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起始于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年代，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事业，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是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名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从思考变革哲学、探索救国道路，到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毛泽东不仅勤于钻研思考理论学术问题，还关心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23年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总结、回顾毛泽东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历史功绩，不仅是一种纪念缅怀，而且对于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引领国家和民族思想觉醒

　　毛泽东青年时代正值民族危亡、山河动荡，他满怀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志向，踏上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通过《盛世危言》《新民从报》等书籍报刊，毛泽东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开始接触到西方思想。武昌起义后，投笔从戎的毛泽东在《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并读到一些小册子，从此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到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后，毛泽东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接受了革命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开始思考由变革哲学、伦理学来确立救国道路：“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一时期，毛泽东已明确意识到：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发挥改造国人思想、变换社会面貌的重要作用。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联合何叔衡、蔡和森等人发起创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团结凝聚了一批富有家国情怀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良好条件。五四运动前后，渴求真知的毛泽东两次前往北京并多次前往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密切联系，搜寻、阅读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报刊书籍，积极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社团活动，深入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在这一阶段，毛泽东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919年7月，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创办《湘江评论》，由他亲自担当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撰写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一系列文章，在进步青年中引发强烈反响。1920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创办文化书社，又相继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推广介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进步书籍，组织教师、记者、学联干部研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讨论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影响并培养出任弼时、向警予、刘少奇等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运用革命理论推动革命行动，积极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和工人夜校，包括在广州、武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在此期间，他还亲自编写课本、讲授课程，使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传播从党员骨干扩展到工人群众。此外，毛泽东积极组织力量与各种不良社会思潮作斗争，批判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引导进步青年学习接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是党、军队和国家的缔造者，也是中国早期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和先行者。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传播，努力加深它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作用与影响，比如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等重要观点，不仅为我们党确立精神旗帜，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萌发奠定了思想基础。再比如，从新民学会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再到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组建了许多社团组织或学术团体，孜孜不倦传播马克思主义，感召带动出蔡和森、李达、李维汉、周世钊等一批理论家和教育家，不仅为我们党培养了骨干力量，而且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播撒下了人才种子。

二、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深入考察研究中国社会与革命，实现从科学理论到学术实践社会实践的跃升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读书求知的习惯，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等书籍报刊，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社会科学素养，不仅为信仰马克思主义铺就了坦途，也为观察、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历史阶段，毛泽东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思想成果并做出战略研判。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认为除了“枪杆子”的军事斗争，还有“笔杆子”的思想文化斗争，“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思想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为开展好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努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素养。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明确指出，要加强“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有力推动了党内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与教育。

　　毛泽东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学问，不仅用于探索社会规律，更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经验不足、革命力量薄弱，国共合作处处受制受挫，对革命性质和前途等缺乏清晰认识。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运动，想要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首先要充分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面对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和风云变化的国内局势，毛泽东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科学划分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其相应经济地位，依据不同阶级属性及政治经济利益深入分析他们的政治立场和革命态度，准确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些重要思想理论成果凝结成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找到了最忠实、最广泛的革命同盟军，也帮助党内同志澄清了认识，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倾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思想萌芽阶段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作品，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考察中国社会的先河，为日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理论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与此相似，毛泽东于1928年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持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革命形势出发，探索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些著作同样将当时的中国社会当作考察研究对象，产生了很多理论成果，如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规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特征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此外，毛泽东深入调查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形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研报告，得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方针策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创立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包括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善于见微知著，以及普遍调查法、典型调查法、会议调查法、蹲点调查法，等等。这些主张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从事学术研究、开展社会调查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如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专门机构，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专门组织，翻译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多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思想理论界也通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涌现出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家。这一时期，毛泽东更加侧重将科学理论运用于革命实践。他通过深入考察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撰写了大量文章著述，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巨大的理论学术价值。

三、延安时期：指导推动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构建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基本格局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折。这一时期，毛泽东系统思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基本纲领，思想上趋于成熟。同时，毛泽东也将大量时间投入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创作出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名篇巨著，积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体系建设、人才培养等，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发展的基本格局。

　　（一）潜心研究哲学问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有一段相对宽松的时间进行哲学研究。他精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国外学术译著；阅读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国内学术著作。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哲学的学习钻研达到如饥似渴的程度，如仅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作的批注就达12000字。对此，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在学习研究哲学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从哲学理论层面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1937年8月至9月，他应邀到红军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撰写形成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详细介绍了唯心论与唯物论产生的历史根源，系统阐释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学会运用矛盾的观点和实践的认识论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伟大的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这个讲授提纲中的两节，经毛泽东整理后各自成文。

