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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1]而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价值也就意味着，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既要在理论上回应为什么西方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妨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也要在实践上证明，只有突破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才能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2](P127)以往那种将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的思维定式中，现代化进程往往都被描述为一个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自发”过程，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人性的逐利欲望以及诸如此类的“自然要素”。相应地，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联姻也被视为这一过程中的理所当然之事。然而，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弊端与局限就在于，当资本逻辑凌驾于政治逻辑之上时，现代化与民主应有的平等性内涵便会遭到系统性背弃。如此一来，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便不能制度化地保障人民大众共享现代化成果，更无法引导后发国家成功复制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探索，由于在起点上就实现了对阶级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重构，[3](P10)也就是说，新中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内含着阶级革命的主题，而不是像西欧或者日本那样主要依靠民族主义来完成建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任务，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也天然地与平等、共赢的现代化前景相契合。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分歧，也并不带有甘地式的“反现代主义”倾向，而是能在吸纳后者有益成分的同时，超越后者对于现代化本身的限定性。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归根到底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比较优势，而准确把握这一内涵要旨，也将为我们更系统地解析阐释其超越性内涵，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提供重要启示。

　　事实上，国外相当一部分中国问题研究者都已意识到，相对于许多陷入困局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优势之一，就在于其政治领域内的成功，即拥有有为有效的权威政府、更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更低的央地关系协调成本，等等。然而，这些共识性要素的成因却很少被归结于中国的制度与发展道路选择，而更多地被视为特殊文明类型、历史传统所致，或者至多被认为是所谓的“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增强了体制回应性与韧性的结果。[4]但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类比事实，即“实际上，只有不平衡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行列，而‘落入陷阱’的拉美经济体和止步不前的东南亚国家都有平衡的增长模式”，[5]就应该意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优势并不在于“文明的特性”，而恰恰在于摆脱了西方化特殊性对真正普遍性规律的侵蚀，在于拥有“社会主义制度‘定性’与现代化道路‘定向’的双重规定性”。[6]

　　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中国式现代化一开始就面临着同时发生的多重挑战。正如有学者所言，“现代化的多重驱动逻辑同时展开，是对近代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和当代社会主义危机的回应。”[7]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强调国家主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能动作用。如果基于经典的西方式现代化标准考察，这一特征显然并不符合所谓的“正典”要求，然而，从突破资本逻辑对现代化限制的角度看，则正是这种有为有效国家主体主导现代化的模式，才创造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快捷充能的条件，而这也恰恰构成了中国得以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限制，重新赋义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家主体作用的发挥建立在对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因此，也就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权力绑架公共权力的问题。就其本质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仍然属于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因此，从历史上看，即便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出现过主动调节分配结果的情况，也并非其制度属性使然，而主要是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压力所致。当然，这种被动性就决定了资本主义修补贫富分化问题的努力往往仅限于救时性、策略性的考量，既不可能稳定持久，也不会从根本上矫治其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弊端。相对地，正像列宁所设想的那样，无产阶级“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同时也需要改造国家机器，使管理不再局限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8](P221)根据这一原理，中国式现代化从两个向度上凸显了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主体的自主性，其一是坚持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性，即“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9](P29)其二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遵循人民中心立场驾驭资本的独立自主性，即“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控制和消解资本和市场（特别是资本）的负面作用”。[10]如此一来，就为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主动发挥调节功能确定了基调。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重新确立国家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关系，抑制了资本逻辑对现代化的侵蚀作用。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提供的市场化、自由化和分权改革的经验总结，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原因。这是因为，一方面，那些比中国更早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更深度依赖所谓自由开放贸易体系，由此也更容易获得西方经济援助与技术转移支持的后发国家，并没有在实现赶超目标上体现出多少优势。相反，“‘华盛顿共识’确立以来，除中国等少数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外，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增长差距都在扩大，而非缩小”。[11](P引言1)正如有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并联式”的过程，需要“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12](P25)而政治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需要发挥整合性、指导性的综合作用。这就在源头上确定了人民民主与现代化内在统一、互相促进的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所确立的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格局中，国家主体积极发挥为市场经济确定发展方向，也为社会发展提供支持的宏观调控作用，却并不受“市场至上论”教条的制约。其结果就是，中国成功突破了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强国家与强社会间两难选择的束缚，实现了国强与民富目标的有机统一。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还通过进一步发挥国家主体在现代化成果再分配领域中的能动性，主动矫治了现代化“自发秩序”的分配结果，从而也有效巩固了现代化事业的社会认同基础。不难发现，现代化所面临的自由与平等挑战中，平等问题是主要矛盾，而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恰恰是不平等的连带后果。所以，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就必须从其对现代化价值导向的矫正入手。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库兹涅茨曲线的经典假设，当平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并发生了与工业化关联的政治进程时，经济不平等会自然减少，并使整个社会受益于涓滴效应和人均收入增加。然而，现实往往是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最多的阶级垄断权力，并按照减少福利的方向制定政策。于是，所谓基尼系数“自然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的预期便会落空，相反，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全球私人财富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则会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正U型曲线变化。[13](P107)有鉴于此，在明确了国家作为现代化主体责任的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就必然要求发挥国家的积极作用。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14](P139)事实上，中国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并非全无曲折，但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这些问题大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内得到了很好的回应，而试错的经验也为后续改革提供了借鉴，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和善治的有机统一。如此一来，中国式现代化就具备了在不断的动态调整中校准现代化平等导向的能力，从而也就为其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限制创造了条件。

