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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定性的话，是管总、管根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归根到底是用社会主义制度破解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解决的难题、痼疾与危机。那么，资本主义现代化会产生怎样的难题、痼疾与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又是通过怎样的秘诀破解的？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至关重要。

　　迄今为止所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经济体几乎都是通过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的。对这一事实的简单化理解，产生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与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论”。按照他们的观点，现代化的本质是从“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向“现代社会价值观念”——“普世价值”转变。而其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是对美国社会制度的抽象。这种变量设定，预设了美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所有国家的道路。每个国家都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换言之，美国是现代化的‘灯塔’，所有的国家都在驶向‘灯塔’的航程上，只是远近不同而已”。其实质是：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实行多党民主制与法治，思想上实行个人自由主义。一句话，现代化就是思想观念与社会制度的西方化、美国化。

　　与哲学上鼓吹的现代化“普世价值”相呼应，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提出所谓普适于一切社会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作为“一种代替卡尔·马克思关于现代史理论的理论”。他将现代化过程分为“增长的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时代，进而又加上了“消费阶段以后”的阶段（第六阶段）。他认为，只要奉行西方的“普世价值”，“经过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全世界都将进入大众高消费时代”。而为了抹杀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上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现代化，罗斯托公然篡改和曲解历史，断言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已经走上现代化道路，“共产党人所承继的是一个已经起飞的经济”，列宁只是恢复了这个由战争而破坏了的经济，“斯大林并不是一个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建筑师，而是一个完成这个国家现代化的建筑师”，把苏联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归功于十月革命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他由此得到结论：“共产主义是一种病症，如果一个过渡社会不能够有效地把它内部愿意进行现代化工作的成员组织起来，这个社会就会得这种病症。”这种公然篡改历史的反科学行为受到经济史学界的广泛批评。但因其鲜明而顽固的反共立场而受到美国政界大力吹捧，导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泛滥，罗斯托也因此被召进白宫担任高官。

　　那么，这种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是否走得通？事实证明，的确有些国家走得通，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现代化国家。这是“现代化=西方化”直至今天仍然大有市场的实际原因。然而持此观点的人们忘记了：这种成功不仅需要一定的时机与条件，而且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与代价，产生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难题、痼疾与危机，其结果只能是少数国家和少数人的病态现代化。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即使愿意付出相应的高昂成本与代价，此路也绝不可能成功。这由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所决定。

　　2.资本主义现代化成就及其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共产党宣言》对此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对人类剩余劳动的新型处理方式优越于等级制社会。在等级制社会中，剥削阶级通过掠夺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产品来维持等级制度的再生产，在供地主贵族挥霍享用的同时，将这些产品作为标示其等级地位的物质符号，从而使其成为不能生产财富的“死财富”。这就导致社会生产力系统长期处于简单再生产状态，必然发展缓慢。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将剩余价值尽可能地转化为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成为能够生产财富而不断增殖的“活财富”，进而通过市场竞争而无止境地进行资本的积累和集中。由此推动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迅速扩张与提升，产生了高度社会化的现代化生产力体系及其组织管理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现代化生产力体系及其组织管理方式正是各国现代化的主要共同特征。在西方式现代化中，这种共同特征被赋予了资本意志而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这种共同特征则被赋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灵魂，而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3.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代价与痼疾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创造如此成就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产生了它的根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力体系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一语破的地指出，以赚钱为唯一目的的资本权力“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正是在资本权力的支配下，通过多党竞选制、议会制、言论自由等一系列制度，使整个社会的政治机器和文化舆论机器都被资本化了，形成了由资本权力转化而来的政治权力、精神文化权力。随着资本的无限积累与集中，整个社会化经济体系不断集中到少数垄断资本集团手中，它们通过操纵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机器，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由此成为资本集团（如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剥削和占有全世界人民劳动价值的机器，从而无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精神文化危机、国际安全危机，直至战争危机，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产生其无可避免、无法解决的难题、痼疾与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可分为两类，其产生的问题与代价各有不同。第一类是原发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其通过本国自主性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如前所述，这种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的进步，然而也使全人类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本论》从本质到现象揭示了这种现代化过程，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到资本增殖积累和集中的过程，都是掠夺其本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过程。一部原发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掠夺史和战争史，包括英国的“羊吃人”，以贩卖黑奴为中心的“贸易黑三角”，两次世界大战，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全人类生命与财产的掠夺。当今的霸权国家正在将其推向极限。为了缓解自身困境，霸权国家竭力将由资本主义根本矛盾所引发的危机转嫁给世界各国，为此必然要建立霸权主义世界格局，即所谓“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为此不惜蓄意制造和利用各国人民的灾难，以离间国际关系、制造颜色革命、分裂他国国土，胁迫他国选边站队，剥夺他国发展权。霸权国家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已经发展到需要利用和制造灾难来维系其自身霸权的地步，所以被一些秉持正义的西方学者称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这是原发性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的由全人类承担的代价。

