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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必然随着现代化发展而不断实现自身治理现代化，从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性变革提供强有力的价值引领和组织保障。在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核心驱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与价值转化。政党治理现代化与现代国家成长历史性互动的中国逻辑是，“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①。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其自身治理必须现代化。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认知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其强大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源自于自身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新时代新征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交融交汇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不断提升以党的自身治理现代化引领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觉。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逻辑必然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人类社会现代化运动的必然产物和重要政治成果，便是政党的产生及其制度化确立，由此形成以政党文明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政治景象。“现代化催生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主导现代化，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共生与互动，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大逻辑。”②在世界政党政治演进的宏大逻辑中，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历史性出场，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以人的逻辑驾驭资本逻辑为发展机制，以共同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追求，在世界历史规律层面标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在资本主义文明一统天下局面下开辟了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孕育着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上层建筑表达和实践样态。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③的灾难性处境，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地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和伟大梦想。罕有的历史境遇和复兴渴望，驱使先进的中国人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从俄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看到了中国走出困境的新希望；从五四运动爆发看到了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新动能；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看到了中国现代化的主导力量。由此，深处内忧外患的中国不断地由被动转为主动，一步一步地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最为深刻的历史变革所呈现的政治图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困境中奋起、在努力中探索、在比较中选择、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创造，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④，“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⑤。

　　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内在规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⑥。这一本质性概括从领导力量、根本方向、价值特征、政治机制、目标指向、价值贡献、文明引领等维度，在政党政治与文明演进的高度统一上定义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反映着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与现代国家成长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自觉所达到的历史高度。整体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以新的价值内涵和文明样态，延续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根脉，承载着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寄托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高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独立话语权的时代性确立。它作为一项创造人间奇迹的系统工程，在孕育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新格局的同时，塑造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气象。

　　（二）政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在现代政治中，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⑦的基本事实，使得“不同社会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往往是由政党所决定的”⑧。政党天然具有的这种特殊价值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性耦合，表征为政党治理现代化与现代化国家的相互形塑、相互促进的文明演进逻辑，从而使人类社会现代化既彰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过程，也体现政党作为现代政治主导力量的产生及其自身治理现代化的文明演进过程。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式现代化以“由党建国”为逻辑前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价值载体，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价值指向。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中，“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把“历史中国”改造为“现代中国”的实践创造中，经由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相互促进和革命性锻造，形成了以政治创造为根本、以思想引领为先导、以组织统筹为基础、以政策供给为载体、以制度创设为关键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表达体系和价值实现机制，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主动，“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⑩。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表明：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以及发展水平必然对政党治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自身的有效治理满足现代化进程对政党能力的现实需求。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到什么样的历史高度，就要求政党治理现代化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政党治理现代化发展到什么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就有可能达到什么样的历史水准。第二，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本领，有赖于自身治理的理论自觉和实践主动，进一步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价值导向以及文明高度。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系统性，内在要求党的领导力和执政力的全面性、整体性，决定了政党治理现代化必然是一项内涵极为丰富的革命性战略工程，进而赋予新征程上政党治理现代化以新的价值内涵与时代属性。

　　由此，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政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核心驱动；中国式现代化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转化、目的所在。如果离开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指向，政党治理就会因陷入“自我循环”而消解本身的“手段”属性；如果离开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因缺乏根本保障而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强化，最大的危险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弱化，这是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得出来的规律性认识。

　　（三）增强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认识自觉和实践主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1}习近平强调，要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情办好，“最根本的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办好”{12}。那么，这里讲的“关键在党”的核心支撑、“党的事情”的根本保证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要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13}，切实把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理好。

　　从理论上讲，现代化发展要求和促进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党治理现代化引领和保障现代化发展；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政党治理现代化就应达到什么样的历史水准。但在现实中，如何使自身坚强有力则是政党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过程中始终面临的一个历史性难题。历史地看，政党政治生活中政党“应然”与政党“实然”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党的政治属性不是天然形成，要靠自觉培养；党的先进作用不会自动实现，要靠主动发挥；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要靠全面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动先进论”和“领导、执政地位天然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就意味着，政党历史越久，其先进性不一定就越来越强化，有时还会弱化；政党领导过程越长，其领导水平不一定就越来越提高，有时也会降低；政党执政时间越长，其执政能力不一定就越来越增强，有时也会退化、弱化，甚至还会异化。苏共在这方面的教训极为深刻。

