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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依靠理性对神学的批判和资本的强大驱动力，成功开创了现代化的西方道路，创立了现代性文明的西方形态，铸就了现代性的西方传统，为世界现代化事业树立了所谓西方标准。从那时开始，所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44页），所谓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欧洲形成、演化及向世界扩展的过程。“现代化=西方化”“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便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强大统治力，这一惯性逻辑基本锁定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认知，同时也框定了人类通往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事业成为一个西方化、同质化的工程。

　　现代化是相似的，现代性的理论图景却是复杂的。自“康德拉开了现代的序幕”(哈贝马斯，第307页），西方现代性文明历经多重变奏，启蒙现代性的元叙事和规范价值，经典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膨胀与物化逻辑，利奥塔的“现代性终结论”，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未完成论”，吉登斯的“晚期现代性”“鼎盛现代性”，贝克的“自反性现代性”，拉图尔主张“我们从未现代过”等，现代性的内涵处在不断演化之中，变异的背后总是有一些不变的特质。

　　西方现代文明作为对前现代文明的反叛而出场。前现代性的首要价值是“神性”，现代性的出场动因是人对神的反动。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性。前现代时期，人在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人类命运服从神定秩序的主宰。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旗帜，强调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完成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批判。但同时，人又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人类命运掌握在作为“异己力量”的资本逻辑之中，人在回归尘世的途中再度失去了自己。现代性态度的基本纲领是“理性”和“自由”。康德和黑格尔初步建构了“现代性的逻辑”，这就是：理性构成知识和道德的基础，构成价值观念的来源，构成社会进步的动力；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合理性构成判定事物价值的标准。康德认为，“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参见康德，第24页）黑格尔强调，“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黑格尔，第23页）理性至上的现代性逻辑，以理性的法庭代替宗教的法庭，“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23页）“理性”在世俗生活中不断膨胀，合理性在经济上表现为可计算性，在政治和管理上表现为科层化，在文化和信仰上表现为世俗化，在法律事务上表现为程序化，等等。合理性构成现代性的本质，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理性化的进程。但在韦伯看来，这一现代性逻辑是有问题的，“合理性”本身蕴藏着深刻的冲突与悖论，突出表现为实质合理性臣服于形式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优先于价值合理性。概言之，现代性的目标是建设合乎理性的现代社会，它总是“想要把生活合理化，结果到头来，生活中充满了更多的不合理性”。（卡洪，第294页）现代性造就了“祸福相依”的现代社会，造就了“诸神不和”的文明命运，但现代性本身仍然是难以绕开的方向。

　　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大惯性主要源自于资本逻辑在世界历史中的绝对权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资本驱动的结果，在物质层面表现为资本空间的全球扩张，在精神层面表现为“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孙周兴选编，第1019-1020页）西方现代文明是由资本驱动的现代性文明，资本逻辑构成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原则，因而将西方现代性的恶果归结为理性原则是片面的，将现代性批判的矛头对准理性形而上学也是不够的。马克思意识到“资本逻辑”在其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他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7页）在西方，资本“是最高的善”，“是有形的神明”，“是真正的创造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2-363页），是支配一切社会关系的“世俗之神”，是主宰全部社会生活的“轴心原则”，是真正万能的主宰者。资本理性的魔力完全超出经济领域，成为对全部现代社会生活具有主宰性和价值规范力量的“社会理性”，正如法国学者罗桑瓦隆所言，“在现代社会，经济不再是囊括在社会之中，而是社会囊括在经济之中”。（罗桑瓦隆，第72-73页）资本摧毁了一切万里长城，摧毁了一切坚固的民族藩篱，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世界历史中来，“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为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资本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在世界经济、政治、文明等场域建立起支配-从属关系——“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同上，第405页）现代化成为世界各民族的普遍命运，这就是世界历史的大逻辑，也是时代发展的强大惯性。三百多年来，在西方强大资本力量的驱动下，“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复杂建构过程简化为西方历史膨胀为世界历史的单线进化过程，西方现代文明扩张为人类文明的单向演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的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是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正如亨廷顿所说，“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亨廷顿，第199页）从那时以来，“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成为世界历史的强大惯性和主导逻辑，西方现代文明的一般性膨胀为普世性，现代性术语的西方词汇放大为“终极词汇”，现代性建构的西方经验冒充为唯一方案，而西方现代性的代价则缩小为偶然性事件。