　　毛泽东在延安的哲学讲授活动以及《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育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当时广大党员干部、革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对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用本土、通俗的话语阐述认识的发展过程及其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用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点诠释对立统一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创立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中国形态，也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开启了构建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话语体系的历史进程。

　　（二）推动创办马克思列宁学院，发起成立延安新哲学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的工作重心有所转移，需要大量干部从事各方面的抗战工作，对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加紧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抗战干部，毛泽东亲力亲为地在延安创办了多所学校，包括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克思列宁学院等。其中，1938年5月成立的马克思列宁学院便着眼于培养高水平的理论工作者和党员干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艾思奇、范文澜等专家学者都兼任学院授课教师。毛泽东还格外重视马克思列宁学院发挥学术研究职能：“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按照毛泽东指示，马克思列宁学院先后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室和马克思列宁著作编译部，研究编写《中国通史》、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之后，为进一步加强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毛泽东又主导马克思列宁学院先后改组为马克思列宁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下设9个研究室以开展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新闻、国际问题等方面的专门研究，“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

　　毛泽东本人致力于哲学研究，善于通过哲学培养党员干部的理论思维。1938年，毛泽东发起成立延安新哲学会，集合当时延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等各领域专家学者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哲学。他不仅亲自组织哲学小组活动、主持哲学座谈会，还大力支持学会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学习研究《资本论》等学术活动。1940年，延安新哲学研究会首届年会召开，毛泽东对其给予充分肯定并特别指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在延安新哲学会的带动下，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历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纷纷组建，《社会科学概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新文学史纲》等学术成果纷纷出版。在毛泽东影响带动下，这一时期延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活跃兴盛的景象，革命圣地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中心。

　　（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推动“学术中国化”运动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和党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共合作局面日趋破裂，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形势愈发激烈和复杂。党内对战局变化、国共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也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偏差到准确的过程。新形势和新任务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正是在此背景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在会议上，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随后，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延安干部会议、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等多个场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释与丰富，将其提升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使命与基本遵循。

　　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理论观点，也是一个重大学术命题，引发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热烈议论与争相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直接推动了“学术中国化”运动。1938年11月，毛泽东的报告《论新阶段》在延安《解放》周刊刊发，很快又在重庆《解放日报》连载并发行单行本。报告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观点，迅速得到广大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同与推崇。1939年，柳湜、张申府、潘梓年、侯外庐等人纷纷在《读书月报》《战时文化》《理论与现实》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论著，开启了“学术中国化”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主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整理和指导中国学术研究，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成果，并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开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称这种新文化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文化力量，也是“五四”以后中国革命塑造出的新文化生力军。对此，毛泽东说：“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学术中国化”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运用于中国学术研究，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实践指向是使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适应中国抗战需要，适应将来的民族和社会需要。这一阶段，毛泽东的著名论著《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研究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本身也是“学术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可以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所引发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为学术界点燃了一盏航标灯，让中国学术研究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和道路。

　　（四）吸引感召知识分子，打造文化的军队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和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外敌侵略和国土沦丧激发着广大爱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们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然而，国民党压制群众抗日呼声、打击进步青年的爱国热情。在国民党统治区，官员贪污无能、百姓民不聊生、社会凋敝混乱，大量知识分子满怀救国热忱，却报国无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陕甘宁边区自由、民主、平等，社会秩序稳定，民众精神富足，焕发着朝气和希望。特别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聚抗日救国青年英才，给予他们充分尊重和信任，帮助他们实现抱负、施展才干，一时间令延安成为全中国爱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革命圣地。

　　早在国民党从抗日转向反共之初，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1939年12月，毛泽东专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军队要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重要作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军队、政府和学校，引导他们向革命化、群众化转变；对于具备条件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吸收入党。依照此决定，中央军委专门颁布了《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提出充分尊重信任知识分子和专家，给予他们物质上的优待、工作上的支持，提供适当宽松、自主的工作学习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的吸引感召下，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有的甚至辗转多地经过艰苦跋涉、冲破封锁阻拦才最终到达。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43年末，总计4万余名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形成了一股壮观的“圣地洪流”。