　　就本质而言，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只能容纳符合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制度与政策，一旦超越这一边界，资产阶级甚至采取非常手段来阻碍平等趋势的蔓延。在过去的百年间，作为西方霸权产物的“普适”幻象曾误导了许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而也割裂了这些国家现代化与民主发展间原本可能自洽的关联。于是，西方式民主与西方式现代化也必然呈现出矛盾对立的关系。很显然，这个问题既不可能靠西方国家主动放弃霸权地位，也不可能通过后发国家在西方化道路上的侥幸成功而得以解决。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沿着非西方道路实现现代化、发展民主的大国，其探索的世界意义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西方式现代化隐藏条件的批判与超越，印证了独立主权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意义。在相关的政治性议题中，西方主流理论很少凸显主权独立对于一国现代化与民主发展的先决意义，相反，却存在着大量粉饰新旧殖民主义的表达。比如，有西方学者声称，“有这样一幅新帝国主义的景象：美国把自己置于全球主宰者的地位，它有权制订规则、决定威胁、使用力量和建立正义。”[15]然而，“谁都知道，美国如果不在18世纪反对英国的霸权，赢得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自然也就没有后来美国的崛起。”[16]同时，正如人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实现现代化的这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的依附程度明显高于非现代化国家”，[17]而这一事实的后果就是，这些依附国家的人民往往缺乏把握自主建构民主制度，以及使民主发展与善治目标相契合的能力。因此，与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不同，后发国家的“民主化”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其实并非是“民主过量”的问题，而是依据西方需要“民主”地产生了傀儡政权的问题。在这种缺乏独立自主性的“民主化”进程中，得到程序认证的领导人和政治势力并不需要向本国民众负责，也不需要真正关心本国的民主建设与治理绩效。由此，现实也就自然会与那种“认为落后国家向世界开放市场，就能自动实现繁荣”[18](P210-211)的观点南辕北辙。

