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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危机时代”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激烈对抗从民族国家的“容器”溢出，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场域中得到暂时的稀释和缓解，却酝酿并凸显着更大危机的时代。价值虚无主义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内生性危机。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切断了精神生活与崇高本质的联系，颠覆了神圣的本源，“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呢？——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亦在排他性的利益博弈中形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瓦解了共善的目的，“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更在物化结构不断消解生命的内在规定性中遮蔽了质性的价值。由于资本逻辑亦存在通约效应、占有剩余、自我否定三大机制，它在自身的向外扩张与形态演变中，促使价值虚无主义不断生长蔓延、发生流变，进而从经济至各个领域，从中心国家到整个世界。“从其本质上来看，毋宁说，虚无主义乃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乃是被拉入现代之权力范围中的全球诸民族的世界历史性的运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民族国家的场域中自我扩张，亦在全球化的空间生产中重新布局：不仅资本形态经历了从产业资本，经金融资本中介，直至虚拟资本的演变；社会形态亦经历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演变。“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整个世界分裂为中心与边缘、跨国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的对峙。价值虚无主义在国家的层面表现为消费主义的能指拜物教、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解构主义的哲学范式，在国际的层面则呈现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权力独占所导致的规则的垄断。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原子化”的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文明形态中实现联合性的共在，价值虚无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的本质性危机才能真正得以解决。

一、资本主义世界价值虚无主义的内在意蕴及其流变

　　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因此，价值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编制的“物化之网”，以“虚幻”的拜物教重构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进而导致了精神世界的坍塌、意义向度的萎缩、价值秩序的颠覆，也同时生发出自我辩护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虚无主义的根源绝不仅仅是形而上学，而且是深层的现代社会物质结构，换句话说，资本逻辑是虚无主义的物质根源。资本逻辑造就的拜物教就是虚无主义的别名。”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所产生的“拜物教”割断了精神价值与其崇高本质的联系，成为引发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本力量。它切断神圣的本源，使人类失去意义的根基与敬畏的秩序；瓦解共善的目的，使人们丧失共同情感的纽带；遮蔽质性的价值，使生命沦为符号化和形式化的存在。然而，拜物教与价值虚无主义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资本逻辑的通约效应、占有剩余、自我否定三大机制的推动下，在资本形态与社会形态的演变中，从经济领域蔓延至各个领域，从中心国家扩张到整个世界；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亦从“所指”与“能指”的间接连接，演变为“能指”与“能指”的自我转换，形成了“能指的拜物教”，进而实现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激烈对抗的危机时代，向跨国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对峙的后危机时代跨越。

　　首先，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虚无主义具有鲜明的三重意蕴，它不仅消解了“神圣”的本源，瓦解了“共善”的目的，亦遮蔽了“质性”的价值。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之间纵横交错、互为经纬，编织了以计算的“形式合理性”为根基，以专门化的功能分割为表征，具有抽象普遍性、标准化的“物”的“人造时空”，即马克思所说的“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形式合理性”表征了精益求精地设计最有效的方式、程序、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特定目的的理性化行动，它具有逻辑的形式化、程序的标准化等特征，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组织流程、法律契约、官僚制度之运行效率的理念基础、客观标准和构成方式。资本主义世界造就了广阔而普遍的生存场域、复杂而抽象的关系系统，这样，形式各异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意义系统便在普遍的逻辑空间、抽象的人工环境中重新“洗牌”。一方面，资本逻辑的同质化与社会高度的理性化消解了“神圣”的本源。不仅资本逻辑以交换价值的中介性真实地构建着“现实”，一切主观性价值只有经过了客观化，才能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人类丰富、异质、多元的价值世界遭到了彻底的重构，神圣、崇高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获得让渡。“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货币面前不存在‘不能估价、不能抵押或转让的’，‘处于人类商业之外的’，‘谁也不能占有的’，‘神圣的’和‘宗教的东西’”；社会的高度理性化亦将整个世界“化约”为一个数学问题，“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资本主义世界成为冰冷的数理逻辑与随时交换的商品，主体自身亦化为排斥一切非理性的无情之物。主体理性一旦成为无限意义的担负者，只能是将一切不可量化的神圣和美好的东西拒之门外，既无法形成令人敬畏的秩序，抵御恶的侵蚀；亦难以慰藉人生的苦难，获得生存的勇气；更不能遏制理性的狂妄，规约欲望的魔鬼。“不能理解的限制反而成为一种权利，受辱性的知道，变成诋毁绝对神圣的应当。虚无主义原则的前提，都是这种清醒的理性主义，都是这种知道和清醒的权能。”