　　西方现代文明带来成功和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代价和退步。资本与理性的结盟“像魔法师一样”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创造了现代科学、现代技术、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开启了人类历史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同时也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它把现代工人阶级变成“零星出卖的货物”，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将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8、34页）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实质是文明危机，现代性社会的模样与启蒙思想家的期望南辕北辙，“甜蜜理性”(sweet reason）的普及并未能创造出一个我们预期和控制的世界。（参见吉登斯，第133页）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费孝通，2005年）。西方现代性本质上是资本现代性，资本作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现代性作为资本本性的意识形态化，“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5-96页）。比如，西方在解放人的感性欲望的同时，导致人的物欲泛滥、精神世界的贫困、道德信仰的失落；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导致主体意识的变异、自我观念的膨胀、个体主义的放纵；促进人的发展的同时，导致人退化为“单面人”；提升人类中心地位的同时，导致自然的异化、生态的破坏、主体的僭越；高扬理性精神的同时，导致理性的片面化、万能化、独断化，导致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失落。这样的现代性，确实消解了作为“神圣形象”的异己力量对人类命运的主宰，但同时又制造出了新的异己力量，将人类命运置于“非神圣形象”的宰制之下；它确实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财富的扩张，但同时又滑向了GDP崇拜的发展误区，落入“高增长低发展”“有增长无发展”的陷阱；它确实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捆绑在“进步强制”的逻辑之中，导致进步压倒正义、效率牺牲公平；它确实满足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但同时又导致消费的异化、消费主义泛滥、享乐主义横行，“用市场的疯狂代替了人类需要的有节制的满足”(吉登斯，第122页）；它确实彰显了理性精神，高扬基础主义、中心主义、本质主义，但同时又编织了毫无个性的牢笼；它确实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同时又导致科技理性与科技伦理的背反，科学技术反噬文明、伤害人类；它确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但同时又导致了文明的同质化。当“经济理性”“市场理性”成为整个社会生活围绕旋转的轴心时，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必然面临被其“殖民化”而失去自主成长的空间。“市场理性”“资本理性”的魔力无边界地投射到全部社会生活并成为主宰性力量，其结果必将导致人与人的尖锐对立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意义世界和伦理世界的虚无化，最终导致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可见，西方现代性在肯定一种价值或目标的同时，忽视、否定另一种价值或目标，导致了与当初社会理想背道而驰的现代性后果，包括环境危机、价值危机、信仰危机、霸权主义等，恰如西方学者所言，“（西方）现代性整个就是一个怪物”（吉登斯，第122页）。沿着现代性的西方道路狂飙，必将通往人类的自我毁灭之路。这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所谓普世性，不得不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规避西方现代性弊端，不得不通过“有原则高度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为自己的现代化事业开辟道路。重撰现代文明，同时也就上升为人类命运自我救赎的重大原则问题。

　　西方现代性理论假定，历史将朝向一个共同进步方向，世界将汇合为一个单一文明，人类将留下唯一的“西方”和唯一的人类（“西方人”）。然而，人类除了全面卷入西方现代性之流的强大漩涡中，真的无所作为了？“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同上，第624页），西方现代性原则不能变成抽象普遍性的公理，西方现代化理论也不能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7页），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西方现代性是“过渡文明”而非文明的终极样态，是“创造性破坏”的文明形态，它必将耗尽自己走向未来、拥抱理想的全部潜能和力量，以致于不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不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终将无法突破资本的历史性限度而窒息于自身的重重危机之中。西方现代性之殇促使我们在反思现代化历史中创造现代化新历史，在反思现代性文明中创造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当今世界仍处于现代性之中。现代性在特定阶段具有绝对力量，任何国家如果想保留球籍、跟上时代，就不得不卷入其中，服从现代性逻辑的统治，承受现代性的正负效应。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决定了中国“必须绝对现代”(兰波语）！“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大格局，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不可避免地“西方化”，受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支配。费孝通先生早就指出，“我们的‘现代化’与我们的国家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着密切的联系。”(费孝通，2000年）近代以来，洋务自强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运动相继展开，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本质都属于“现代化在中国”；同时这几次运动的相继失败，也就宣布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失败。西方现代性终结了民族历史，开辟出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也不可逆转地进入了由现代性支配的世界历史之中，由东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问题只是在于，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大统治力和全球西方化的强大惯性，中国为什么还要特立独行、另辟蹊径，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为什么不能沿袭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文明，为什么不能“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页），通过走西方道路来占有现代化成果，乃至迈进世界现代化的第一方阵？中国为什么能够摆脱西方现代性逻辑的支配，实现中华民族的自我救赎？归根结底，皆因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样本，有自己独特的国运、国情、文脉。