　　对于这些原理，中国人早在革命时期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言，“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9](P1470)在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化愿景与西方化道路间不相容的关系后，中国在现代化探索中便始终强调维护独立主权和维护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就如费正清所认识到的那样，“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名副其实共产主义的，而且也是名副其实中国式的”。[20](P389)而这种内生型革命的成功，又使得一个已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21](P34)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在现代化探索中也始终拒绝成为各种“洋教条”的奴隶。即便是主动融入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也坚定地宣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4](P3)由此，中国通过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向世界证明，只要勇于突破西方化体系的限定性，后发国家就一定能够创造现代化进程中的赶超成绩。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模式的成功激励并支持了后发国家探索自主现代化的努力。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实现本国现代化目标是以侵略、掠夺广大后发国家为前提和代价的，而现实中，西方国家为了维系其优势地位，依然不断地通过战争、颠覆与遏制等手段妨碍着后发国家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与之相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为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则决定了中国的基本立场便是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后发国家一边。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22](P344)也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中，广大后发国家看到了希望：“中国追求繁荣，但不以牺牲穷人为代价；促进财富增长，但远离政治权力；惩治各级腐败，打击盗取社会资产的行为，并严防权贵阶级的形成。西方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里，衡量国家质量的术语都是被操纵和过度夸大的概念，例如‘民主’‘人权’和‘自由’。正是这些话术让我们的人民处于被催眠的状态，无法防止财富被盗取、尊严遭践踏。”[23]有了这样的认识，非西方世界就更有可能在榜样的激励下迈出非西方化现代化探索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中国和平复兴，既改写了昔日大国霸权扩张的发展逻辑，也改写了大国崛起后称王称霸的历史宿命。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昭示我们，大国崛起并非只有靠战争起家、掠夺致富一条路，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以文明的姿态崛起，将是未来世界的优先选项。”[24]事实证明，被西方主流学者津津乐道、引为“常识”的所谓“民主和平论”的观点完全是经不起检验的欺人之谈，[25](P283)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步，却在重新诠释现代化与民主概念的同时，也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和平倾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即便是产生了试错成本，中国也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将其转嫁给其他国家，更没有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损害他国发展利益、剥夺他国发展机会的基础上。对此，一些对中国崛起持有中立立场的西方学者也承认，与“为了实现发展最大化可以容忍不平等，以及咄咄逼人地进行权力投射”的“华盛顿共识”相比，“北京共识”“倡导严格的不干涉原则，遵循人权的经济与社会性定义”。[26](P22)此外，当“资本在无限制地追求自身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所异化出来的种种问题在今天已发展到了极限，以至于资本不能不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转而成为全球化的反对者和阻滞者，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建构者和维护者转而成为它的解构者和破坏者”[27]时，中国式现代化却基于始终主张平等、开放的现代化的立场，扮演着正在孕育中的公正的全球化秩序与规则的坚决维护者角色。正如弗尔切克所言，“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它是地球上扩张主义最少的大国。它不会杀死全世界数百万人，不会推翻外国政府，也不会抢夺已经穷困潦倒的国家所剩下的一切。它不受银行家和寡头统治。相反，它是由社会主义五年计划指导的。它的私营和国有公司必须服从政府和人民。他们必须生产商品和服务，以改善国家和世界的生活水平。”[28]由此，中国也就为世界各国展现了一幕“不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愿景。

　　在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超越西方式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究把握其超越性内涵的核心要旨。事实上，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向来存在着许多彼此矛盾的解读方式。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趋同”与“特异”的解释。所谓“趋同”的解释，广泛存在于西方主流的现代化与民主问题研究中，其核心观点就是强调中国不过是以一个新的案例验证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正确性，其本质便是此前部分亚洲国家与地区现代化模式的翻版。[29](P74-79)在这种解释框架内，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会被一概归结为尚未实现彻底的西方化转变。而所谓“特异”的解释，则往往是在并不实质性地否定西方化模式“正典”地位的前提下，强调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或其他中国独有要素在促进现代化方面的主导作用。[30](P292-293)然而，这两种分析路径都无法圆满解答：为什么更早确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拥有类似的文化背景，并且更深刻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国家，却并没有像中国那样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与民主发展和善治间的互洽关系，从而跳脱“现代化反对民主”或者“民主反对现代化”的限制？当然，我们还可以提出更进一步的追问，那就是：为什么那些在西方母版那里未能解决的问题，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得到了更好的解决？很显然，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只能追溯到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间的本质属性差异上去。

