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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的。这一命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经济现代化建设理论作出了创新性阐释，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以来，现代化经济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从战略锚定到战略擘画、再到理论体系阐释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集成中达到新的境界，实现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升华。 

　　这里提到的“系统集成”，是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起草情况的说明中提出的重要方法和原则。习近平提出的“强化系统集成”，是以“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为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的。深入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同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的过程和特征，对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及其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创新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理意义。 

　　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征 

　　在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阐释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同《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的目标内涵高度契合。《决定》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展开的“七个聚焦”，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方面作出了战略部署和方略布局。“七个聚焦”中首先要聚焦的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聚焦”把“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主要内容加以凸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建设发展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机制改革以及发展目标方面的集中体现。《决定》在对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阐释中，把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首位“聚焦”的内容提出来，充分展示了现代化经济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有机整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对“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问题的阐释中，首次提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成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础之一，更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先声。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的内涵和特征作出六个方面的系统阐释，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协同性：一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二是要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为战略支撑；三是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必然途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四是要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根本途径，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五是要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要基础；六是要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基本国策。 

　　习近平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这六个方面内涵和特征的系统阐释，对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发生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其中的两个基本观点更是意义重大：一是提出“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凸显“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的新要求；二是提出加强制造大国建设，提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特别提出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观点。这两个基本观点，对后来的新发展格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都发生着关键性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不久，2018年1月，习近平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再次作出阐释，就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意义指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我们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如期实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结构集成上，作出六个“体系”和一个“体制”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探索。 

　　习近平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个“体系”，一是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强调“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这四个方面的协同性以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使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使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二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强化“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三是要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凸显“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四是要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加强“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区域优势互补，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五是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推进“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六是要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着力“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习近平提出的一个“体制”，就是要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加快“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这六个“体系”和一个“体制”的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结构特征表明：“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一结构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主要在于：以先进生产力为坚实基础，以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型生产力为战略支撑；以完善经济制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方法路径；着力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机制调整的统筹协调。习近平对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目标、战略地位和内在结构上的新阐释，展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基本要素及其经济方式组织结构在量的变化中实现质态变化的基本特征，揭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基础、方法路径、基本特点和根本要求，揭示了之后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中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形式和过程特征。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锚定中国式现代化之前，习近平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作出进一步探索，凸显三个方面的重要论题。一是从新的战略高度，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及其发展导向作出新的探索。2018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事关我们能否引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流、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事关我们能否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9月，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的讲话中对“十四五”规划时期加快科技创新的紧迫性作出新的阐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都需要强大科技支撑”。二是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关键环节作出新的探索。2018年3月，习近平在“两会”期间谈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着力点，是“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2018年10月，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契机，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发挥人工智能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重要基础、根本环节和战略支撑，实现“智能经济形态”上的创新。三是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塑造开放新格局作出深刻探索。习近平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制造业新技术蓬勃发展，为促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共赢作出积极贡献。”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中的新发展 

　　《决定》在对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阐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系统集成上的新探索。在对思想历程探索的规律性认识上，马克思提出过“从后思索”的思维方法，即“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完成的结果”上，对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演进作出科学分析，能够更为透彻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创新性探索的真谛，也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集成中的新跃升。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中国式现代化首次作出战略锚定。这次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替之际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在对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锚定的阐释中，首次对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色和内涵作出概述，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强调“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2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使命任务的阐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色、总体目标、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问题作出全面探索，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战略锚定到战略擘画的跃升。习近平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对2035年基本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体目标的阐释中，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方面的目标作出战略规划。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三项具体目标，一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三是“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以战略目标的新特征和战略规划上的新要求。 

　　2023年2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从“理论体系”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邃思想、政治意蕴和崇高境界作出系统阐释。习近平第一次对建党百年来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新的历程中的创造性贡献作出新的阐释，并且从六个“观”和六个“重大关系”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作出系统阐释。 