　　其一，统一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多元一体，这是中国特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现的文化关系”(费孝通，2000年），彰显我们拥有超越西方所谓“民族”本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构成中国人民共享的民族符号，中华儿女构成亿万同胞共同的身份标识，中华文明构成黎民百姓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西方所谓“民族国家”难以想象的。正如中华民族概念的首倡者梁启超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这种民族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梁启超，第31-32页）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无疑是其中最独特而又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民族之一，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典型样本。数千年来，王朝总是在历史的激流勇进中兴衰沉浮、嬗变更替，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概念始终是以彰显超越性生命特征而连贯存在，王朝可能倾覆，但“中国”“中华民族”始终不会终结。

　　在中华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和大一统观念已经深深熔铸在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沉淀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底色，彰显出超越时空的高度稳定性。正是这种“多元一体”民族整体意识的推动护航与延续发展，中华民族才能在千年历史纵深中历经沧桑而锐气不减，千锤百炼而斗志更坚，这在世界民族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多元一体的结构、大一统观念、天下意识，决定了建基于单一民族国家之上的西方现代性文明并不适合中国的民族实际。近代以来，面对国土分崩离析、政治一盘散沙的状况，为了捍卫五十六个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和大一统格局，以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文明显然水土不服，建立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现代政治力量成为现实需要。

　　其二，文明型国家。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进化，文渊文脉赓续不止，文化基因绵历不衰，文明内核和精神家园独树一帜，不同宗教和谐共生，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间信仰别具风采，这是中国特色。中华文明是以华人或华夏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是以儒家文明为主体、以精神文明为内核、涵盖物质文明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中华文明的特质、基因与众不同，一元多支一体的文化结构，“天下文明”的宏大范式，绵历不衰的文明历史，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长存于世的根本之道，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决定了以资本为中心、以个体为本位、与宗教伦理和基督教精神相匹配的西方现代性完全不适合中国。相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度契合性，建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文明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艾思奇指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艾思奇全书》第2卷，第682页）这颗“种子”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底层群众、农民起义所憧憬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追求的理想社会具有同构性。比如秦末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的政治纲领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其政治口号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钟相杨幺起义，其政治主张是“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起义，其政治纲领是“等贵贱，均田免粮”；晚清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打出的革命口号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等等。这些政治旗号与马克思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不平等，建立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新社会相契合。毛泽东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从这一点来看，历代农民革命斗争“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4-145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来到中国后，中国底层群众、知识分子并没有陌生感、距离感、抗拒感，而是似曾相识的亲切感，热烈欢迎他。“马克思”也没有辜负人民的期待，中国底层百姓千百年来“等贵贱”“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终于在20世纪“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的革命运动中成为现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习近平，2020年）因此，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看，中国不可能走上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不会全盘接受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文明，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其三，超大型国家。中国的“超大型”特征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超大国土幅员、超长历史纵深、超大人口规模、超复杂社会结构、超多元风俗习惯、超厚重民族文化、超繁复语言文字，这一国情塑造了中华民族包容性的民族性格、中庸辩证的整体思维、集体优先的价值观念、和合天下的博大胸怀，这也决定了奉行中心主义立场、排他性观念、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原子个体主义精神的西方现代性文明并不适合中国的土壤。此外，跌宕起伏的国运也对现代文明的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历史上，封建中国曾长期位居世界之巅，引领人类文明成长和思想进步，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国家。近代以降国运衰败，中华民族从世界顶峰跌落至地球边缘地带，落后于时代，沦落为任凭西方列强肆意蹂躏践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受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沉沦，亿万国人对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有着深刻的记忆，对民族自立自强有着深切的渴望，对民族复兴有着强烈的期待，对西方文明的排他性、侵略性以及中西文明的差异性有着清醒的认知，这是中国特色。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救亡图存，重整河山，显然具有侵略性、进攻性的西方现代性文明是不适合的。