　　习近平指出：“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14}党的二十大强调“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依然存在，必须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因此要“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15}。应当看到，这样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要求，是我们党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初心使命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得出来的，是从“不忘来时路”的深刻总结中得出来的，是从“认清脚下路”的现实审视中得出来的，是从“面向奋进路”的清醒认识中得出来的，深刻表明了党对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自觉和实践主动。总的来讲，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主线，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是我们党能够始终站稳人民群众立场，以拥有道义制高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以掌握真理制高点、始终处在攻坚克难最前沿以占据价值制高点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能够回应各种风险与挑战、应对众多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一言以蔽之，自身治理现代化，是我们党无坚不摧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式现代化破浪前行的政治保障。

　　这深刻表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党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反映的是以“愈大愈惧，愈强愈恐”{16}的理论清醒，以“打铁还需自身硬”{17}的实践自觉，以“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8}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19}的价值追求，从根本上回应“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20}的政治价值定位，从关键上把握“新的赶考之路”的政治发展需求，从价值上彰显作为世界上最大执政党，且“大就要有大的样子”{21}的政党文明新样态。它作为一项政党使命驱动与政党价值创造相统一的政党文明生产工程，以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规律为根本遵循，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理论指导，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实践内容，以党在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过程中占有和消费政治资源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其成效最优化为重要考量，以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根本目的。其核心价值在于使党切实做到恪守政党本质、践行政党使命、规范政党运行、彰显政党价值，进而把政党自身所具有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成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效能，从而以不断产生新坐标的文明要素和富有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的中国创造，有效破解“兴亡周期率”的政治困顿，为世界政党文明谱系增添独特的中国元素。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支点

　　政党民主是政党的生命要素，政党法治是政党的现代表征。政党民主和政党法治的本质规定性，以及由此所表征的政党领导和政党执政、政党权威和政党权力等价值形态，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支点和实现机理。

　　（一）政党民主体系和民主能力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政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驱动。民主政治呼唤政党民主，政党民主引导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与政党民主的互动，既是政党政治时代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强大政党成长、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2}，“政党的生命力就在于民主”{23}。因此，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政党民主体系，不断增强广泛而又充分的政党民主能力，既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权利、充分发挥和调动其主动性和自觉性的党内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深刻反映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集中体现党内事务归根结底由党员当家做主。毛泽东当年把党内民主看成是“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24}；邓小平认为，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统一的党，有纪律的党，有战斗力的党”{25}；江泽民指出：“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26}；胡锦涛将党内民主提高到党的生命的高度；习近平强调要“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27}。认为“落实党内民主制度”，就是要“保障党员权利，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28}。这深刻表明，民主是政党的本质之所在、价值之所依、目标之所求，是经长期政党政治历练而形成的政党意志，因而是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守的政党品质、必须践行的政党价值、必须彰显的政党文明。

　　关于政党治理的民主指向，需要深化以下几点认识：第一，民主是政党的生命线，也是政党发展的动力源。民主是政党的本性，这是从应然和要求的角度来讲的。历史地看，专制也可能成为政党的特征，民主也可能沦为政党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史上，苏共在这方面的教训尤为深刻。第二，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政党民主以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作为内容支撑，是一个由全领域、全过程的民主要素构成的政党自身政治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机制。第三，政党民主发展有赖于政党成员权利意识的牢固树立，离不开政党成员民主权利的切实保障。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必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实质上是把党员主体地位的实现程度，看成是衡量党内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总的来讲，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29}；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灵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从政党生命核心要素、现代国家核心标识的政治文明高度，揭示了我们党以政党治理现代化推进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觉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二）政党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保障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30}习近平强调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1}，“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32}。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领导法治国家建设的政党必定是法治型政党的深刻道理。“政党法治既是衡量政党现代化状态的重要标尺，也是提升政党政治文明水平的必由之路。”{33}只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的内在统一，才能做到以法治权威支撑管党治党、治国理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治党之道好、领导水平高、执政能力强。