　　第二类是依附型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在原发性现代化国家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形成了其地位排序，结成以霸权国家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之后，后进国家和地区要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已经不可能走殖民扩张的老路，只能走“依附型现代化”的道路，“亚洲四小龙”是其典型，其代价是沦为霸权国家的附庸。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乃至主权等等，都高度依附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因而其现代化体系十分脆弱。这种依附性乃是在原发性资本主义国家支配全球的国际环境下，后进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力是高度社会化的，每个企业都必须依靠高度社会化的基础设施与市场流通体系才能生存。在西方垄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环境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落后经济体的弱小的本土资本，无法通过长期的自发积累过程和殖民扩张过程来重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成长过程，因而只能依附外国资本以获得成长机会。由此实现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只能是依附型现代化，其生产力体系与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霸权国家手中，为此只能充当霸权国家的“棋子”与工具。一旦不甘作为附庸，其所谓“现代化”便会迅速崩塌。这是依附性现代化必须面对的巨大风险与代价。

　　由此形成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现代化阵营的结构：霸权国家居于霸主地位，其领导若干强国组成联盟共同维护其霸权主义国际秩序；而其他现代化国家则处于高度依附地位，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主权听命于霸权国家及其领导的联盟的需要。那么，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能否步依附性现代化国家之后尘呢？这是摆在每个想要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面前的大问题。

　　4.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魔咒”及其根源

　　能够实现依附性现代化的国家和经济体，也只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少数特例。“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冷战背景下的西方阵营，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竞争，有意将处于冷战前线的经济体吸收到现代化国家行列，使其依附西方阵营，但其人口总量和经济规模限制在该阵营能够容纳的范围之内。自此之后，后进国家如果仍然停留在“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之中，即使愿意付出依附性代价和风险，也已无可能实现现代化，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容量已达上限。无论这些国家如何努力，其经济起飞达到某一高度之后，便会无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甚至陷入“低等收入陷阱”（合称“中低等收入陷阱”）的“现代化魔咒”，现代化成为其可望而不可即的“玻璃天花板”，整个社会陷入反复震荡和混乱之中。这已经为无数事实所证明，而且必将继续被事实所证明。