　　事实上，如果摆脱了西方式现代化之为“唯一正典”的逻辑前提，我们就不难发现，此前后发国家所取得的现代化成果，往往并不在于其西方化努力的成功，而应该看作是从西方化方案中包含的普遍性规律中获益。然而，西方化所内含的矛盾以及其服务于“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这一要害，却又给人们提取这种真正的普遍规律施加了种种限制。不突破这种限制，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西方病”问题。也正因为此，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非西方式的、非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的角度展开解读就尤显意义重大。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体系中，包含着双重的内容，一重是中国特有的条件，是较为显性、特殊，也是得到了更多关注的内容。然而，即便是对于这些要素作用方式的理解，也应该尽可能避免陷入“中国例外论”的思维定式中去。否则，我们恐怕就将不得不接受福山对于“中国模式无法仿效”的结论。[31]而第二重则是中国经验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比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32](P171)这是对后发国家摆脱西方化陷阱的更直接的启示，对其要旨的解读，则更不应该离开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属性。

　　简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破解西方体系中无解的种种难题，关键还是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当下最新、最成功的表现形式。归根到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其世界意义的体现，也是在确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从全局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使人们得以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历史、理论与现实，弥合此前三者间存在的裂痕。中国式现代化从不像西方式现代化那样向其他国家“推销”一套可供复制的模板，而是通过“一个穷国、一个和平之国、一个东方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人口大国”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成功，[33](P15)向世界昭示，现代化的进步成果并不该，也不会永远只属于先发者。只要后发国家坚信自己的选择，就完全可能从现代化与“民主化”的西方化前提束缚下解放出来，而作为这一努力的报偿，诸如所谓“现代化反对民主”与“民主反对现代化”之类的问题也必将在一条非西方化的道路上得到彻底的克服。

　　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也给渴望更平等地从现代化中获益的人们带来了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希望。但在保持自信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冷静地看待现实，正视百年变局中的各种风险挑战。

　　首先，要正视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严峻外部形势挑战。正如我们所明确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独断和“专利”为特征的。因此，“中国绝不可能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巧取豪夺以维系资本增殖的行为，同时西方国家出于维系资本垄断地位的考量，也绝不可能允许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类资本主义国家’。”[34]作为“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秩序的维护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拥有着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的先发优势，而且始终保持着维系旧秩序的强烈意愿，习惯于“以直接的强权概念与人打交道”。[35](P5)时下，一种捍卫“美国第一”地位的帝国宣示与强调美国作为“民主世界领袖”的意识形态已经实现了结合，[15]而这种结合又赋予了资本主义体制以极高的治理容错率和“体制豁免”韧性。由于西方式民主的“选主化”绑定了全民责任，所以西方式民主条件下的治理问题，并不容易转化成对体制本身的质疑与变革压力。相对的，发生在非西方世界的同类问题，则往往会被导向对于体制、文化等方向上的“内省反思”。从民主模式竞争的角度看，这种西方制治韧性方面“比较优势”的存在，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应对传统的帝国主义式的颠覆破坏的同时，还需要面临“双重标准”体制比较所带来的压力，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转型解题”诱惑的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辨别和应对这些压力和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便很难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其次，要科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复杂内部发展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毕竟是起步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如同以往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各类非西方现代化探索一样，它需要在很短时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两三百年内走完的现代化历程，还始终面临着后者由于不甘绝对优势丧失而进行的各种干扰破坏，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大国治理与发展问题挑战。与此同时，虽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推动民主与现代化发展的高起点与高标准，也具备“革命和投身现代化对中国人的影响超过今天第三世界任何国家”[36]等先天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又面临着实践中“低起点”的现实困难，而上述制度红利的保持也不能仅从历史遗产中汲取资源，而需要同时从认真地面对与解决当下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现实矛盾问题入手。因此，在确立坚定“四个自信”的前提下，我们便不应该回避问题，而是要正确区分判断问题的起因与性质。