　　因此，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前提，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价值指向，以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依规管党治党为实践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这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治理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结论，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造中得出来的深刻启迪，因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党的二十大要求：“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34}，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新征程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战略选择，深刻反映了党对自身治理现代化的认识自觉，集中彰显了我们党以政党治理现代化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动。

　　推进政党治理法治化或加强法治政党建设，需要深化以下几点认识：第一，“人治型”政党与“法治型”政党作为不同的治党类型，二者对“权”与“法”关系的处理截然不同。“人治型”政党的显著特征是“权大于法”。与之相反，“法治型”政党的显著特征表现为政党的运行逻辑起始于政党法规，中经政党权力又上升到政党法规，目的在于维护政党法规的至上权威，“把法治精神、法规秩序和绩效原则贯彻到政党内部生活和外部活动的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35}。政党法治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党治理现代化程度。第二，政党法治从理念确立到制度落实，经过体制选择、机制运行，进而表现为显著的政党禀赋，是一个复杂的政党文明成长过程。它的核心内容及实践样态，既受政党环境和政党任务影响，也和文化传统、制度资源、民主素养内在关联。其中，政党领导集体的认识自觉及策略选择，是政党法治能否推进及怎样推进的关键变量。第三，政治与法治互动的文明发展机制，内在地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治理，要以对政党权威的信仰取代对政党权力的依赖，以政党法规至上取代政党权力至上，以政党能力本位取代政党权力本位，将党纪党规、国家法律作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由此创造“遇事想法、处事靠法、评事依法”的政党治理的新机制和新形态。

　　总体上看，政党民主与政党法治作为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政治肌体。政党民主是政党法治的灵魂，政党法治是政党民主的保障。没有法治保障的政党民主会走向“无序”，而没有政党民主滋养的政党法治也会演变为“专制”。因此，越是发展政党民主，越要重视政党法治，以防止政党民主的走偏和无效；越是强调政党法治，越要发展政党民主，以防止政党法治失去灵魂、偏离目的。以发展政党民主为价值追求、以践行政党法治为必由之路，坚持政党民主与政党法治的辩证统一，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内涵与路径选择，二者统一于强大政党建设、现代国家成长的实践创造之中。

　　（三）深刻认识“政党领导”和“政党执政”的本质特征，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36}，“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37}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面对的一个独有难题。这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既担负领导民族复兴的责任，又履行治国理政的职能，是兼具“领导”“执政”双重职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从学理上讲，政党领导和政党执政，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的不同实践形态，二者同属于公共治理活动，但各有自身的生成机理、科学内涵和实践遵循。政党领导属于政治生活范畴。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要素，是政党为实现政党使命任务而生成的政治能力，被广大群众普遍感受、高度认同和主动追随的结果。从根本上讲，政党自觉顺应历史规律、有效回应社会期盼的过程，就是政党领导资格被认定的过程。政党领导水平，是政党伦理感召力、政党组织凝聚力、政党价值影响力的集中体现。邓小平所指出的党对政权领导的优势“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38}，揭示的就是政党领导力离不开政党公信力的滋养和保障这一深刻道理。

　　政党执政属于法治活动领域，本质上属于国家治权，是公共权力的政党实践样态。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权利的让渡和转化，是人民意志的政党表达，所体现的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39}。它作为一种“刚性”力量，居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地位，发挥关键性作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总驱动。“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40}，是我们党行使执政权力的基本要求。树立执政理念、确立执政任务、巩固执政基础、明确执政方略、优化执政体制、选择执政方式、扩展执政资源以及改善执政环境的有机统一，是党执政能力的整体性体现。