　　走西方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遭受“中低等收入陷阱”魔咒？其最根本原因可以一语道破：这是《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生产力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必然结果。通过占有剩余价值进行扩张的资本，产生了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与集中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资本吸收三种自然力（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劳动的社会自然力）进行的，由此必然造成三种自然力的贫困积累及其危机：劳动者的贫困积累（由贫富两极分化引起经济危机）、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贫困积累”（导致生态环境危机）、人的发展空间的“贫困积累”（人成为资本增殖工具而导致人的发展危机）。为了缓解其国内两极分化的危机，发达国家资本必然将贫困积累过程转移到他国，由此形成国际性两极分化——资本积累于现代化发达国家，而贫困积累于发展中国家。于是在世界人口总量中占比很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达国家，必须依靠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家的资源和剩余价值来供养。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矛盾，逻辑地注定它只能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少数国家与少数人口的现代化，而不可能发展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历经数百年的发展，生产力的水平已经极大地提高，然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9年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共有35个，总人口不到10亿（约9.2亿），占全球总人口76亿的13%左右。而且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着贫富两极分化，其穷人也未能享有真正的现代化生活。这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后，历经数十年，再也没有新的经济体挤进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行列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后来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旦经历了从传统社会进入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初期起飞阶段之后，便会陷入“中低等收入陷阱”——因为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已经无法容纳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发展权必然被它们所依附的霸权国家所剥夺。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努力，都会陷入“中低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这是已经成为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魔咒”，南美各国就是例证，奉行“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必然如此。

　　中国有14亿多人口，其人口总数超过现在的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因此，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仅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实现现代化，而且必然依附发达国家。在此情境下，必然面临被解体而亡国灭种的危境——因为使中国解体并处于内部冲突之中，最有利于霸权国家“分而治之”。因此，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必须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找到破解当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现代化魔咒”这个世界难题的道路，这是历史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肩上的必须完成的伟大使命。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克服“中低等收入陷阱”的“现代化魔咒”，必须另辟蹊径，开辟新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发挥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巨大动力作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同时又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生产力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制的矛盾；不仅要克服这一矛盾在国内经济中的各种复杂表现，同时又要克服国际资本主义矛盾在中国国内的表现，即去除对国际资本的系统性依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刻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的历史地位，是因为它能够通过社会主义道路破解资本主义现代化不能解决的难题、痼疾与危机，破解当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代化魔咒”，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发现。

　　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按照永恒正义的要求所作出的理性设计，是在任何时代都能建立的超历史制度。人类如果早500年按照这种理性设计来建构社会，人类就可“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这种把社会制度看成按照人类主观意志随心所欲塑造的产物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典型的唯心史观，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科学社会主义确认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时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社会主义必然诞生的客观基础，而这种矛盾只有发展到人们必须用新的制度来解决，以实现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的程度，才成为其必然诞生的时机。因此，社会主义的诞生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极限阶段的必然要求，而不是人们头脑中的理性设计的结果。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这种历史规律的必然产物。中国虽然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国际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已经扩张到中国，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使中国具备了使社会主义诞生的条件与时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相勾结，形成了多重叠加的统治力量，使中国人民所受剥削与压迫为全球最重，中华民族到了濒临灭亡的最危险的时候。如果不解决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多重叠加的矛盾，中华民族必然面临亡国灭种之危境。而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由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外溢到中国而产生的，由此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必然高度依附于国外资本所提供的基础设施体系、技术体系、金融体系和市场体系。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依附国，中国人民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奴隶。因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乃是亡国之路。于是，施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极限状态，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两个必然”的历史规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具备了实现条件。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这种历史必然性，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推翻了“三座大山”对人民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全世界人民打开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巨大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鲜明特征，其伟大使命正是破解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能解决的难题、痼疾与危机。

　　第一个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只能是少数国家少数人口现代化的困境与危机。习近平指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人口规模不同，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同，其艰巨性、复杂性就不同，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不仅面临资源环境和国家治理的巨大难题，而且面临霸权主义打压，其难度是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克服这些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破解资本主义现代化只能允许少数国家、少数人口实现现代化的世纪难题，其根本秘诀是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选择和建立了新型制度、新型治理方式、新型发展理念与方式。