　　正是这些特色，注定我们必须重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无论是坚守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还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都不是中国通往现代化的方案。置身现代化洪流和历史巨变之中、创造了“两大奇迹”的中国，完全有能力揭示其中蕴藏的现代性密码，有能力生产出替代性的概念、理论和思想架构，有能力在吸纳中西方文明精华之后开启更为壮丽的现代化前景，有能力发现一个和欧洲现代性原理对应的中国现代化原理，有能力在规避西方现代性之殇的基础上开辟更为健康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撰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

　　“变异”是“存在”的真理，“过程”是“事物”的真理。作为现代历史的实践筹划，现代性没有终结，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展开、不断变异、不断重构、不断改写的过程。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不存在可以沿袭的“现代性公理”，不得不诉诸“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如何创造具有中国特色、指引中国走向富强的现代化新道路，如何书写具有东方气质、大国气象、天下情怀、中国特点的现代文明形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现代化百年探索的基本结论，也是中国在反复试错基础上形成的伟大认识成果和实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习近平，2021年，第13页）现代化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西方现代化道路并没有结束人类对现代化的探索，西方现代性文明并不构成历史的终结。自晚清以来，中国多次遭遇现代性，多次尝试在现代性的旗帜下摧毁我们过去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全部或某一部分。但现代性对于古老中国而言实在太过新潮，包含着太多的分裂与抗争、含混与痛楚、激情与失望，一路走来并非坦途。无论师夷长技、实业救国的现代化之路，中体西用、以器卫道的现代化之路，制度牵引、政体复制的现代化之路，还是文化改造、全盘西化的现代化之路，无非都是“现代化在中国”而非“中国式现代化”。如果说中国早期的现代性游走于西方的传统之中，是“没有中国”的现代性，那么1949年之后新中国一步步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赋予了“中国之骨”，在扬弃西方传统的途中再铸现代性传统，中国自身成为现代性的一个肯定陈述。中国走上自主现代化之路以来，已经由“现代化的迟到国”跃升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级”，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充分证明，现代性这个“怪物是可以驯服的”(吉登斯，第122页），中国以其具有原则高度的历史性实践超越西方现代性，重撰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

　　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其理论构成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以中国为对象，致力于建设现代中国为旨归的新文明。具体包括中国特色的物质文明新形态、政治文明新形态、精神文明新形态、社会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新形态，这是主体内容。二是以世界为对象，致力于构建美好世界为旨归的新文明。具体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等。中国维度和世界维度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人类新文明的完整图景。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2022年b，第22页）一样，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既体现了现代化一般，没有绕开现代文明发展大道；又注入了中国个性，没有变成西方现代性的另一个他者。中国创造的现代文明，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不仅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也关乎全球的现代化议程，关乎世界精神成长和人类文明进步。

　　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是超越资本现代性的人类新文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建构现代化新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石，现代文明的建构历经兜兜转转最后来到了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绝不是“观念论”的批判，绝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批判——工具理性批判，而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现代社会的存在论根基——资本。“现代性之殇”的罪魁祸首不是理性，而是资本逻辑。抽象范畴对人的统治，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不是理论，而是现实，把人降低为一个抽象物”。（科西克，第58页）在马克思那里，对现代性的批判变成了资本逻辑的批判，对抽象原则的批判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理性神学的批判变成了对资本拜物教的批判。相对于现代性的西方话语、西方原则来说，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由于在资本逻辑这一关键点上作出了具有原则高度的划界，因而本质上已经属于蕴涵“中国之骨”的新文明类型，具有了鲜明的超越性意义。

