克思指出，自从社会有了阶级以来，“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前提是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物质保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仅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相适应，而且正是发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关系并决定整个社会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种“理由”可以称为“民主政治决定论”。这种说法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民主政治对立起来，认为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就会阻塞言路，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这种观点实际上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各自的阶级性及其本质区别。西方资产阶级鼓吹超越阶级的代议制民主，其实质是以两党或多党之间的斗争来掩盖阶级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各党派之间的争论和博弈是在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前提下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解决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为基础的人民当家作主，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尽管我国的政治民主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譬如官僚主义和“一言堂”等现象，但这并不能归咎于指导思想。取消马克思主义就会丢掉真正的人民民主而选择为少数人服务的资产阶级民主，正是为了保障和发展真正的人民民主，才要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第三种“理由”可以称为“多元文化决定论”。主张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者总是宣称，指导思想一元化违背了“双百”方针，不利于学习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实际上，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社会文化思想的多样化是任何一个有阶级存在的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也如此。如前所述，指导思想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它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属性，而多样化的文化思想则可以是多种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不一定直接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性质。所以，文化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并不能否定指导思想的一元性。

　　第四种“理由”可以称为“社会活力论”。这种观点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不强调统一的指导思想，这样的社会更具活力，人们的思想更具创造力。这种看法是受西方国家极力鼓吹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所迷惑而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西方意识形态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其意识形态系统中的价值理想、理论学说及政策主张实现了相互分离，在各自独立的基础上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 。尽管其理论学说纷繁复杂，不同学派不同时期的理论观点也不相同，甚至是矛盾和对立的，但是这些繁杂的理论学说在主流上都没有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核心价值理想，例如自由竞争的经济学说、相互制衡的治理思想、强调秩序的法制精神、张扬个性的社会风气等无不渗透着其核心价值。这些学说观点变化不会引起其核心价值的传承，因而百家争鸣的背后是相同的意识形态实质。而他们的不同政党似乎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其实质是政策主张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与途径实现其价值理想，本质上其指导思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是一元的。

　　“指导思想多元论”的错误根源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其一是概念不清晰，理论认识出现失误。这种观点往往认为真理是多元的，世界上不可能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种真理，因而主张用各种真理来指导社会发展。这种看法忽略了真理认识对象的确定性，离开确定的对象讨论真理的作用犯了逻辑混乱的错误。马克思主义是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不是宇宙间唯一存在的真理，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具体办法，不能事无巨细地将之套用。其二是认为对于确定的认识对象来说也存在多元真理，这种真理多元论的根据是基于对什么是真理和真理标准的唯心主义回答，否定真理的客观性，以及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关联，以这种真理观来论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站不住脚的。其三则是意欲通过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达到政治目的，将指导思想多元化作为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具，这种多元论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威胁更大。

　　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体系仍然占优势，其众多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思潮不断向外传播。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其实质是企图使马克思主义退出意识形态阵地，将其让给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资产阶级价值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更大范围的意识形态领域内搞“一元化”。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势必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混乱局面，危及意识形态安全，从而引起政治动荡，乃至国家分裂和倒退。

　　三、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辩证关系

　　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环节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日益明显和突出，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不承认社会思想多样性这个事实，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意识形态安全含义是对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维护，而不能理解为只能存在一种意识形态。于是问题就在于，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一元指导思想与社会文化多样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在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对这二者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承认社会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却否定指导思想的一元性，社会思想文化的多样并不等于这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就要多元，对此上文已作过分析。另一种倾向则与之相反，虽然认识到了指导思想一元的重要性，却又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多样性重视不够。社会思想文化的多样发展才会使文化建设丰富多彩，不能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就像一种声音构不成美妙的音乐，一种颜色构不成美丽的图案一样，一种思想文化也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丰富的精神需求。

　　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与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内在的统一的。无主导的多样性，形成不了秩序，只会杂乱无章。我们在肯定思想文化多样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和必然趋势的同时，又必须认识到思想文化越是多样越需要主导性，越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就是说必须强调多样发展是一元指导下的发展，一元指导是对多样发展的指导。这就如一首乐曲，虽然由各种不同的音符组成，却只有在同一个基调之上，没有脱离开主旋律才能成为和谐的音乐。

　　只有实现一元指导和多样发展的有机统一，实现良性互动，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多样发展的思想文化有利于促进思想的解放，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而充满活力的社会文化则能为指导思想的发展提供营养。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排斥对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的学习、借鉴和吸收。通过借鉴和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恰恰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品质。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成果。当然，我们在借鉴和学习国外的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地位，才能够帮助我们透过纷繁的社会现象看清其本质。

　　总而言之，正确处理好上述二者的关系，不仅可以防止思想僵化，而且可以防止各种腐朽和错误思潮的泛滥，二者结合得越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就越巩固、文化就越发展、思想就越活跃，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就越牢固。

　　注释：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参见韩源：《意识形态发展模型研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1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4]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论指导思想一元化与多种思想并存问题》，载《前线》2000年第11期。

　　[5] 田心铭：《为什么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二论“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

　　（编辑：刘德中）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