　　对于问题成因，我们应该区分客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由主观认识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前者指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诸如人均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生产的单位能耗、高科技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差距。这类问题需要通过逐步提升发展质量来耐心解决。后者则是指以往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源于移植西方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老做法带来的问题，比如粗放型增长及由此带来的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等，[37](P333)对此，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这些问题作为历史可以理解，但作为现实和未来则不应延续。

　　同时，从问题性质的角度，我们也应该区分对待发展维度上和分配维度上两大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对于那些属于技术性、政策性层面的问题，比如实现“三农”现代化应该靠“加速农村城市化”还是“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靠政府主体推动还是多元主体推动，等等，我们可以鼓励理论探讨，致力于在实践层面的探索比较中择优而从。但对于那些原则性、导向性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是以“涓滴经济学”原理为基点制定政策，还是从完善分配制度入手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则需要更加明确地以人民中心立场和社会主义标准来选择定向。这是因为，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维持赶超增长态势的同时，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更高的居民消费能力以及更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进步要求也将变得更加迫切。这就要求我们务必从正确导向的改革中发掘动力，辨析真问题、把握正确导向，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要想更充分地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还需要找准发展中的真问题，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随着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以更具前瞻性、科学性、规范性的改革来降低“制度摩擦成本”，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趋势。当然，这也就需要我们准确地判断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真问题与伪问题，避免被“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38]之类的概念，或者被所谓“防范多数暴政”或者“警惕福利陷阱”之类的话术所误导。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所形象地指出的那样，“现阶段说中国要患福利病，就好像富豪们坐着自己的豪华车指着路边的乞丐说，你千万不要得了肥胖症或者富贵病”[39]一样可笑。同理，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还需要拓宽民主参与渠道，给民主建设做加法时就大谈要防范“群氓政治的弊端”，或者将西方式现代化的政治弊病归结为“民主过度”，都是一种错误而有害的意见。在原版的西方问题中，妨碍经济增长与社会活力的并不是“过度”的民主与福利，而恰恰是因为异化的民主在事实上维护日趋不平等的现代化成果分配格局时，将责任由资本逻辑转移到了民主与福利身上。而在中国的案例中，我们固然可以把特定时段内中国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不尽完善的福利保障水平视为某种客观的“优势”，但更应该看到的是，从长远看，这种“优势”不但不应保持，而且蕴藏着可能摧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与普遍认同基础的现实危险。

　　此外，我们还需要更加明确当下的主要矛盾，明确具体的政策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是否能针对性地“以救弊也”，而不能一味追求以对差别化的利益诉求与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矛盾“打包全覆盖”的整合。这是因为，共情与全面的表述固然可以增加理论的科学性，但过分追求科学性的理论也可能会因为导向性的缺失而丧失致用的活力。当“民主不足”与“民主过量”、“贫富分化”与“平均主义”问题得到等量齐观的对待时，就必然导致政策选择中的左右互搏、无所适从。这既会显著地增加政策成本，更意味着对现代化社会主义属性的虚置，可能孕育出侵蚀社会共识基本盘的风险。从确保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角度考虑，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防止资本逻辑向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渗透和溶蚀，杜绝资本力量与政治权力勾结与融合”。[40]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也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项事业是在“孕育一个本质上全新的经济组织形式”。[41](P6)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够成功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于人类而言意义重大。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事业遭遇挫折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那就是“一旦这个宣扬平等主义的体制崩溃，所有那些受到压制的可怕的偏执就又一次浮出水面”。[42](P87)更可怕的是，那些无情摧毁了这一努力的人，不仅会在人民事业的废墟上加固不平等现代化的堡垒，而且还会剥夺世人记住真实历史的权利，在史书中颠倒现代化历史中压迫者和解放者的角色，使由此而生的西方化崇拜成为维系现代化诅咒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鉴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就更有必要牢牢站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在实践中搞清楚“改什么不改什么”的问题，把握方向，找准痛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3](P181)科学、稳妥、依法推动让人民满意的改革，由此更充分地激发出中国之制中蕴含的转化为中国之治的力量。