　　一是重构资本与人民的权力逻辑。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超越了资本逻辑的宰制，确立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西方现代性是以资本为中轴的现代性，资本的自我增殖本性推动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世界市场形成了“异己性支配秩序”，整个世界都纳入到“抽象同一性（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62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宰制劳动，要解放劳动，就必须改造资本。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一开始就对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轴心原则——资本逻辑。资本在西方国家和世界体系中都具有绝对权力，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掩盖了资本“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资本逻辑主宰着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过程，主宰着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主宰着全球化的过程。“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进入所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这些社会关系”(格雷汉姆，第179页），建构起以资本为内核的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在西方，资本逻辑凌驾于人本逻辑之上，“富强”不过是对资本鲸吞宇宙的力量的证明，国家越是富强，表明资本的力量越是强大，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越是强大，人越是受到异己力量的统治。为了从资本奴役中拯救人类命运，开创“人类自身向自己命运主宰者回归”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诉诸消灭私有制，将私有资本改造为公有资本，驯服导致一切生存危机的“怪兽”——资本逻辑，确立起人民掌握资本、资本服务人民的历史逻辑。马克思认为，未来新社会不是资本主宰一切，而是劳动统治一切，“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17页）共产主义与私有制资本是“绝缘”的，但中国还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页），这其中就包括“资本”的痕迹。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逻辑为主导，坚持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习近平，2021年，第12页）但是，对于绕过资本主义阶段坐直通车直达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资本是无法否定的，“资本的文明面”更不容否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法绕开资本，但要约束和规制资本，遏制私人资本消极因素的肆虐，绝不能任由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走到人类对立面主宰人类。不能任由资本改造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其实质是改造资本，重构资本的结构体系。公有资本取代私有资本居于主体地位，这是中国之所以超越西方现代性逻辑的首要前提。公有资本本质上是人民的资本，我们重视国有资本、公有资本的价值，使其为人民所掌握，成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成为捍卫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公有资本，由于兼具公有性与逐利性，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利益平衡。”(周丹）在这里，公有资本是人民力量的来源，公有资本越是强大，说明人民掌握的物质力量越是强大，国家走向富强的过程就是人的自我强大、自我完善的过程。

　　二是高扬进步与正义的双重价值。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超越了西方进步强制逻辑，确立了兼顾进步与正义的现代价值。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包含了一种无限进步的目的论，它塑造了西方现代化的突出特点：追求创新，进步压倒一切，进步即是合理。对“进步”“创新”的执着，法国学者贡巴尼翁描述为“新之迷信”，法国19世纪著名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更是夸张地描述为“黑暗中阴险的明灯”，“要像避开地狱一样避开它”。（参见贡巴尼翁，第1-5页）进步强制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弃绝传统。长期以来，凡“现代的”就是与“传统的”决裂，凡“传统的”便是对“现代的”拒斥；传统意味着落后，当下的一切事物都只具有暂时性的意义。然而，进步观念绝不具有无条件的合理性，比如将其应用于艺术，则是“巨大的荒谬，是推至恐怖的荒诞”(同上，第4页）；传统也不等于落后，越是久远的传统，越是历经磨砺而具有永恒的价值。二是经济增长强制。西方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发展”其实只是“片面发展”，而不是“共享发展”；只是满足资本扩张的欲望，而不是导向共同利益。西方有学者已经认识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价值，除非它能积极地改进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转引自吉登斯，第145页）三是科技创新强制。马克思发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不解决科技伦理问题，不在价值理性的高度为技术确立边界，无限制的科技发展逻辑最终必然诞生人类无法驾驭的猛兽，反过来吞噬人类。正如温纳所说：“现代人已经使世界充斥着大量奇异的发明和创新。如果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这些成果不能从根本上加以重新考虑和改造，那么人类就可悲地面临一种永久的处境，即受其自身发明产物的束缚”。（温纳，第287页）人类驾驭现代技术犹如驾驶火车，它的确会带领我们前往一个个的中间站，但终点站不一定是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也可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下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基因编辑、信息技术高歌猛进，引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如果哲学、伦理学、人文科学再不出场，智能技术支配下的世界极有可能将人类导向“毁灭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没有造成历史的断裂，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同时，坚持赓续历史传统和精神血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贯通现代与传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现代社会。我们追求的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最终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致力于建设美好生活；我们始终坚持“智能向善”的原则，确保智能技术“由人类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第26页）