　　军事战线与文化战线始终是毛泽东对敌斗争的两条重要战线。随着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毛泽东开始在抗日战线上打造“文化的军队”：“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这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特殊“军队”中，既有文学艺术领域的文化精英，也有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名师大家。比如，艾思奇和他的《大众哲学》启发引导广大进步青年探求革命真理、追寻共产主义道路；范文澜在史学论著中讴歌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颂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经济学家薛暮桥发挥专长参与对敌货币战争、减租减息等经济工作，为巩固壮大山东根据地立下重要功劳。从吸引感召进步青年到建立打造“文化的军队”，毛泽东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召集在抗战的大旗之下，汇聚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依靠自己的学识与作为，既为延安成为中国的红色思想文化中心添砖加瓦，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奠定了深厚的人才基础。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日后都成长为一代学术大师和社科名家，引领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进步。

　　（五）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树立思想文化事业的根本导向

　　遵义会议后，党从政治上、军事上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然而，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左”的思想根源尚未清除、严重影响也并未肃清。同时，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0年7月，全国党员人数从4万发展到80万，新补充的党员仍有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少新入党的知识分子经历不同、认识各异、思想分歧严重。这都成为歪风邪气滋长温床。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领导开启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目的就是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纠治各种不良之风。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非常关注文化界革命世界观的塑造问题。1942年2月，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重点强调了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问题，指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要善于将书本知识应用于工作实际，“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党和人民需要的理论家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1942年5月，在前期深入调研、精心准备的基础上，毛泽东召集100多名文化界、理论界的知名人士在延安召开座谈会。他先后两次发言，综合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深刻论述了文艺工作和知识分子“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鲜明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问题，革命的文艺工作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充分阐明了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核心问题，“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着革命事业和革命文化。可以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文艺出发，却又超越了文艺。它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帮助整个思想文化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包括思想文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内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解答了诸多原则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理论学术界的思想得到了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底色更加浓郁厚重，服务人民大众的立场更加鲜明坚定，维护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成长进步、繁荣发展的政治方向与学术导向也真正构建了起来。

四、新中国成立后：除旧布新、开拓发展，开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建立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体系，提出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谋划人文社科事业的战略发展，从而迎来了新纪元，开启了新篇章。

　　（一）发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教育,引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初，旧社会长期的战争摧残、社会动乱和经济落后造成各方面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毛泽东和党中央大力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有步骤推动各行业、各领域除旧布新。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面对旧思想、旧文化的繁杂混乱，毛泽东深刻意识到“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首当其冲地就是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教育：“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1951年3月，中央颁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同年5月又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展了一场全党全国范围大规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教育运动。在这场活动中，从党员干部到工农群众，从青年学生到知识分子，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普遍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同时，这场教育活动也有力涤荡了旧社会落后、腐朽的思想文化，有效确立和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得以确立，就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的确立。这是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础与前提。

　　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考虑到不少知识分子的思想带有旧社会消极守旧的思想烙印，毛泽东非常关注其改造问题：“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确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党中央和全国政协前后发布《关于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指示》，组织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增强无产阶级意识；促进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在“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加强社会实践锻炼，筑牢服务人民观念；引导知识分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思想、清除错误观念。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发端，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理论界，尽管后来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但总体上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确实显著提高了。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与学习教育相辅相成的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进行批判。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旧思想、旧文化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思想要占领学术文化阵地就必须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较量。经过一系列思想文化批判，旧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各种旧的文艺思想、学术思想得到有效清理与改造，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界、学术界的指导地位也得到进一步确立。尽管批判运动后期有过火倾向，但仍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着理论阐释、资政育人的作用，担负着思想交锋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导开展的与各类错误思潮的一系列较量交锋，充分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批判斗争精神，为哲学社会科学正本清源、激浊扬清树立了榜样。

　　（二）建立完善专门组织机构,构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体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逐步建立并完善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机构。对此，他亲自参与起草和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1949年11月，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汇聚了郭沫若、范文澜、郑振铎、罗常培等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名师大家。毛泽东亲自为第一任院长郭沫若颁发“中国科学院”铜质印信。中国科学院首批成立的15个研究所包括近代史所、考古所、语言所、社会所等4个社科类部门。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体制，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成为领导有关研究所、组织和指导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专门机构。随后，毛泽东亲自指示、支持组建了哲学所、文学所、民族所等多个研究部门，强调“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各研究所先后创办了《新建设》《哲学研究》《文学评论》《民族研究》《中国语文》等学术期刊，为增进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推动社会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期间看到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特地批示印发与会同志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在这里搞了，而且全国也议论纷纷了……还要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