　　另一方面，技术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亦遮蔽了“质性”的价值，在效率原则的范导之下，将整个人类的生存场域、生活节奏和行为秩序进行了精密的重组，从而为社会生产注入了强大的技术动力，为社会生活带来了复杂的专业分工，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严密的组织系统。在技术理性的精心构建下，社会系统摆脱了任意的人为干扰，社会关系挣脱了互动的局部情境，时空场域也与具体的地点、事件相分离，趋于标准化、空洞化、虚拟化。人类在抽象的普遍性中获得了广阔的视野和形式的平等，却使自身在庞大、自律的系统网络中化为匿名的角色和抽象的符号，致使生命独特的、实质性的个性和美德变得微不足道。资本逻辑的本末倒置更使主观性价值与客观性事实发生分裂，进而驱逐了一切实质性价值，使之成为物的事实的世界，致使个体的灵性与生命的高贵在抽象的“魔法”之下变得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只是彼此作为等价的主体而存在，所以他们是价值相等的人，同时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他们的其他差别与他们无关。他们的个人的特殊性并不进入过程。”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社会关系，是排他性利益博弈的存在方式，进而在国家与国际两个层面瓦解了共善的目的。共善是共同体的整体之善，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的目的、共在的蓝图、共享的精神。然而，在被利益和欲望的链条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社会关系中，一切联系都成为自我的外在性、契约化关联，一切交往都成为浅尝辄止的流动性、功能化交往，人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为利益的博弈关系所遮蔽，因而人们在专业分工、利益竞争、金钱交往和契约关系中变得敌对、冷漠。“如果我不自我欺骗，这种外在的自我退隐的内在方面就不仅仅是冷漠，而且，它常常是——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经常——轻微的憎恨、相互的陌生和厌恶，这在无论由什么引起的紧密交往时刻会出现憎恨与斗争。”因此，基于个人利益彼此分割的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竞技场，基于排他性利益博弈的世界也是垄断与攻伐的战场，这只是纯粹功利性的整合而非伦理性的共善，亦非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

　　其次，资本逻辑存在着通约效应、占有剩余、自我否定三大机制，它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救赎中不断向外扩张并发生形态演变，也促使价值虚无主义不断生长蔓延、发生流变，从经济领域延伸至各个领域，从中心国家扩展到整个世界，进而在危机时代向后危机时代的跨越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通约效应”是资本逻辑造就抽象性社会系统的基础性机制，它以货币的交换价值兑换着主观性价值，一切价值只有受到资本世界的最高价值即交换价值度量以后，才可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可。“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不仅品质各异的劳动产品可以彼此通约，人自身亦被强行地纳入其中，丧失了特殊性的自在价值，生命的实质性内涵被消解。“占有剩余”是资本逻辑无限增殖、不断蔓延的动力性机制。“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资本的抽象统治使自我增殖成为世界的至上目的，它将一切都置于这个增殖系统之中，永不停歇地占有剩余劳动、攫取剩余价值、消化剩余资本，以实现自我繁殖、向外扩张之欲求，从而必然瓦解国家和世界双重的共同体精神。“自我否定”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救赎性机制，亦是其开疆拓土、向世界蔓延的推动性力量。资本主义的增殖欲求与其过度积累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悖论，这使其必须不断自我否定、向外扩张、对外掠夺，不仅是寻求世界市场，更是将一切社会空间都纳入资本的统治，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民族国家的“容器”中溢出，在全球化的空间场域中重新布局，形成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跨国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的对峙。这既是垄断资本主义势力主导与任意颠覆规范性秩序的根源，亦是促使资本主义灭亡和救赎、扩张与升级的力量。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使资本逻辑向各个领域渗透并将这些领域全部纳入资本运作的结构中来，资本逻辑的三大机制以及与之共谋的技术理性，使价值虚无主义不断从民族国家的经济中心向各个领域蔓延，进而在共时性的维度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尽管其他领域亦存在各自的价值原则，但处于中心地位、强势的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却成为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生态等诸领域的主流逻辑。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政治领域，垄断资产阶级必然消解“公正的秩序”，金钱政治的表征、国家政策的独占、相互否决的党争和民主的失败等都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在文化领域，文化工业的形成亦使文化自身沦为商品，仅仅满足人们物欲的需求和感官的愉悦，超越性和批判性的价值也依附于商品的文化符号，致使“自由的价值”发生窒息；在伦理领域，形式合理性对“实质性伦理”的遮蔽，使公共生活缺乏道德评价机制与责任共负原则，呈现为道德价值的真空状态，以致否定了道德的自在价值；在生态领域，资本主义将自然生态纳入自身的增殖逻辑，必然破坏人类“生存的家园”。