　　六个“重大关系”的系统阐释，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过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的特征，彰显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方法论原则。这六个“重大关系”，一是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要着力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依循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二是战略与策略的关系，要着力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全局性、稳定性，着力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有度、策略有效；三是守正与创新的关系，要着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始终把握发展方向、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的改革创新；四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着力妥善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增强和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同实现各方面利益有机结合；五是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要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六是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要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要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空间。六个“重大关系”的集成，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方法论上的显著特征和鲜亮底色。 

　　《决定》进一步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战略擘画到系统集成的新的升华。这一系统集成，是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必然要求”为深层缘由和决定因素的，是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为根本标识和政治导向的，也是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决定的，还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形成的主要原则综合运用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集成，集中体现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推进改革的战略部署和方略布局；要想把这些战略和方略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就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各方面制度、体制和机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集成。 

　　中国式现代化从战略锚定到战略擘画、从理论体系到系统集成的发展过程，尽管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但这一过程所产生的理论力量、所凝聚的思想精粹却是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拓展及其集成的过程，不断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新特征和新取向，不断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现代化经济体系内涵的系统性，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的六个方面特征以及六个“体系”和一个“体制”结构内涵所作出的阐释中得到更为显著的发展。在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更为全面的表述上，习近平提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相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目标的系统性特征和取向更加显著。这一系统性，也体现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的系统性理解上。2020年11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话时提出，“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促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其次，现代化经济体系结构的整体性，在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擘画和后续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阐释中得到更为显著的增强。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作用过程的整体性上，对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新取向作出新的探索，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的理论和实践意蕴。 

　　再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协同性在《决定》对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的阐释中得到更为显著的拓新。这一协同性突出地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坚持系统观念，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凸显改革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七个“聚焦”，无论是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还是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突出的就是加强对改革的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中国式现代化各方面的改革和发展相互配合、协同高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全面改革的协同性，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特征和新取向，厘清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指向和方略布局。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作出分析，提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增多，动能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改善，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呈现增长较快、结构优化、质效向好的特征，经济实现良好开局等方面成绩显著，同时也高度关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同时面临诸多挑战，对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以及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等方面问题作出剖析，从发展的协同性上，厘清理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新课题和新要求。 

　　三、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理论跃升 

　　在关于《决定》起草情况的说明中，习近平把“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视为“强化系统集成”的方法要义和思想特质。现代化经济体系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集成，集中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内涵的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上的系统集成；二是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内在结构的相互配合、协同高效上的系统集成。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内涵的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上的系统集成，体现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内涵和特征的发展和创新上。习近平在最初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时，就对这一体系的内涵和特征作出概述，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为战略支撑、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必然途径、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根本途径、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要基础以及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基本国策等六个方面的“整体谋划”和“系统布局”。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对这一概述作出进一步新的阐释。 

　　一是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任务，凸显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和运行体制改革的新要求。具体而言，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二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体而言，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突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方面的新理念和新取向。 

　　三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关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等方面的新目标和新任务。 

　　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具体而言，突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五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结构上的这些探索，其学理上的新特征就在于：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基础，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决定》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结构内涵，从四个方面进一步作出创新性探索。一是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突出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结构内涵上，强调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二是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上，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在结构内涵上，凸显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三是强调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四是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求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决定》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结构内涵的探索，凸显于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二是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三是强化教育、科技、人才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现代化经济体系内在结构的相互配合、协同高效上的系统集成，集中体现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个体系”的发展和创新。现代化经济体系内在的“六个体系”，构成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在整体规划中抓住根本，在系统布局中突出重点，处理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辩证关系。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在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的探索中进一步强调，要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发展。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整体中的根本、系统中的重点，也是协同高效的枢纽。实现现代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和重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经济基础。 

　　《决定》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改革和发展作出新的部署，提出了“三个健全”新理念：一是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二是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构建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三是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以这“三个健全”为根本和重点进行整体谋划、系统布局，是汇聚和激发新质生产力革命性力量和根本性动力的新要求。 

　　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的同时，习近平对高质量发展问题作出深刻阐释，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提出了把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联结在一起的发展目标和思路。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在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阐释中，不仅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而且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强调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强调高质量发展要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着力于不断提升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增强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高质量发展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联系的探索，也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根本规定。 