　　除了推动建设国家级研究院所，毛泽东也非常关心高等教育机构、编译部门和学术团体等的建设和发展。对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指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1950年10月，毛泽东亲自筹划在华北大学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建成新中国第一所人文社会科学类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大学。随即，全国各大高校开始建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机构，各省市也开始创办地方性社科院所，很快形成了由国家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机构所组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机构体系。1953年1月，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中央编译局的决定，明确其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中央编译局陆续整理、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有力配合了全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运动和理论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种社科类学术团体蓬勃发展：政治学会、法学会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学会提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哲学会编写著作、教材大力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大力支持建设理论队伍和学术团体，强调“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各大学术团体包括后来的各省级社科联和各类学术组织在团结广大知识分子、配服从党的领导、坚定马克思主义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推动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组织力量。

　　（三）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1950年底，文化部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戏曲改革讨论中发生了以京剧为主还是地方戏为主的争论。对此，毛泽东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题写“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以此鼓励各种戏曲艺术自由竞赛、改革创新的发展方针。1953年，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历史学家围绕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分期问题展开争论，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就此请示学术界的路线方针问题，毛泽东便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次年2月正式创刊的《历史研究》杂志，同样以该主张作为办刊方针。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党和国家面临着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迫切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其中就需要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然而，有些人对刚刚经历的思想改造、文化批判和镇反肃反等运动心有余悸，持谨慎观望态度；还有些人对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较大震动产生激烈复杂反响，开始意识到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对思想文化的抑制。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更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完整提出“双百”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又对“双百”方针进行了阐述：“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1956年9月，党的八大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入决议文件，“双百”方针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指导方针。此后，毛泽东又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等多个场合重申和阐释了“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一经提出和确立，就在学术界、文艺界引发了强烈反响，生产了巨大影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倾向被有力抵制，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束缚被有效解除，思想文化领域多年沉闷的空气被打破，焕发出一片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学术争鸣得以蓬勃开展、研究热情被极大鼓舞，不同理论、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可以相互讨论、自由交流，在实践中总结知识、发展理论可以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在“双百”方针引领下，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开始呈现出健康活跃的氛围和良好发展的态势。尽管后来由于“左”倾思想干扰损害，“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遭受到一定扭曲，但其所蕴含的辩证思维和政治智慧却始终熠熠生辉。时至今日，“双百”方针依然是党和国家营造健康学术环境、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关系、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长期、根本的指导方针。

　　（四）因势利导、深谋远虑，谋划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战略发展

　　随着广大知识分子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党中央郑重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是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宣传部牵头成立专家领导小组，会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央党校、教育部、文化部等单位，研究制定《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文社科发展规划，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长足发展谋划了目标远景，开启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先河。

　　毛泽东认为，打造过硬的理论队伍是一项重要历史任务：“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关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知识分子应既精通专业知识，又站稳政治立场。对此，各级、各地大力推行知识分子培养计划，哲学社会科学的专家队伍和理论队伍由此得到加强。不可否认，由于“左”的错误，整风反右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对待。但也要看到，通过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以及进厂、下乡与工农群众结合搞研究等，对于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研究能力有着很大的积极促进作用。毛泽东“又红又专”的思想，强调知识分子既有坚定政治信仰，又有过硬业务本领，时至今日仍对培育壮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人才队伍具有指导意义。

　　20世纪60年代，伴随中苏关系破裂，世界殖民体系瓦解，许多国家纷纷独立，中国对外交流交往、认识了解世界的步伐开始日益加大。毛泽东敏锐意识到，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1961年4月，毛泽东在同非洲外宾谈话时鲜明指出：“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按此指示，中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在机构设置、专项部署、成果运用等方面加大了政策倾斜和力量投入：先后组建拉美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等，在一些综合性大学也开设国际政治系；发布《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成立“国际研究指导小组”；为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范围，毛泽东还指示创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等。在毛泽东的引领下，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研究国际问题的高潮。尽管在初见成效不久后就遭到冲击与破坏，但这些机构的建立和研究成果的取得，无疑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有着勤于探索真理、勇于实践求知的伟大精神品格，一生都喜欢和善于研究思考问题。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在哲学、伦理学中探求人生和宇宙的大本大源，到后来立志救国救民、探索开辟革命道路、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无不闪烁着求真务实品格的光芒。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本身就是毛泽东研究、考察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凝结而成的思想理论精华，从哲学社会科学角度看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毛泽东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毛泽东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进步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历史贡献有的穿插于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谋划，有的内含于治党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但都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进程与历史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新时代新征程，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艰巨事业，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依然要在传承毛泽东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思想方略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再创新篇。

　　（作者简介：张博，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处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