　　一是选择和建立了新型制度，包括新型政治制度、新型经济制度、新型文化制度。

　　——作为新型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立国之本。人口规模巨大国家，如果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必然面临两大治理困境。一是官僚主义治理困境：由于巨量人口必然造成政府层级多、部门多，导致政府亲资本而脱离民众，国家治理体系僵化乃至腐败现象丛生；二是民主困境：实施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多党竞争民主制度，巨量人口中占比极少的人数也有百万千万，极易产生被各种不同的资本力量所操控的民粹主义，造成社会分裂、政府被资本收买，并且产生决策民粹化、短视化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是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不能克服这些治理困境，后果不堪想象，现代化必成泡影。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的新型政治制度——党依法治国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接受人民监督并且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依法治国来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使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这一人类民主制度新形态，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克服上述两大治理困境，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人民根本利益与政府政治意志的辩证统一、国家整体利益与各阶层利益的协调统一、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人局部利益的辩证统一，由此铸成14亿多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政治力量。

　　——作为新型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之基。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国经济制度面临两难困境：既要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又要调动经济主体活力而促进创新。在自由竞争私有制经济中，进行市场竞争的资本具有创新动力，但是无法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导致全局性的社会化基础设施建设乏力，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盲目的市场竞争导致社会生产无序，乃至不断产生经济过剩性危机。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通过股份制进行资本集中而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由大资本控股的股份公司控制社会化的生产力体系，这虽然在有限范围内满足生产力社会化的需要，但是导致全社会人民的命运处于私人资本集团的支配之下，服从资本增殖的要求，必然导致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当今美国军工复合体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断在世界制造战乱，便是这种威胁与危机的突出表现。因此能够从根本上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按照所要建立的社会化生产力体系的技术要求制定严密的计划经济方案，这在模仿和追赶他国先进现代化生产力体系的过程中，具有巨大优越性。然而当这种社会化生产力体系建立之后，却会陷入僵化的困境，无法适应生产力体系不断创新变革的要求。如何建立既能符合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要求，又能充分调动每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体系不断创新的经济制度？这是巨大难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新型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解决这一难题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一新型经济制度最能够适应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一方面，党领导下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更好发挥政府在全局发展规划上的作用，从而能够为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提供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营商环境，是最能适应生产力高度社会化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使民营经济如枝干绿叶生长在公有制经济主根和主干上，既得到公有制经济的充分支撑，又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充分激发其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生产力体系的创新发展。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生长，使整体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由此形成最适应不断发展的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经济制度，把14亿多人口的经济体系，融合为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强大的经济建设和创新发展的力量。

　　——新型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之基。实现现代化，必须具有能够将14亿多人口凝聚为社会共同体的强大的精神文化纽带。在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社会，个人至上主义文化是瓦解人们之间精神联系的破坏性力量，必然会造成民众分裂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党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现代化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奉行的“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真理观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奉行的“家国一体”“天人合一”等优秀文化“根脉”相结合，形成党领导下的主流文化，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纽带，以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为共同目标，由此凝聚起14亿多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以上新型制度，解决了人口大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面临的各种难题，把14亿多人民组织为充满活力的整体力量，这是应对各种挑战的底气所在、根基所在、优势所在。

　　二是形成新型治理方式，特别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成的总体治理系统，其任务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贯穿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得到多维度、多层次的现实表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贯彻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为路径，以全面依法治国为规则，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二者经纬交织，形成中国新型治理方式的主线。

　　三是新型发展理念与新型发展方式的优势——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当今时代，大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两大困境。一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困境，资本以追求无限积累作为其发展动力，必然造成资源环境的破坏与生产力的无序扩张。要走出这一困境，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二是处于变乱交织的不稳定国际环境的困境。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但同时又必然面临霸权主义打压造成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链风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克服这一困境的必由之路，它实质上是新发展理念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循环格局上的体现。因此，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加快建构新发展格局，由此形成中国原创性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发展方式——高质量发展方式，能够把14亿多超大规模人口的经济治理难题，转化为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优势。14亿多人口的巨大规模的内循环所产生的巨量人流、物流、信息流，为我国交通、能源、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由此建成的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条件、世界最大规模的统一市场，以及以国内循环为主所产生的经济稳定性，使我国成为吸引高端国际资本、人才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宝地。国际资本在中国市场结构的组织下，反过来又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形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第二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造成两极分化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习近平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西方国家的减贫路径有两条：一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贫困，利用穷国的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来支撑自身繁荣，使穷国永远处于产业链与金融链的低端而陷入永远贫困的困境。二是用从穷国获取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来支撑本国的福利政策，这实质上导致贫困永久化。因为救济金总会用完，穷人由此陷入永远贫困的困境，成为资本控制下的多党选举的票仓。各政党为了捞取选票而不断加码福利，造成国家债务危机，最终后果仍由穷国与穷人来承担。所以资本主义的本性不仅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发生，而且也通过各种“减贫”措施使贫困永久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把消灭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永远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其根本路径是遵循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提升和增强人民创造财富的主体能力和客观条件，实现创造财富和合理分配财富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水涨船高、各得其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由此制定一系列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