　　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看，政党领导居于统领地位，是整体的、全面的、系统的；政党执政是政党领导的重要内容和实践方式。从逻辑关系上看，政党领导是政党执政的首要条件，政党执政是政党领导的制度化表达。政党只有实现全面而坚强的领导，才能获得执政资格、巩固执政地位。历史地看，政党执政时间越长，越容易不恰当地强化权力意识，过分地依赖“权力”表达政党意志、发挥政党作用。而单纯靠政党权力运行的政党政治，成本高且风险大。原因在于缺乏领导权威支撑、人民根基不牢的执政权力，必然是抗风险能力差的执政权力。这样的执政权力支撑的时间越长，对现代国家经络的瓦解力就越大，现代国家成长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苏共执政后就走了一条由“不会领导”到“削弱领导”，从“异化领导”再到“放弃领导”的亡党之路，而这样的政党政治逻辑，必然招致政党灭顶之灾。因此，越是执政党，越是执政时间长的党，越要强化领导意识，凸显领导职能，增强领导本领，提升领导效能。这既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也领导现代化建设政党的生命根基。

　　与“政党领导”和“政党执政”有密切联系的问题，就是“政党权威”和“政党权力”之于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定位和实践要求。政党治理视域下的政党权威，反映的是政党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政党政治规律，凭借政党能力而形成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以政党成员为组织基础汇聚的政党内聚力与以人民群众为社会基础生成的政党动员力的有机融合、互相成就，是政党权威的生成理路；认识和遵循历史规律的水平、反腐倡廉力度，以及管党治党、治国理政成就，是政党权威的关键要素；源源不断地获取政党成员和人民群众对政党意志的内心认可和自愿遵从是政党权威价值实现的决定性因素。而政党治理视域下政党权力，则是政党为保证自身生存和价值实现而拥有的政治统御力和政治支配力，是对治理对象具有强制性约束的“刚性”力量。与政党权威与政党权力相比，二者的共同之处是都以服从为前提，又都以更普遍更广泛的服从为目的。二者的区别是，政党权威作用发挥的机理在于个体或群体对党自发、自愿、自由尊敬与遵从的“内在性”，政党权力作用发挥的机理则是基于党内法规和宪法法律约束力的“外在性”。从价值根源和价值属性的角度看，政党权威既是政党权力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政党权力的内在价值，因而是政党权力最经济、最有效、最文明的表现形态。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缺乏政党权威的有效支撑，政党权力就会丧失组织基础和社会认同，而难以长久延续。政党成员是党的生命根基、力量源泉，人民群众是党的血脉所在、胜利之本，是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历史实践中得出来的一条重要结论；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党心向背、民心向背，是世界政党政治昭示的一条重要规律。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41}习近平强调，“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42}。这样的理论认识和价值定位，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治理，必须以牢固的制度治党意识为思想前提，以完善的政党法规体系为实践载体，以科学的民主集中制为重要法宝，切实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成政党治理的政治势能，体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效。

　　（一）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贯主张

　　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以政党法规意志至上取代政党权力意志至上的政党治理模式，是政党治理现代化与否的关键性标识。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从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中、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经验深刻总结中、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中得出来的攸关党的前途与命运的重要结论。

　　历史地看，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是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章程。《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以马克思的理论主张为“灵魂”的第一国际“始终贯串着民主集中制的精神”{43}。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共（布）党人将“民主集中制”确定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在党内实行“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44}。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历来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注重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45}。党的二大党章规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46}，同时，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47}。党的五大决定设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要求“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48}。党的七大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49}党的八大强调，“正确地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在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50}。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强调建立健全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对于党的政治生活“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51}。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在汲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执行党的组织原则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民主集中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的体现，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组织制度建设上的创造性运用”{52}，强调“解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存在的问题，根本的是靠加强制度建设”{5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推向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开辟了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

　　新时代新征程不断增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理论自觉和实践主动，第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坚持人民至上的有机统一。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立场，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与坚持人民至上的有机统一，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首要前提。第二，坚持宪法法律为上与党内法规为本的有机统一。宪法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彰显了党和人民的根本意志和行动准则。党内法规是党组织制定的集中体现党的意志、规范管党治党行为的专门规章制度。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本质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坚持宪法法律为上与党内法规为本的有机统一，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第三，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既是新时代坚持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健全完善覆盖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全方位各领域的党内法规体系；要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协同推进；要充分释放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功能价值互补效能，使党既能依法治国，又能依规治党、兴党强党。