　　三是冲破中心与边缘的传统格局。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超越了中心主义的逼仄视界，确立了世界主义的宏大格局。资本的增殖本性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化，同时也推动资本主义文明突破边界的藩篱走向世界，整个世界呈现出同质化趋势，海德格尔谓之“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根据西方中心主义逻辑，世界被分割为中心和边缘两个地带，中心地带的代名词是现代、文明、先进，边缘地带的代名词是传统、野蛮、落后，这是对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基本定位。西方现代性遵循中心主义思维，将地方性的发展模式、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乃至语言文字伪装成普世性的模板，迫使其他国家推行所谓文明制度，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西方现代性统治全球的阶段，世界历史并非主权国家合力创造的历史，实质是跨国资本主导、发达国家渗透和支配不发达国家的历史，目标是建构同质化世界。今天，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复兴，西方大搞价值观外交，召集所谓“全球民主峰会”，组建“自由联合体”，实质不过是同质化的国家同盟。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狭隘的共同体志向，高扬人类立场和天下情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不放弃“自由人联合体”的宏大理想，致力于建设美好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狭隘视界，昭示了“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哲学立场，引领全世界一起向前走。它不是消弭差异和个性的同质共同体，而是尊重文化独立性和文明差异性基础上的“多元一体”，是“有差别”“多样性”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世界历史的主角是主权国家，目标是建构美美与共的新世界，为最终通往更加美好的世界奠定世界历史性的基础。

　　四是重塑物质与精神的内在张力关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超越物质主义单边突进的“韦伯悖论”，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共进。所谓韦伯悖论，意指西方现代性以理性、自由为最基本的价值，却在高扬理性的途中走向了非理性，在追求自由的途中导致自由的丧失，工具理性的崛起以价值理性的失落为代价。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既是物质膨胀的历史，同时也是物质主义单边突进的历史。西方现代性文明具有一种将一切事物还原为物的物质主义倾向，在形式合理性的强势主导下，人们对于信仰、价值、意义的追求则被遮蔽了。物质世界膨胀与精神世界贬抑的危机是同一个过程，精神危机主要源于资本逻辑的僭越及由此导致的精神家园迷失。19世纪尼采宣布“上帝之死”，20世纪福柯宣布“人之死”，意指：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信仰的消解，人们生活在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深感“没有标准、只有选择”的无助和痛苦，陷入意义虚无与精神空虚的“存在主义焦虑”之中。“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启蒙主义的祛魅走向了反面，摒弃了浪漫情感、超验信仰和终极关切，“一个彻底脱魅的世界就成了无灵性和无意义的世界”（张凤阳，第261页）。摆脱了“人的依赖性”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又重新陷入了“物的依赖性”之中，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表现形式，人的价值用物的价值来衡量，人的财富用物的丰腴来表示，人的世界单一化为物的世界，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生产、占有、支配、消费物的能力，人的需求单面化为“物”的追求——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一句话，人变成了“物的奴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4页）、“无根的存在”“大地上的异乡人”以及“现代文明的囚徒”。西方现代性在物质世界大获其胜，在精神世界却一败涂地；人们“在获得完满的物质权力时总是在精神上‘失去体面’”。（白壁德，第23页）韦伯将现代社会比喻为“铁笼”，海德格尔断言“无家可归正在成为一种世界命运”。物质贫乏不是现代化，精神贫困也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46页）“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习近平，2022年a），在物质和精神之间保持合理张力，避免了走向彰物质贬精神、尊世俗鄙圣域、逐名利弃信仰、贪享受避崇高的畸形现代化之路，避免重蹈物质主义泛滥、精神世界溃败的西方覆辙。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人文精神危机，人民没有在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中迷失，找不着回家的路；没有在解决物质匮乏的途中，陷入精神贫困的绝境；没有在华丽的现代居所中，失却安身立命之本，陷入无家可归之境。今日之中国成功绕开了所谓“现代性悖论”，累积起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正向着现代化强国目标昂首阔步走下去。

　　五是重建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逻辑，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资本的首要价值是增殖，资本俨然就是国王，资本不害怕什么，资本唯一害怕的就是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资本无限制地催逼自然按照有利于资本增殖的方式奉献自己，自然以其“温驯”的姿态满足资本增殖的欲望，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已经构成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然而，人类对自然秉性的判断是错误的，自然可不是“温驯”的羔羊。人为自然界立法，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进行了报复，自然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最终以“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为代价，人类苦心经营的这个世界到头来却发现并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铲除了滋生生态异化的土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绝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相反，人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自然对于人类具有先在性、优先性，没有人类，地球还是地球；没有地球，人类则无处安身。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人类永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我们没有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两极徘徊，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以短期利益与自然进行拙劣交易，不会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覆辙，不会再度踏上自然异化的不归路，也不主张将自然价值伦理抬升至人类主体的高度而束手束脚。