　　另一方面，资本逻辑的三大机制以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亦使资本自身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与转型升级中，革新着表现的形态，进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时性维度中，推动着价值虚无主义发生流变。马克思早已预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必将导致世界历史的发展，价值虚无主义也随之展开自身从民族国家到世界体系的蔓延和流变。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完成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升级，形成了资本与劳动的激烈对抗、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显性统治”。“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呈现为“所指”与“能指”的间接连接，它使“表象”创造“实在”的幻影，“伪自然性”的构建无法掩饰一次又一次的“显性危机”，“生命的异化”成为价值虚无主义的时代主题，无产阶级沦为劳动力商品，成为丧失人自身类本质的动物般的存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银行与工业的混合，致使金融资本占据主导；显性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催生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以武力殖民瓜分世界市场的历史格局；“人类的毁灭”成为价值虚无主义的时代主题，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和扩张成为人类的灾难。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工业信息技术所支撑的知识信息与金融衍生品形态的虚拟资本趋于主导，形成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以金融和技术殖民进行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态势，以此实现对全球无产阶级与边缘国家的“隐性统治”，从而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后危机时代。生产与生活被塑造为“能指”与“能指”的自我转换，“表象”创造了“实在”，形成了能指的拜物教。它使中心国家的国内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却使“规则的垄断”成为价值虚无主义的时代主题，主导并破坏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人类社会的依存性与资本主义的垄断性之间的深刻悖论，亦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曙光。

二、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价值虚无主义的表现形态

　　在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相互交织、纵横交错，使资本形态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的不断演变中，形成了对人类生产与生活的空间重塑。“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恰恰在于把空间本身作为生产对象来看待。”如果说后危机时代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主要是以商品生产获取剩余价值，那么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则更多是以均质化、不平衡的空间生产引导资本的流向，进而攫取剩余价值、消化剩余资本。这里所说的“空间”指的并非直观的“方位坐标”，而是特指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所“架构”和“嵌入”的生产与生存空间。它不仅显在地包含着重构一切社会架构与领土组织的地理空间，亦本质地蕴含着消解一切地方性与历史性的社会空间，更抽象地构建着网络平台与信息技术共同支撑和承载特定社会关系的虚拟空间。这种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不仅来自资本自身的增殖欲求，“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它也来自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逼迫，使资本主义只得不断向外部空间寻求出路，进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权力关系超越中心国家的“场域”，形成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发展到怎样的范围，雇佣劳动也就发展到怎样的范围”。因此，为了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资本主义必须生产一种特殊的空间关系，必须不断以地理空间、社会空间、虚拟空间的生产和更新，形成和强化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跨国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的相互对峙，不仅使剩余价值的获取直接来自空间权力的独占与国际规则的垄断，亦使资本主义空间结构消解着自身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更在意义的空间化与时间性的驱逐中，形成消费主义的能指拜物教、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解构主义的哲学范式。

