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现代化，使中国摆脱贫弱、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更是毛泽东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目标。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的重大任务，初步描绘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蓝图。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毛泽东诞辰 130 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特点，思考其现实启示，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01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
推进中国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毛泽东所谋求实现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他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讲演中深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两个步骤，其中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他强调，中国决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党在革命胜利后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看到，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已认定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突出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本质规定。1953 年 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比较完整地概括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之后经过几次修改，他在同年 12 月审阅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最后确定下来。同最初表述相比，毛泽东最重要、最关键的修改就是把“国家工业化”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工业化”前特别冠以“社会主义”，足见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性质的清醒把握和突出强调。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阐发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步骤、战略、方针、政策等问题的思考。他格外警惕帝国主义策划实施的和平演变，并就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巨大努力。
毛泽东认为中国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在深刻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等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首先，从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也曾提出和尝试过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方案，特别是也曾以西方为榜样，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遗憾的是，“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是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教训之后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断绝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剩下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
其次，从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来看，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到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自此以后，中国革命因其反对帝国主义而改变了自身所属的范畴，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虽然就性质而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在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力量、解放区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等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发展。再加上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衰落的时代，中国革命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热情援助，与全世界反剥削、反压迫的人民解放斗争相互照应。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中国现代化所开辟的必然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年间就初步改变了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并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国防建设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这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得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真理性结论。当然，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创造了巨大生产力，成功实现了现代化，但是其过程不仅时间漫长，而且往往伴随着血腥的殖民侵略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
除了毛泽东，刘少奇也认为，“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1950 年，他在一份题为《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手稿中明确表示，中国工业化将走“社会主义的或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决不走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并且舍此再无第三条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社会主义同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阐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正确发展方向，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正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成功开创、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02
把国家工业化作为重点任务，
同时致力于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
工业化过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核心和骨干。毛泽东在构思和规划中国现代化的蓝图时，始终把国家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任务。1944 年 8 月，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谈到：“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提出“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标，从而使国家工业化上升为全党的重大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制定了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从 1953 年开始，领导党和人民实施以重工业建设为重点的“一五”计划。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并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命题，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同年 10 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指出：“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总之，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了以国家工业化为重点的发展战略，把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工业化，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因落后而挨打，因挨打而更加落后。帝国主义列强“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虽然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直到 1954 年，还是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与此同时，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封锁、遏制的政策，随时准备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倘若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状况，新中国就无法真正维护和长久保持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被奴役、被压迫的历史悲剧就有可能再度上演。所以，毛泽东将工业化问题提到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强调必须首先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这在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可谓是分清了任务的轻重缓急，抓住了问题的主要之点。
“用唯物史观研究‘现代化’问题，应该认识到‘现代化’表现为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方面的先进状态。”因此，工业化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化，而只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随着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便由追求单一的工业化，逐步转变为致力于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一重大转变，集中体现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提出上。
1953 年 12 月，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阐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提出要“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1954 年 9 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宣布，要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最早提法。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工作重心进一步向经济建设转移，并于年初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1957 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都提到，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把现代科学文化与现代工业、农业并提，表明我们党已经认识到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从而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随后，周恩来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发言中，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称“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在1964 年 12 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至此，“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表述正式确定下来。相比于最初单一的工业化，“四个现代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科技为支撑、以国防为保障，是着眼于提升国家现代化整体水平的奋斗目标，成为鼓舞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面旗帜。
当然，“四个现代化”同样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毛泽东在提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努力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希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要求建设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显然，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早已超越了单一的工业化范畴，而是坚持重点突破与全面发展相结合，擘画了一个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并进的现代化蓝图。其中，“四个现代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任务和战略抓手，而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标准的工业化，则是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第一步，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奠基工程。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蓝图或许有些粗线条，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在总体上是符合中国实际、合乎世界潮流的。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人提出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确定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均是对毛泽东所构想的现代化蓝图的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具体化。
03
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领导党和人民
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53 年，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轻重工业的投资比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工农业产值统计指标等方面，基本上都照搬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形成的国家工业化模式，即苏联模式。之所以如此，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而在当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唯一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二战后又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苏联传统的国家工业化模式在总体上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创造了世界工业化进程中不曾有过的高速增长奇迹，为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从而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学习的榜样。因此，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此外，苏联模式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点，正好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再加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对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和遏制，而苏联则在第一时间宣布承认新中国，并给予新中国以大量援助和支持。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起步阶段选择照搬苏联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难以避免的。
作为一个世界性概念，现代化的本质内容和基本要求对各国而言都是共通的。但是由于时代变迁、国情各异，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完全参照某一固定模式。因此，尽管新中国在当时照搬苏联模式难以避免，但却不能不算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正如毛泽东后来所反思的：“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并且根据毛泽东后来的讲述，当时照搬苏联模式让他“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实际上，毛泽东很早就已开始思考“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比如，1953 年 2 月，他到河北视察，在听取了地方同志的汇报后指出：“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