　　此外，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的超越性还表现在：超越发展与稳定两难全的“亨廷顿悖论”，开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现代化道路；超越依附与自主的“选择悖论”，开辟自主现代化之路；超越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交往理性，坚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最后归结到一点，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轴的现代性文明，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文明形态。

　　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最新成果，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文明形态，是一种新文明类型。中国没有放弃现代化的目标追求，没有重走现代性的西方道路，没有盲从现代性的西方逻辑，没有放纵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而是在保存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特有的风格重撰了具有辩证性、整合性、叠加性、自反性特点的现代文明。

　　辩证性。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相对西方现代性的“片面性”来说，它是“辩证的”。现代性的西方历史，似乎总是陷在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大众与精英、情感与理性、科技与人文、个人自由与共同体等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纠缠中，永远走不出自身的怪圈。我们开创了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现代化道路(参见陈学明)——既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尽可能降低现代性展现过程中的代价；既没有否定西方现代性的一切价值，但又成功避开了西方现代性之殇。现代性本来没有终极词汇、固定表达，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建构史就是不同的现代观念冲突、斗争最后融合为新观念的历史。在这里，片面的现代性升级为辩证的现代性，极端的现代性升级为合理的现代性，病态的现代性升级为健康的现代性。比如，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致力于实现个性与共性相互补充，中心和边缘相互包容，物质与精神相互促进，科技与人文正相匹配，进步与正义共同成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推动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并不是以精神贫困为代价；我们要求满足感性的幸福，但同时坚守道德的高地；我们弘扬科学精神，同时也注重培育人文精神；我们张扬工具理性，同时也注重价值理性；我们承认宏大叙事的意义，同时也不排斥微观叙事和日常生活领域；我们重视发掘本质、共性、规律，同时也包容差异、个性、边缘；我们推崇国家、社会的整体价值，但也尊重个体价值；我们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同时高举正义的旗帜；我们始终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同时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简言之，我们意识到，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一个深刻的真理的对立面总是另一个深刻的真理”(莫兰)，中国没有在不同的现代性价值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又利用“资本主义”，坚持依法治国又强调以德治国，主张共产主义信仰又承诺宗教信仰自由，肯定市场作用又正视政府作用，坚持经济中心又维护生态正义，坚持一党执政又发展多党合作，等等，这些看似矛盾的观念都进入到中国的现代话语之中。

　　整合性。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相对资本逻辑在西方现代性机制中的绝对权力来说，它实现了“三重动力机制”的有效整合。波兰尼认为，“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波兰尼，第212页)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中，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普遍商品化，市场变成了碾碎一切的“魔鬼磨坊”。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果断终结了资本逻辑的至上地位和绝对权力，合理安放了资本、人民、权力（政治）三者的位置，合理处置了资本逻辑、人民逻辑、政治逻辑三者的间距和张力，有效整合了资本驱动力量（市场调节力量）、人民主体力量、政府调控力量，既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性，也超越了权力逻辑主导的苏联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一种充分利用公有资本力量、更好发挥政府调控力量、高度重视人民主体力量的现代化新版本。中国建构的现代文明承认资本的力量，但坚持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找到了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皮凯蒂，第Ⅶ页)，公有资本与私人资本保持合理张力，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粗暴僭越，有效避免了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资本化；承认政府的力量，但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保持合理间距，避免市场失灵和公权力僭越；承认人民主体力量，但人民与公仆保持良性互动，防止有权就任性，避免产生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利益团体、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