　　首先，就国际层面而言，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以生产关系、阶级形态、权力结构的实质性嵌入与全球性内化，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超越商品生产本身，以均质化、不平衡的空间架构引导资本的流向，获取剩余价值、消化剩余资本的格局，从而使价值虚无主义的表现形态从生命的异化、人类的毁灭延展至规则的垄断，即空间权力的独占。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动力就来自资本逻辑之通约效应、占有剩余、自我否定三大机制。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空间诉求来自理性化的自我构建，它将传统的地方性的自然、历史、族群共同支撑的差异性绝对空间，抽象为全球性、形式化的均质性相对空间。“全球化全部‘意义’的背后，只有一个单一的理念，即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就是从地方根源及其文化中把活动和关系连根拔除。亦即把直到近期还是局部性的活动转移到关系网中，这种关系网延伸到远方或全世界”，进而将整个世界形成并理解为一个抽象空间的“统一体”，承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结构、权力架构，以此实现资本逻辑的无限增殖、无限拓展、无限生长。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使之只有不断向外部空间扩张，消除一切空间障碍，才能在全球化的“空间容器”中，吸收过度积累的剩余资本，攫取日益增长的剩余价值，缓和不断激化的阶级矛盾。“空间障碍的消除和‘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斗争对于全部资本积累的动态来说都是根本性的，并且在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时期更是剧烈。通过向新领域的地理扩张以及建构全新的空间关系来吸收剩余资本（有时是剩余劳动力）可以说是很显著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形成了差异性空间消解与普遍性空间爆炸的辩证统一，“在国际的层次上，不仅是所谓的跨国公司，还有伟大的世界性策略，预备且引向了不可避免的新空间爆炸”；亦形成了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心/边缘’的矛盾来自‘全体/部分’的矛盾，因为所有的全球性构造，都导致集中的中心性（centrality）的建立”。

　　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以空间生产进行政治规划的过程，地理空间的重组、社会空间的扩张和虚拟空间的构建，造就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本身，进而形成了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跨国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对峙的权力结构与阶级关系。正如威廉·I罗宾逊（William I.Robinson）所言：“跨国资本家阶级是新的世界性统治阶级。”在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突破时空障碍的物质信息资源流动与社会要素切换重组，本质上都是在特定权力结构的范导之下进行的。质言之，空间结构的生产就是权力结构的内化，进而在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的形态演进中，在科学技术的加持与技术理性的推进下，形成了空间结构从具体的地理景观与社会空间，到抽象的网络平台与虚拟空间的演变路径。“如果说‘全球化’这个词表示任何有关近期历史地理的东西，那它则最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空间形态从战略性的地缘空间掌控，到精准化的系统空间垄断，再到虚拟化的网络空间控制，还是权力形态从金融霸权的经济权力，到政治霸权的政治权力，再到知识霸权的文化权力，“中心”与“边缘”的权力结构不断凸显自身，亦不断进行博弈和重塑。由此，中心国家与跨国资产阶级在空间生产的权力结构中形成“规则的垄断”，进而导致新帝国主义在非对称性的国际秩序与空间权力的独占中，实现对整个世界的统治。中心国家与跨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权力上，以新自由主义推进了均质化的空间拓展与不均衡性的持续制造，在破除一切空间障碍的同时产生巨大的“空间势能”，使产业资本以更快速度完成席卷剩余价值的资本周转，使金融资本与虚拟资本实现理性、高效的全球殖民与风险转嫁；亦在政治权力上，构建了宪政民主的霸权与民主化的陷阱，不断威胁着边缘国家的政治主权；更在文化权力上，编织了“普世价值”的霸权与西方文化的神话，持续性地解构着边缘国家的民族文化精神。

　　其次，就国家层面而言，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亦在意义的空间化与时间性的驱逐中，形成了消费主义的能指拜物教、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解构主义的哲学范式，以致在“世界”与“哲学”之间产生了虚无主义的“同构”。客体的“空间化”与主体的“身体化”成为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方式的一体之两面。意义本身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它使生命在时间或历史的链条中彰显自身的厚重。意义的空间化意味着时间性的消解与消失，意味着生命的平面化和肉身化，意味着意义的放逐与边缘化。人们不在历史的纵深中追问生命的意义，而是在空间性的存在之物中满足空间性的身体欲望与符号欲念。“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空间，将我们从自身中抽取出来。在这种空间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历史被腐蚀。”消费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空间性的符号操控系统，它超越了“生产本位主义”的资本主义传统控制形态，在自主消费的虚假外衣下形成“符码本位主义”的资本主义新型控制结构，“通过仪式和符号达到的社会化远比通过生产的相关能量达到的社会化更有效”，进而使人们陷入符号的编码与解码、发送与接收、刺激与回应、附魅与祛魅的体系性循环。这种符号化的结构性统治，对基于实体与价值的“所指的拜物教”进行扬弃，形成了“能指的拜物教”，“主体陷入了一个虚假的、差异性的，被符码化、体系化了的物之中。拜物教所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物或者主体）的迷恋，而是对于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与主体，使它们屈从于它的编排，将它们的存在抽象化”。这种“拟像化”的能指拜物教，不仅以符号价值附魅的经验神圣，驱赶了自在的超验神圣，亦赋予物欲以精神的意蕴，使个体的真实存在消解于符码体系的组合和计算之中，从而使符号的个性遮蔽着人的个性。“异化走得要远得多。我们所离弃的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摆脱它。物品（变成了物品的灵魂、影子、我们的劳动产品）会进行报复”，“再也没有先验性、再也没有合目的性、再也没有目标：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

