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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呈阶段性演进。马克思系统论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过程与客观规律，深刻证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进阶性演化，并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形态，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与显著标志。

　　从文明的概念来看，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2］296。它是人类同动物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主要特征，体现的是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总体样态，以不同时期的物质生产力水平、精神文化成果、社会交往关系等一系列代表性要素作为主要表现形式。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3］724这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依据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的不同具备相应的时代特点，与之对应的则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下人类文明所表现出的现实形态，内含着人类社会的进阶性演进过程。因而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必然具有不同的文明形态，并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性演进态势。不同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所有制形式是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区分标志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典型特征，决定人类文明以何种表现样态处于自身发展的相应阶段，并依靠二者的矛盾运动演化为更加先进的高级文明；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592。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的角度出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论述社会发展阶段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思想，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592，并将人类历史的一般进程分为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社会、中世纪奴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其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592，预示着不同文明形态的接续出现。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5］284

　　这在现实场域中体现为人类社会遵循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演进脉络，依次经历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不同阶段，并表征为个体之间不同的依赖关系，由依赖于血缘氏族的家庭共同体过渡到依赖于商品交换的资本共同体，再到共产主义社会下实现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共同体，以文明形态的进阶性发展显现人类社会的阶段性进步。马克思据此将人类社会分为人的依赖性阶段、物的依赖性阶段与人的自由发展阶段。在人的依赖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受制于自然基础的客观制约，以血缘为维系纽带，具有突出的自然原始性，“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是他属于某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部落等等”［6］142。在这种情况下，隶属于共同体的依赖关系决定劳动主体与自然之间无法产生分离的趋势，社会生产不具备明确的社会分工，只能依靠每个个体参与到社会生产过程的全部活动之中才能实现自给自足，使得“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6］6。因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6］56。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的发展阶段将由人的依赖关系过渡到物的依赖关系。这个阶段生产力的提高增强了人类对于自然的适应与改造能力，“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6］58，开始从局限于适应自然实现生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也就是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过程的转化”［6］191，并逐渐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时代背景下相互协作、细化分工，“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6］52，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为创造人类现代文明提供有利条件。但人也开始异化为“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7］557，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使得“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3］52，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成为人类社会在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

　　而当社会生产力实现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在全社会充分涌流，劳动不再以维持基本生计为目的，转而成为人类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并获取幸福感的本质活动，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掌握，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53。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6］197，使得“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537。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都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不依赖于任何事物而独立自由地存在，真正自由地从事一切活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文明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呈现出以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表征的文明样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8］214追求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了中国社会的进阶式发展过程，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历程中形成的。其深厚历史经验与巨大实践成就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面貌，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概念的深入理解，展现出党对现代化规律的正确把握与对中国自身国情的科学认识。它既有各国现代化道路的一般特征，又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在人类文明的整体意义上构成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体现。

　　从现代化本身来看，有关现代化的论述来源于对所谓“现代性”的研究阐释。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将传统与现代区分开的一种属性，其核心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的过程，是摆脱愚昧、迷信、专制，而追求理性、科学、自由的过程［9］。吉登斯等人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10］69。而在现代化的包含要素上，理论界的认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接续展开而逐步深入并更为全面，意识到现代化是不仅仅局限于工业发展的狭隘概念。亨廷顿认为，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能够了解自然和社会，而且能够通过有意识的控制和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时，现代化就诞生了［11］98。他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一切领域的变革。［11］32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认为，广义的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过程，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等各个领域，具有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重要特征［12］17。并且，现代化还是一个指向于人的发展的人文性概念，英克尔斯将现代化的落脚点放到人的身上，提出发展的最终要求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即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现代性的改变，如果没有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因而，现代化是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是一个涉及人类文明诸多方面的复杂体系，是衡量人类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科学技术、工业建造、文化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重要评判指标，也是评价某一国家或民族是否跟上时代潮流并引领世界发展路向的基本参考。它既是对当前发展成效作出总结的绝对性评价，也是同其他国家发展成果所进行的相对性比较。

　　其实，人类文明的阶段性演进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人类正是在探索如何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并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即实现现代化既是人类社会的总体现实追求，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方式。为彻底摆脱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促进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迫切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效率的现实要求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自动化生产方式迅速取代了传统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生产，人类由此进入工业时代，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标志着人类现代文明的诞生。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36随后，人类继续在实践中推进现代化建设，依次开展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极大促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探索运动，经历了由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互联网信息时代与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革命性跃迁。在此期间，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发生了指数级增长的飞跃式发展，生产关系出现了丰富多样并难以预测的进阶性演化，在短短几百年时间内不仅在物质生活水平上得到显著提高，更在精神文明领域创造出璀璨的文化成果。可以说如今人类文明同几百年前相比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者之间最为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实现了全方位的现代化。正是追求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并不断以新的文明形态构成人类文明史上的不同篇章。