　　叠加性。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相对西方现代性的“历时性”来说，它是“共时态的”。西方现代化遵循线性进化的发展逻辑，体现为串联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出场的历史语境不一样，解答的时代课题不一样，承载的历史使命也不一样，体现为并联式现代化。中国社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准确地说属于“半现代社会”，即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织在一起。中国社会跨越西方启蒙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和新现代依次出场的历时态分期，跨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单线递进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共时性特征。中国的现代文明不可能停留在启蒙现代性的层次上，尽管启蒙依然在路上；也不可能是经典现代性的“在空间上的跨界平移”，尽管经典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更不会是后现代性的提前出场，尽管后现代社会已经在局部降临；当然，也不是西方新现代性的中国再现，尽管我们一直向西方敞开大门。“在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新现代，顺序出场，而在中国却共时出场甚至倒序出场”。（任平）一方面，当下中国正在大力推进西方早已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城镇化）、国际化；另一方面，中国又与西方一道迎接信息社会、智能社会、数字社会、休闲社会、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当下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组合，它有着从接近远古的社会、传统社会到发达的现代社会的各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有着从前现代、现代到极端后现代的精神和观念；……最大限度地胡乱包容着许多时代和各种生活”。（赵汀阳，第2页）由于独特的历史语境，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其内涵具有高度复杂性，任务具有高度叠加性，时间具有高度压缩性，结构具有高度协调性。中国在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途中，既要完成中国式的理性启蒙，又没有充裕的时空纠缠于启蒙现代性；既要完成经典现代化的任务，又要避开西方现代化的陷阱；既要看到前现代从未走远、现代化仍在途中，又要兼顾后现代社会局部来临的事实；既要推进以产业经济为基础、工业文明时代为背景的第一次现代性，又要问鼎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信息时代为背景的第二次现代性；既要补上历史上落下的现代化课程，又要引领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既要适应经济的现代化，也要适应政治、文化、社会整体转型升级。

　　自反性。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相对西方现代性之殇来说，它是“反思的、批判的、革命的”。资本主义的重重危机，根本来说是总体性的人文精神危机，是现代性逻辑在西方展开过程中的危机。在现代性文明崛起的故乡，物质发达并没有带给人类普遍幸福，社会进步并没有导致社会普遍正义，民主政治并没有推动人类普遍解放，征服自然并没有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宗教解放并没有解决人类信仰危机，技术昌明也没有带给人类普遍安全。事实是，技术异化、正义缺失、生态危机、意义虚无、信仰危机以及大规模战争等病态现象接踵而至，未经启蒙和自我批判的现代性神话——征服世界的神话、历史进步主义神话和人类幸福的神话均已宣告破产，现代化本身已经成为现代性理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对我们而言，现代文明的建构，既要以西方为参照，也要以西方为镜鉴，是一个既受现代性约束又改变现代性构成的现实过程。现代性过程中存在着规范与事实、意图与结果的矛盾，存在着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因而，我们需要对现代性过程的复杂性保持敏感度。中国重撰的现代文明要始终保持反思和批判精神，反思不仅指向西方现代性，也包括反躬自省。中国重撰的现代文明虽然受到规范和价值的引导，但不是某种先天地为我们准备好的蓝图的实现，也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过程。我们深知，现代性是开放的、未完成的事业，我们要保持着一种偶然性和可错性的意识，保持探索和创造的激情，不断地反思、批判和加以修正。现代文明的合法性源于现代化成就本身，而非某种先验的标准，我们不能在西方现代性之内寻找某种确定的原则、规范去对其进行修正、辩护或谴责，我们只能立足于实践反思，匡正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建构有意义的现代生活。

　　21世纪，走向复兴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更大的贡献，首要的贡献不在于“中国制造”“中国力量”，而在于建基于强大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首要的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重构世界经济版图、国际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为五百年前自西方延续而来的现代文明拓展新意，富强的中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大西洋和地中海文明的模范生，合格的毕业生而已”(高全喜等），根本谈不上够格的世界历史民族。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以思想的力量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进步，以更高水准的人类文明、更具合理性的中国方案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建构，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价值，这才是中国在21世纪应该有的姿态和站位。

　　今天，后现代的幻影不时闪烁，因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而试图超越现代性的冲动已不可遏止。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冲动，其实大都不过是深化了的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而非真正的反现代性。在一个现代化事业未完成的时代，整体、彻底地超越现代性的逻辑为时尚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展开，其标志性成果就是成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这是自启蒙时期以来现代文明演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是迄今为止现代文明的思想高峰。当代中国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下去，走向“更现代”的未来，创造更加健康、更为厚重、更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

　　（作者简介：陈曙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