　　犬儒主义是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之空间化的生存状态，亦是能指拜物教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它以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为外在表现，以价值论的虚无主义为内在基础，以功利、琐碎、庸常的日常生活为生存抉择，消解着生命的厚度与超越的动力。伴随着以虚幻重构现实的精致化，犬儒主义亦经历了从“知”（knowledge）的层面，即从犬儒主义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到“行”的层面，即“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的蜕变。幻觉并不处于知的一边，而是处于现实一边，处于人的行为一边，“就他们的行为而论，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追随幻觉，他们依旧坦然为之”，不仅完成了意识形态从“知”到“行”的转变，亦消解了“批判”本身。解构主义是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化的哲学构建。从表面上看，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形态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抗，“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逻各斯：真理的历史、真理的真理的历史……一直是文字的堕落以及文字在‘充分’言说之外的压抑”。然而，它的批判力量已为能指拜物教所“吸收”，对一切同一性和总体性的颠覆，结果只是一地的碎片和意义的坍塌，呈现的是无意义的空间与肉身化的存在。由此，消费主义、犬儒主义、解构主义之间形成了自我繁殖的严丝合缝的闭环，产生了无须言说的自我辩护的功能。而“拟像”对“真实”的消解、“斗争”与“批判”的吸收，亦造就了世界与哲学之间的虚无主义合流。“这个恶魔般的世界的罪责在于，它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欲望的世界。换句话说，它伴随技术的进步愈来愈深深地陷入虚无主义之中而不能自拔。”需要强调的是，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隐性危机并不意味着危机的缓和，人类社会日益紧密的依存性与资本主义的垄断性之间的深刻悖论，正在孕育并日益凸显着更大的全球性危机。

三、价值虚无主义扬弃路径的探索与新文明形态的敞现

　　价值虚无主义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救赎中不断向外扩张，在资本逻辑的动力机制的推动下不断生长蔓延，在资本形态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发生流变，以致从经济中心延伸至各个领域，从中心国家扩展到整个世界。从生命的异化到规则的垄断，资本主义世界也在不断探索扬弃路径，但资本主义现代性框架中进行的反思和探索，都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是止于理论的想象，就是陷入新的危机。如果说存在主义主张返回古希腊早期的文化源头，只是观念内在性的形而上学批判，不具有实践的现实性，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工具理性的改造、边缘群体的“大拒绝”、培育“爱”的心理革命等进行的文化批判，更陷入了一厢情愿的理论梦呓。自由主义的救赎也只是在自由与平等、政府与市场、劳动与资本之间进行调和，最终必然在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以邻为壑的排他性博弈中陷入新的困境。因此，人类社会只有创造联合性共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走出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虚无主义危机。