1956 年 2 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秘密报告，暴露了苏联传统的国家工业化模式存在的一些弊端，诸如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部门管理体制过于集中，主要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商品流通范围仅限于消费资料，价值规律的作用被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实行基本上排斥市场调节的指令性计划。这些弊端的暴露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统治的“揭盖子”，打破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人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模式的迷信，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 此外，我们党经过几年实践，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也积累了自己的一些新鲜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并着重向全党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任务。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他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这篇指导性讲话中，毛泽东不仅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了我国初步探索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基本方针，而且把在系统调查研究中发现的有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概括为十大关系，并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阐发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初步认识和总体布局的大致设想。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迈出了突破苏联模式的关键一步，开始独立自主地找寻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次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科学命题。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科学命题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理论成果。一是牢牢把握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一穷二白、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穷国，深刻认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工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二是把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思想贯彻到国家工业化建设中，形成了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同时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思路。三是强调发展国民经济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四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要求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从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五是充分预见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围绕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渐进式战略构想。六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提倡勤俭建国、艰苦奋斗，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同时主张有批判地学习借鉴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长处。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国工业化的标准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无产阶级不能没有自己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等其他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
上述各项成果，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构成了党和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独立自主地开拓前进道路，最终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先导和逻辑起点，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04
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显示出探索
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956 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刚刚揭开序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已着手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实行“一五”计划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及后来的有关讲话，周恩来、陈云在 1956 至 1957 年间关于经济工作的系列讲话以及起草的有关文件，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点。以此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一个良好开端。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我们党的主观认识之间存在着矛盾，并且解决这个矛盾需要一个循环往复、逐渐深化的过程，因此，虽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是在探索中还是走入了一些误区，出现了一些失误和错误。
1958 年 5 月，在毛泽东的提议和支持下，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固然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但是片面追求发展的高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在实际执行中反而事与愿违。毛泽东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紧接着又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试图借助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方法，通过不断提高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和无限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等方式，尽可能快地增加我国的生产力总量，从而在短期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完成对美英等发达国家的赶超。这些运动由于违背了毛泽东自己曾特别重视的客观经济规律，最终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并为之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蔓延、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埋下了隐患。
毛泽东在探索中出现失误和错误，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对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必要的经验积累和深入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尚未完全搞清楚。当然，急于求成、盲目冒进、脱离实际的错误做法，也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普遍萌动的“赶超”浪潮有关。
在饱尝主观认识严重背离客观规律的苦果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渐从主观主义的狂热中清醒过来，通过号召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出台“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等指导性文件，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积极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和偏差。作为党的领袖和党中央的核心，毛泽东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这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推动国民经济早日重回正轨，具有重要意义。更为可贵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曲折历程，认真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他们认识到，开展经济建设不能只凭良好愿望、冲天干劲，也不能只讲政治挂帅而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必须对经济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其规律性，然后根据此种规律性定出政策、计划、措施。”严峻的事实也使毛泽东深切感到并坦诚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由此，他向全党提出：“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将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在反思和总结中，毛泽东也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认识。1961 年 1 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后来，他又在 1962 年 1 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并告诫全党：“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毛泽东的以上论述，有助于克服党内普遍存在的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急性病，为我们党在之后制定更加切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总之，毛泽东在领导全党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将认识和把握客观经济规律、力争少走弯路的问题提了出来，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尽管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和错误，但是毛泽东从未回避和掩饰，而是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主动纠正实践中的偏差，努力廓清理论上的迷误，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鲜明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历史地看，正是由于毛泽东时刻注意纠正探索中的失误和错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前经历严重曲折，但并没有完全停滞或终止；也正是在发扬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后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05
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启示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比较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两种现代化模式，总结概括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步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如何迅速改变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阔步赶上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时代课题，为新时代新征程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更好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有益启示。
1、坚持党对现代化事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确保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具备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是前进道路上绝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还将面临来自国内国外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现代化事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同时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这场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走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完善体系严密、优势显著、治理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发展给人以强大精神力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说，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
2.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深刻把握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基础上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也是谋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根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开拓前进道路，不仅打破了所谓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而且超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苏联一家、别无分店的思维定式。其实，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以“中国式”作为“现代化”的修饰语和限定词，本身就蕴含着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立足的实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持之以恒的伟大事业，任何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因循守旧的观念和做法都要纠正。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深入调查研究，保持战略定力，始终从实际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阔，并一定会引领我们走向最终的胜利。
3. 坚持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着力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
现代化所指涉的社会变革，“不是仅指社会的某一方面，而是社会整体，即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生活诸方面。”毛泽东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坚持重点突破与全面发展相结合，领导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构成了党和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新时代新征程上，规划和部署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要坚持全面发展的原则，着力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从奋斗目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此必须全面提升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水平。从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普遍存在于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只有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才能逐步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特点来看，我国属于后发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不可能依次单个进行，而必须同步、并联、叠加推进，这就在客观上提出了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要求。“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4. 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建设了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一切思考、一切奋斗、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是为了造福中国人民；即使其中出现过失误和错误，终究是一位人民领袖的失误和错误，绝不能因此质疑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本意和真心。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就看在根本立场上是否坚持人民至上，在建设成果上是否可以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评价标准上是否把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效完全交由人民来检验和评判。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中国人民的事业，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从而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争取向人民交出一份属于新时代新征程的优异答卷。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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