　　一是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优势，通过产业扶贫以增加贫困地区创造财富的客观物质条件、培育贫困者创造财富的主体能力。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村村实现“五通”（通路、通电、通水、通广播电视、通电话互联网），以提升贫困地区的投资条件与生产生活条件，因地制宜培育其产业结构。改善农村教育条件，培育贫困农民至少掌握一门实用致富技术。这类治本之策，在脱贫的同时也为民营资本开拓了广阔的投资空间和营销空间，使贫困地区与民营企业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实现双赢，而非“杀富济贫”。

　　二是提供人民共享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上，也体现在共享的公共产品上，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当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超过100%……中国是一个极大的特例，因为眼下在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1/3~1/2）。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我国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不断发展的公共教育与公共卫生体系等共享的公共产品的发展，正是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表现。

　　三是构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平均主义与两极分化都是造成人们“躺平”的原因。通过建立多层级可及性的收入差异化体系，既可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又可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形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橄榄型收入结构”。

　　第三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由此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导致的拜物教精神危机。习近平指出：“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把商品、货币与资本当作圣物来崇拜的拜物教。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只是形式上的“普世”，一旦投射到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被资本化，成为披上“普世价值”华丽外衣的拜物教。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必然堕落为资本拜物教，进而引导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黄赌毒泛滥成灾。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精神危机，建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基本法宝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之中，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物质文明建设之中，由此开拓新的广阔的高质量文化发展空间，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同步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解决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必然造成生态环境污染，而且其应对方法是实行污染的国际转移，穷国不仅承担生产过程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甚至还成为发达国家垃圾的进口国。由此造成了生态环境上的国际性两极分化。习近平深刻地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现在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总额不到十三亿，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就会把这个人口数量提升一倍以上。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中国式现代化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途径，是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这就要求我们抓住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唯物辩证法，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通过保护和创造“绿水青山”来进行高质量经济发展，生产出“金山银山”；同时又用“金山银山”进行生态环境的再生产。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了实现二者相互转化的各种方法与路径：中国新能源产业突飞猛进，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的统一，城市改造与城镇化过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等等。国际传媒惊叹：中国用七八年时间解决了美国花费30年时间通过国际转移“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正是“两山论”的辩证法所创造的奇迹。

　　第五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导致国际冲突加剧乃至战争的危机。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平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原发型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发动战争掠夺他国资源、财富和劳动来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的，一部资本主义现代化史就是对全球进行掠夺扩张的战争史，好战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固有顽症。中国是通过不占领任何他国一寸土地、掠夺他国一丝资源的和平道路取得了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国家。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所要面临的矛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对国际空间的拓展需要与霸权主义国家刻意围堵和阻遏中国的发展空间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难题的路径，首先是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国家总体安全观，确保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完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历史重任。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底线，否则和平发展道路就会建立在沙滩之上。在此基础上，全面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推进习近平提出的解决国际问题的中国方案——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国际关系史上划时代的伟大理念。“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这一伟大理念在各个方面的体现，“一带一路”倡议是这一伟大理念的伟大实践。在此过程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给世界各国开拓了发展机遇与发展空间，而且为创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历史将证明，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今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破解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克服的难题与危机，绝非空想，而是历史发展规律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肩上的伟大历史任务。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使中国取得了“站起来”“富起来”和正在走向“强起来”的伟大成就，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具备了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主客观条件。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集体主义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优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为贵”和实事求是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产生了奉行人民至上、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勇于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家国一体”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相结合，构建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人民“家国一体”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建立了最能适应不断创新的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以及社会主义文化优势等。这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制度的文化保证。