　　以往限制我们更好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的原因，除了事事求证于西方的思维惯性之外，还在于话语体系的建设。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学术发展、理论阐释、大众宣传往往是相互区隔的，大家各自在各自的舒适区中实现逻辑自洽，同时又都没有适配于中国实践的发展。这就造成了学术繁荣、理论繁荣和宣传繁荣更多地停留在了表面层次，没有很好地转化为为实践提供有效阐释与指导的助力。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学术与理论的问题导向跟踪与适应实践需要，更需要三者间彼此的融合，共同以实践为生长点，解决学术自觉、文化自觉与致用自觉的问题。在总结中国经验、分析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把握原则、站稳立场，既要避免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诠释为所谓“儒家市场经济”成功的注脚，也应该特别避免“文化冷战时代”出现的问题，即基于对中国问题现状的偏颇认识，导致原本必要的对官僚主义等非社会主义元素的批判蜕变为“对资本主义的隐秘命令无条件地服从”。[44](P50)

　　最后，我们还需要始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而作为一个类概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相对概念应该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国式现代化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后发国家现代化类探索中迄今最成功的一种形态，但绝不能因此就错误地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探索完全区分开来，单一且片面地总结二者之间“异”的差距。一般而言，人们并不会因为美国式现代化相对于英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而过多地强调“美国例外论”，也不会因为后者的退场贬斥其价值。同理，在后发国家现代化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就处于话语弱势的情况下，过分强调中国经验的例外性和差异性并不是一种明智的策略。相反，如果我们更多地从中国式现代化对应多元与解放，而西方式现代化则意味着独断与束缚的角度开展比较工作，倒更可能引起广大后发国家人民的共鸣，也更有利于分享有益的中国经验，塑造可信的中国形象。

　　随着中国崛起日益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已经更有理由相信，中国式现代化正鼓舞着广大后发国家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追求现代化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对这种启示的有效传播却还需要建立在破除壁垒、加强认知与信任的基础上。很显然，已经享受了一个多世纪不平等现代化红利的西方国家，不可能放弃其对现代化与民主的垄断解释权。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西方体系仍然拥有霸权的情况下，不可能仅靠良好的“双赢”意愿来实现破局，因为毕竟“友好善良的中国面对的，可不是类似中国的国家，而是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奉行双重标准的霸权国家。美国内心才没有想什么双赢”。[45]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此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仅确立了政治与经济上“中心—边缘”的结构，也导致边缘地区之间的沟通被无形的屏障所隔绝，不同后发国家的人们被局限在一个本土与西方的狭隘视野内，同时失去了审视自己和审视邻人的自觉。因此，这就更需要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其中，也包括了更有说服力地阐释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能够重塑现代化与民主间的关系。

　　而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比较，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清后者的局限。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西方式现代化只是提供了现代化的愿景和部分参照，但其本身却只是属于西方的，从不属于全世界。同时，西方式现代化之所以必然出现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也是因为它在将地方性知识上升为全局性知识时产生了过度自负。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则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一个开放性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对民主与现代化关系的重塑，并不是用一种模式代替另一种模式，而是旨在为人们拨开西方化前提施加在民主与现代化上的迷雾，重新从积极含义上为理解二者、推动二者提供启发、开辟道路。早在中国探索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早期阶段，邓小平就已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14](P135)这一原则在时下仍然有其现代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真正展现力量之处，并不是以一种霸权代替另一种霸权，而是用打破西方式现代化限定性的方式启示广大后发国家，也在改变外部环境的意义上帮助广大后发国家找回现代化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可行性。

　　（作者简介：林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