　　首先，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框架内的变革陷入新的危机，人类社会需要回归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超越资本主义“原子化”的“存在”，在新文明形态中实现联合性的“共在”。从实践层面上讲，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救赎的双向扬弃中，分化出工联主义、福利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无论是否通过空间修复这个概念，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和导致战后繁荣的以福利国家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重构，作为一个基本的空间过程，比以往任何同样的时期都更加清楚。”它使工人的参与、劳动的公正、社会的保障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构建目标。但资本主义现代性框架内的调整，只是在资本导向与危机救赎的悖论中形成的暂时平衡，最终必然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中陷入新的全球性危机。新帝国主义通过金融资本、核心技术、国际规则的垄断，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殖民，实施对边缘国家与全球无产阶级的掠夺性积累，即私有化与商品化、金融化、危机的管理与操控、国家再分配。新帝国主义也在空间冲突与地缘矛盾中，不断推进着“权力的领土逻辑”，即政治权力的无限积累，“在普世主义价值观的名义下，隐藏其明确的领土扩张和领土占领意图”，进而在边缘国家民族文化的解构中寻求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力量的经典形式——军事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以高度破坏性方式被自由调动。”自由主义在理论层面上声称将个人自由奠基于责任伦理与社会正义的双重构建：一方面将人生的价值视为自主行动、自我担当之责任伦理的必然产物，赋予工作和事业以“天职”的使命感，在尽职尽责中谋求成功的同时，勇敢地承担自我抉择的命运；另一方面使社会正义的制度框架成为个人行动的图景，赋予自由主体平等追寻人生意义的权利。然而，这种占有的个人主义不管如何论证都无法解决无“家”可归的生存困境，它必然在国家与国际两个层面陷入双重的危机。因此，人类社会只有敞现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才能真正走出价值虚无主义的危机。马克思将人类的自由本质奠基于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辩证的实践与交往活动之中，承载于特定生产力状况、生产关系形态的共同体之内，使人类的自由本质不断走向现实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普遍的社会生产力与普遍的世界交往形态，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性和全球化分工格局，它使人类在广阔的世界历史中广泛地实现自身。但资本主义的排他性利益博弈，以及由此形成的敌对性国际秩序，使之呈现出“虚假的共同体”的特质，政治的霸权、经济的垄断、文化的殖民已使人类陷入危险的境地。“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自由人联合体”正是在世界历史的场域中，构建超越阶级垄断的“真正的共同体”，它是社会联合取代资本统治，进而解放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的新文明形态。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践行了“自由人联合体”构想中的“联合性共在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类的整体性来思考，这个视角超越了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民族国家的狭隘的思维模式。”人类社会的依存性与资本主义的垄断性之间的深刻悖论，使这种新文明形态与存在方式的敞现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危机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亦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共在性”的意义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卓越智慧。“在天生万物的宇宙观下，天地、万物和人通过天地的生生而连为一体，构成以天为父祖的宇宙大家族，天、人以及整个宇宙处于一个神圣的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中。”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礼记·孔子闲居》），既然“天下”是一个共同体，那么当然要以“共在性”的尺度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天下概念期望一个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以“联合性”的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当交往活动成为世界的普遍交往，生产力亦成为人类普遍的生产力之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话协商、共建共享的“政治共同体”，“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亦是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维护整个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金融、网络、科技等领域的共同安全；也是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经济共同体”，各国之间相互协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是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体”，“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更是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保护和珍爱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世界的普遍交往与国际的紧密分工使人类社会“互嵌”为一个整体，然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新帝国主义政治模式却失去了与全球化的对应性，形成了人类命运的依存性与资本主义的垄断性之间的深刻悖论。一方面，新帝国主义体系所形成的是民族国家之间基于“丛林法则”的以邻为壑、零和博弈，它以规则的垄断、资源的独占、战争的征服为战略目标，进而形成中心国家对整个世界的统治，亦造成“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另一方面，世界交往的整体性与人类社会的依存性，使人类社会不仅要面对人类共同的风险和灾难，如全球变暖、新冠疫情、恐怖主义等，亦使局部的风险迅速升级为全人类的灾难，如金融危机、区域动荡、局部战争等。这就使当代资本主义或新帝国主义国际支配体系导致了整个世界秩序的脆弱性，所谓的“中心国家”不是推卸责任就是转嫁风险，根本无法应对人类共同的风险和灾难，更遑论创造人类共同的福祉。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片面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必将导致生态的毁灭，排他性的利益博弈亦将遭到对称性的报复，当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使任何利益集团足以破坏任何国家的时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然成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出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就是合作共赢之全球化的推进与单边主义之逆全球化之间的博弈，它以国际力量的“东升西降”、世界格局的“北分南合”凸显出文明形态的“资衰社显”，即联合性共在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趋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进而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总而言之，价值虚无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内生性危机，它颠覆了神圣的本源，瓦解了共善的目的，遮蔽了质性的价值。由于资本逻辑存在着通约效应、占有剩余、自我否定三大机制，它使后危机时代的价值虚无主义，不仅在中心国家的内部呈现为消费主义、犬儒主义、解构主义所产生的自我繁殖、自我辩护的闭环，亦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国际规则的垄断中，形成了经济的全球殖民、政治的世界霸权和文化的普世神话。这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新帝国主义支配模式所产生的本质性危机，将整个人类社会置于极其危险的生存境地，因而只有回归“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在，才能在新文明形态的敞现和奔赴中使人类拥有光明的未来。

　　（作者信息：刘宇，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