　　第二，超大规模的大国优势与市场潜力。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链、广袤的国土、四通八达而又延伸到城乡每个角落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为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其规模为众多中小型国家需要签订数不清的自贸协定、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才能达到。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稳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到2021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长期居世界第一。世界经济不能离开中国，否则必将崩溃。任何高科技成果唯有通过中国市场才能获得迅速发育的条件和最大的发展空间和营利收入。美国对中国高科技搞脱钩断链，必将是使其自身失去发育条件的短视行为和自残行为。

　　第三，千载难逢的新工业革命历史机遇。每一次全局性的科技革命都是各国发展的良机，导致各国的国际地位重新洗牌。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实现现代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德、法、日等国实现现代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使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中国正因为缺席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落后挨打，同时也因通过改革开放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而得到迅速发展，然而主要集中于其应用端，缺乏根端技术，致使“卡脖子”现象发生。当下正处于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和新质生产力的发育期，这是中国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国在许多方面首次走在世界前列，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研发经费支出二万八千亿元，居世界第二位，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重大成果，新能源汽车产销跃居世界第一，我国正在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使中国式现代化有了科技底气。

　　第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当代世界变乱交织，霸权主义世界秩序正在遭遇重重危机。霸权主义国家不得不通过制造战祸与灾难来维护其霸主地位，越来越不得人心。中国提出的世界人民共同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正给世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呼应，世界秩序正在从霸权主义主导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化——这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潮流的本质。世纪疫情、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加速了世纪大变局的世界历史进程，事实证明中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第五，“两个确立”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中国式现代化虽然具备上述主客观条件，但在世界面临风高浪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而面临错综交叠的矛盾的形势下，如果中国未能确立英明的领路人把舵领航、高瞻远瞩的指导思想指引航向，要驾驭承载着14亿多人民的中国巨轮始终沿着历史正确的方向前进，是绝无可能的，甚至会产生颠覆性后果。因此，“两个确立”——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和人民总是按照实践标准来确立领导核心与指导思想的。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是如此，确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也是如此。今天的“两个确立”是我们党经过长期的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历史考验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和实行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决策，创立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反腐败斗争、脱贫攻坚战、抗疫斗争、生态环境治理、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应对霸权主义打压等方面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我们党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政治前提。

　　具备上述五个方面的条件，我们党领导人民共同奋斗，中国式现代化就一定会取得伟大成功。这不仅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必将引导全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这是各国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不依附强国，不掠夺他国，不闭关自守，并且努力把自身的发展作为他国发展的机会。这是避免陷入“现代化魔咒”的关键。这样的现代化道路必须以建构世界各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前提。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正在用实际行动建立这样的国际秩序，并且其一旦实现，必将为这种互利共赢的世界秩序奠定强大而牢固的现实基础。

　　——这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能够避免世界各国陷入国际战争泥潭。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来获取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在争取自身发展的同时充分尊重他国发展权，这将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创造和平发展的环境。

　　——这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化、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每个民族根据自身历史传统和发展要求实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由此建立“和而不同”的互补性世界现代化大家庭，而不是那种强迫他国接受“普世价值”，沦为其附庸的现代化。

　　——这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由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由此避免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从而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创造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拥有14亿多人口、人均资源匮乏的中国能够实现这样的现代化，必将为世界现代化的可能性提供榜样和根据。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各国克服“现代化魔咒”开拓了新的道路，将是继工业革命之后世界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必将开拓人类现代化伟大历史进程的新时代。

　　（作者简介：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