　　（二）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

　　在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价值体系中，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度直接关系到政党治理实践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针对管党治党、兴党强党面临的新情况和新挑战，根据“大党治理”的新实践和新发展，将建立完善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作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突出强调依靠制度体系的整体优势实现治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以党章为根本，以配套的党内法规为支撑，是一个由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体制机制，党管干部、选贤任能的体制机制，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体系以及解决党自身问题的长效机制等法规制度构成的制度整体。其显著特点是更加强调各项党内法规的共生互融、价值互补、良性互动，更加注重管党治党体制机制的科学和健全，更加坚持运用治理理念、系统观念、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管党治党。其核心价值在于以更加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更加高效的制度实践，推进政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包括深化制度建设和强化制度执行两个基本方面。关于深化制度建设，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54}，“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55}。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近十年新制定修订的党内法规超过70%，现行有效党内法规近4000部{56}，已形成门类齐全、体例科学、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关于强化制度执行，习近平指出：“制度制定很重要，制度执行更重要”{57}，“依规治党必须强化制度执行”{58}。因此，“全党必须强化制度意识，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59}。这样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要求，反映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抓住了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关键所在，体现了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认识自觉和实践主动。

　　总的来讲，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的有机统一。建章立制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前提，严守法纪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关键，二者统一于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创造之中。要优化制度供给，不断完善党内法规程序性制度，通过上下贯通、左右畅通、前后衔接的制度体系，明确党的内部生活和外部活动的行为准则；要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党内监督，完善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通过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将这一制度落在实处，发挥其实际效用，确保党既主动建章立制又严格遵纪守法，不断推动管党治党走向严紧硬，加快实现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统一。通过加强党内教育制度建设，培养党员的制度意识，增强制度自觉和纪律自觉，使党员敬畏党的纪律与规章制度的内在素养外化为严守党规党纪的行动自觉。

　　（三）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法宝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保障政党治理现代化，前提在于进一步提升民主集中制的政治自觉，真正把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看成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基础在于不断健全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集中的相关制度，增强民主集中制的法治权威，高质量实现民主基础上的有效集中和集中指导下充分民主的有机结合。其价值在于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实践效能，在党内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60}的政治局面。习近平强调：“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61}

　　第一，增强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理论自觉。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上是民主的。然而，党的这一“民主本性”是以政治组织为基础，以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价值指向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本性要以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思想统一”“行动一致”为实践形态。由此，“民主集中制”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它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鲜明区别开来，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具体表现和政治生活中的正确运用。

　　第二，正确看待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首先，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夯实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基础，强化和发挥广大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意识。其次，坚持有效集中，保障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效用得以真正发挥。要坚决执行“集中”所体现的纪律要求，坚决维护党的统一与中央权威，从而统一全党思想、意志和行动。最后，科学处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在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要着力把保障广大党员的主体地位、维护党员基本权益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效连接，把发展党内民主与推进基层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贯通。

　　第三，着力解决党内政治生活面临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指出：“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和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在一些班子屡屡出现”{62}，“党内生活不经常、不严肃、不认真的问题比较普遍”{63}。因此，严肃党内生活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其中，归根结底是全面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中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扬党内民主，构建和谐的民主讨论氛围，鼓励讲真话，倾听不同意见，善于实行正确而有效的集中，从而把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潜能有效转化为政党治理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工作优势。

　　第四，健全民主集中制制度体系。完善民主集中制制度体系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重要法宝的内在要求。民主集中制具体制度的系统化构建，是通过对不同层次、各个类型、不同部门的党内法规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将之紧密衔接、科学组合，以构筑起相互协调、高度关联的制度大厦。依据加强党对制度建设领导的具体实践与客观要求，全面推进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为引领，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坚持“四个服从”为要义，以规范党内权力运行为关键，以加强党内监督为保障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增强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实践性，是政党治理现代化实践中用好民主集中制重要法宝的关键所在。

　　总的来讲，民主集中制全面反映了党内各主体之间授权与被授权、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等方面的政治关系，涉及政党治理的各项领域、各个环节。其整体效能的最优释放，既取决于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制度的保障，还取决于科学方法的运用。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内在要求根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治理的新实践和新发展，领悟民主集中制真谛，践行民主集中制理念，把握民主集中制精髓，丰富民主集中制内涵，完善民主集中制机制，切实把民主集中制当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法宝。

　　（作者简介：王韶兴，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任丹丹，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