　　《决定》提出要“聚焦”的“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联动目标，就是对党的十九大之后提出并不断强化的“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理念的最为透彻的表达。 

　　四、现代化经济体系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创新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命题，是对习近平提出的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观点的现实应用和理论创新。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这里，习近平不仅提出了开拓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要义，而且还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生成过程作出学理探索，揭示了从立足国情和实践、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到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实践成果的规律性认识和学理性发展的过程。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是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突出成果和重要标识。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发展阶段的创新性发展，升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境界。2020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这个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全面加以把握。”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同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认为：“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命题，在新发展阶段拓新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丰富和拓展了包括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成就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发展阶段的创新性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术语的革命”的显著标识。1886年11月，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015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里提到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就是对恩格斯提出的“术语的革命”的新的表述。在关于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阐释中，习近平对诸如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许多重要论断作出高度评价，突出了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术语的革命”上的理论意义和学理特征。这里“许多重要论断”同现代化经济体系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理基础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元素。 

　　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术语的革命”意义上，其学理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显著：一方面，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一种体系性范畴，有着丰富的学术内涵和学理特征，它吸收了当时已经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理论和范畴的思想精粹和理论要义，具有显著的综合性和总体性特征；另一方面，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一种体系性范畴，有着广泛的拓展力，在这一术语的发展中，与之后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等理论和范畴相互作用、相互交融，不断发展和拓新自身的思想内涵和学理意蕴。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术语的革命”中的这些显著特征，彰显了这一术语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理论意义以及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学理地位。 

　　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的显著成果，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着多方面的创新性贡献。2022年4月，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所具有的“归根到底”的意义，同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生成学理，也同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有着高度的契合性。 

　　在知识体系的理解和探索中，长期存在着自主的知识体系与依附的知识体系的论争。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后殖民主义”问题研究的有些著述者，在对“去殖民化进程”的反思中，提出了“西方对‘东方’的研究其实只是支配东方的一种方法”的问题，使得“东方”思想界的知识体系变成西方知识体系的“搬运工”，揭示了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依附性”知识体系传播的现象。在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中强调其自主性，就是要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构成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上，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特征基础上，在知识体系的术语革命和理论方法应用上，在知识体系的汇聚和集成上，都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并不排斥对国际学术界知识体系中一切有价值的资源和因素的借鉴与吸收，但这种借鉴与吸收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习近平指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 

　　知识体系是由学科的学理性和学术性的问题取向驱动的知识的集成与重构。理论性和实践性取向构成了实践知识体系和理论知识体系两种基本类型。在知识史上，这两种类型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冲突经常出现。比如，15世纪初意大利米兰大教堂开始修建时，当地熟练的石匠们和主管工程的法国工程师之间就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究竟哪个更为重要。在知识史上，有过“理论知识”对“实践知识”的鄙视，如17世纪职业医生们热衷于嘲讽那些助产士和民间医生们的实践知识；也有过“实践知识”对“理论知识”的贬损，如18世纪晚期法国磨坊主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就尖锐地批评那些“博士们”整天傲慢自大地想指点磨坊工和面包师的本行工作。 

　　中国特色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仅要坚持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而且要坚持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样式问题。在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命题伊始，习近平就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的结合，就成为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标识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所要达到的创新性的知识体系类型。 

　　2020年8月，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习近平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对象，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问题作出一系列深入思考。 

　　一是提出“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面对新发展阶段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实际，我们更要关注经济实践、投身经济实践。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更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形成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这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要求，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知识体系自主性的根本立场。 

　　二是要求“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是由问题导向牵引的。新发展阶段，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这就更需要深入实际、考察实情，达到理论上的“有根有据”以增加理论知识，达到政策上的“合情合理”以增加实践知识。理论上的知识体系和政策上的知识体系两个方面的结合，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追求的新类型，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关键所在。 

　　三是坚持“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根本上就是要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规律，更好地回答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四是把握“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无论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还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理论内涵上都突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自主知识体系上也都要面向世界，为世界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和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上的探索尽管是初步的，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理影响，对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6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