　　历史与现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史就是一部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探索史。因而不论是从现代化的内涵定义上看还是从现代化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符合现代化总体规律的实践性进阶过程，从理论一般到实践特殊，以显著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与深厚的历史经验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理论的正确把握与对社会样貌的深刻改变，构成了世界现代化的中国体现。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经历多年战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现代化的建设起点低，并且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不同，我国并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是跨过了“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实现现代化难度极大。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力开启现代化建设进程，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深刻认识到“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13］86，因而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努力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秉持大国担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民数千年的贫困问题，朝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这些成就一方面来自中国共产党在奋斗历程中对现代化理论的正确认识与不断探索，另一方面也以实际经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总体构建，二者相辅相成，既满足中国人民时代要求，又取得了符合世界现代化总体规律的巨大成就，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趋势格局，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工业发展、精神文化、生态环境、制度建设与和平发展等维度成为世界现代化道路的新体现。

　　从人类文明的整体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身作为一种新的现代化方案不仅丰富了人类文明宝库，更在价值观念上坚定了其他国家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信心与决心，为世界各国在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重要领域带来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它既是世界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展现。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文明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与理论性总结，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角度，对现代化建设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人自身存在方式进行深层次变革，突破了由资本逻辑所引领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基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经验拓展了世界现代化的特征、标准、路径，指明了现代化的构建方向，丰富了现代化的构成要素，提高了现代化的实现质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4］9。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达到新境界，也标志着人类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因而，历史经验与实践成就深刻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15］，在现代化的整体层面构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本身就是一种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建立在剥削压迫之上，过于追求资本增值与物质财富增长，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正确利用资本的有利因素，追求生产力水平与物质财富的合理增长，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注重分好蛋糕，走出一条追求消除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这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生活的理念宗旨、价值目标、方式手段与最终样态上均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构成了全面超越，成为一种全新的物质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短短几十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之路，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16］163，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人均GDP由1978年的385元增长至2023年的89 358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14］140，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然要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特征，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继承与时代发扬，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又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的理论窠臼与道路局限；是对西方现代化进行合理借鉴与正确扬弃，从而凭借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本身成为一种全新的物质文明，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同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传统模式，在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这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物质文明的道路优越性。优美绿色的生活环境构成了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物质文明在自然界的生动体现。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559-560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理性运用与工业发展带来的严重污染，导致自然资源接近枯竭，生态环境遭到难以逆转的严重破坏，这也决定了其现代化建设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而，我国人均资源禀赋不足的现实条件与西方早期现代化的负面经验决定仍然走大量消耗资源的老路是行不通的。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超越西方早期现代化道路对人类存在问题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割裂认知，主张将人与自然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共同整体，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同时，利用好自然界赋予人类文明的宝贵资源，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过程中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证明，现代化同生态文明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互斥概念，而是可以协同互促的有机整体；它既保证了人民在物质生活上对绿色自然环境的基本需要，过上物质丰富、环境优美的幸福生活，又以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制度文明，以保证社会公正平等、人民生活和谐有序的先进制度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建立在剥削压迫以及人与人之间阶级关系的不平等之上，追求资本的无限增值，剥削无产阶级的劳动剩余价值，其进程充满了冲突对立与矛盾对抗，存在尖锐且明显的阶级分化，使得“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5］147。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远景，以求建立“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53。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与理想目标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将在制度层面主张和谐平等作出内在规定，使其作为一种先进的制度文明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为更好发展制度文明付出了大量努力，包括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等，并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平等、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现代化建设成果的整体意义上的现代化，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追求公正平等的价值理念。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释放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又保持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其成功必然将以先进平等的社会制度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文明，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曾不惜代价追逐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理论上一度忽视文化伦理的重要作用，落入单纯局限于构建纯粹数学模型的“科学化”自证窠臼，社会道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滑坡。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相比，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整体，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发展要素。为避免出现西方现代化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负面现象，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大力发展生产力，全力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同时注重社会精神文明总体建设，将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抓手与必然要求。因而，“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17］。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精神文明，既符合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基本条件，又具备灿烂繁荣的文化生活。它并不单纯局限于物质层面的经济增长，而是追求达到经济持续发展、物质生活富足、精神文化丰富的理想状态，在哲学、艺术、文学、教育等诸多层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以思想文化的自信自强开辟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精神文明，为人类指明和平发展的正确路向，推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这既是一种大国担当，也是精神文明的世界体现，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是对内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对外殖民、扩张的血腥之路。直至今日，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凭借自身较为强大的综合实力转嫁经济危机、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局部战争，维系全球金融霸权。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的血泪史。与之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与必然选择。中国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不论在精神理念还是在现实行动上都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整体关怀，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践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8］19，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治理中贡献中国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列强侵略、凌辱的悲惨历史，深知和平的宝贵，决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17］，“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5］。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凭借其理念主张与实践自觉构成一种追求和平、负责担当的精神文明，在带领人类实现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简介：韩喜平，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杨羽川，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团队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基础理论研究”（2022CXTD08））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0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