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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这一重大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西方现代化模式凭借其独特优势占据现代化发展的先在地位，在现实层面深刻影响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格局，在思想层面逐渐形成“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狭隘解读。现代性并非西方文明所独有，任何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论调均无法洗脱“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嫌疑。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文明复兴的道路过程中取得的现代化成就，有效破除了西方“一元现代性”的神话，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绘制出一幅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崭新图卷。透过错综复杂的现代性表象揭示其本质属性，澄明现代性本质的“特殊”与“普遍”之辩，揭露“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逻辑悖论，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实践在多元现代性文明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积极推动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现代性文明的多元展开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一、现代性的本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自“现代性”这一概念产生以来，学界围绕现代性问题展开了丰富且深刻的探讨，但对“现代性”概念的内核界定尚未达成共识。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现代性”是指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后来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美国学者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Michael Allen Gillespie)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世俗的王国，在其中，人取代神成为万物的中心，并试图运用一种新的科学和与之相伴的技术来掌控和拥有自然”；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现代性的观念是神话”，“它总是与‘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有关”。“现代性”一直是解释和评价社会发展及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理论建构，与变革和进步、理性和行动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透过对现代性概念纷繁复杂的解释迷思，抛开囿于现象层面的解释差异，解剖现代性问题的核心与本质，或许才能够通达对现代性概念的理性认识。

　　现代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一样莫衷一是。无论是将现代性的本质归结为“政治”，还是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人的主体性解放，这些观点都赋予了现代性多层次、多维度、多领域的丰富意涵，促使它从本质上包含人们共同追求的普遍性理念。由此，是否也意味着存在一种超越民族、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等构成人们普遍追求的现代性方案呢？

　　西方现代性的确立与资本主义的扩张进程具有同一性，其源头可追溯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使得“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促使个人逐渐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推动了个体生活方式的变革，确立了一种新的“理性”神话。启蒙运动对人类理性的高扬使得个体主体性被充分激发，社会在新的启蒙神话中发生深层次变革，由此开启了资本主义新纪元。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资本主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生产革命，加速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因此被视为现代性的“唯一模板”，但实际上落入“一元现代性”的认识窠臼。

　　赋予西方现代化道路以绝对普遍性的逻辑叙事，固化了人们对现代性本质的片面认知，即认为西方的现代化进路是唯一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的社会发展道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西方现代文明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法则”。这种将现代化发展道路曲解为西方地域性文明发展模式的观点，不仅显示其“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前见，而且偏离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科学认知，暴露出解释视域的狭隘性与“西方优越论”的理论倾向。实际上，现代化并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同样能够实现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方案并非人类社会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换的唯一方案，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既存在普遍原则，也内蕴个性化选择，而这种个性化选择则充分体现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蕴藏于现代性本质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特质并不是完全的二元对立、不可调和，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现代性的普遍性表明人类超越当今社会的设想具有共通性，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与终极目标；而现代性的特殊性表明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民族或地区的万能法则，一切必须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谋划。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总是处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复杂交织之中，兼具共通性与独特性，现代性的发展境遇亦是如此。但我们需要警惕将普遍性或特殊性发展到极端的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避免将普遍性与特殊性视为完全对立的两极，理应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中洞悉现代性本质，从而避免落入“一元现代性”抑或极端民族主义的思维困局。

二、西方化与现代化的纠缠：文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视域

　　“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在历史发展中衍生出西方“优越”于东方、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思潮。“欧洲优越感的基础和它对世界征服的基础是它的社会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欧洲人在其上升期并没有从这方面来理解他们面对的新现实。可以说，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建设资本主义’。”如果说现代化的缘起与启蒙理性的世界性蔓延密不可分，那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确立以及由此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则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拓展具有同构性，即西方现代性通过市场经济的世界扩张，在军事因素、政治因素的加持下，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西方现代化成为现代史的代名词。这使得西方误以为自身拥有了世界规则的制定权、世界纠纷的决断权，认为其经济模式、价值准则、文化观念、制度体系等“放之四海而皆准”，幻想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典范”与“领跑者”。“西方中心主义”者主观地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地理差异理解为文明层面的优劣差别，以期在这种界分中进一步凸显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先在性与优越性，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所推崇的价值规范与发展逻辑。东方与西方在地理位置上的界分并不内蕴二者走向冲突与对立的必然性，东西方文明之间也不包含优劣之分，人类应当建立一种广泛的对话机制以寻求最大程度的文明认同与交流互鉴，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动摇的历史趋势。

　　在对现代化的学术研究中，很多西方学者直接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似乎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只能是不断趋近西方、以西方为发展范例的历史进程。“事实上，重新神圣化政治氛围以及对英雄主义的崇拜，无论分开来看还是联合起来看，自那以后都是一直萦绕在现代性之上的那个主要噩梦——克里斯玛式统治——的前奏”。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逐渐被“神圣化”，部分西方国家甚至被视为当代现代化发展的“权威蓝本”，而任何异质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模式都被视为“离经叛道”，被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预设消解了对现代性的科学认知，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于现代性本质的理解，它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西方国家自18世纪末期以来在世界历史中的先导和主导地位。“普世价值”与“历史终结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言论，这些言论无时无刻不在彰显和宣扬西方政治制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念的优越性与不可替代性，企图在世界历史中建构起主宰全球的话语霸权。有学者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为“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认为“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非常精雕细琢的模式、一个构件整体；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理论；一套高超的理论，是许多历史、地理、心理、社会逻辑和哲学等次级理论的总架构”。“西方中心主义”在现代性谱系中逐渐拥有了完整架构，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深入而彻底的批判势在必行。

　　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观念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混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具有普遍适用性吗？所有国家、民族或地区无论其现实境况如何，都注定要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吗？在许多陷入西方化与现代化逻辑纠缠之中的学者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即使历史上曾出现过力图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思潮，但实际上，他们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又在不断重建这种理论。若将历史的视野扩展足够广，就会发现“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解释范式缺乏理性论据，本质上是一种狭隘且带有特殊的非法意图的认知。

　　“西方中心主义”主观预设了西方是“现代性”的唯一起源，将现代性与进步或发展不加甄别地关联起来，进而不断地诱导“他者”承认这样一种逻辑，即西方的现代性等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西方现代性与“进步”的牢固“粘黏”窄化了现代性的内涵及外延，其默认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构成人类一切进步与美好的“源头”，忽视了西方的现代性尤其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为现实表征的现代性为人类文明带来的消极影响。恩格斯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本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稳定不变的，它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势必会造成更加普遍的人类异化，使得更多的底层人民利益被侵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将不断加剧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衍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让社会内部甚至整个世界陷入混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予以辩证评价，曾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推进生产力进步上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肮脏面貌。但无论是最初的充满血腥与暴力杀戮的资本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渐次确立起的世界霸权体系，或是当今时代盲目追求科学技术突破而带来的人类生存境遇遭受威胁的现代隐忧，都昭示了西方现代性不是充满“玫瑰色”的浪漫主义想象，而是遍布“灰色”与非正义的人类危机的“始作俑者”。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影响，“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对利益的追逐促使生产力实现大幅度跃迁，但随之而来的世界贸易使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像瘟疫一样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也使相对落后的民族与地区被资本逻辑裹挟，沦为资本家攫取利润的工具。

　　“西方中心主义”思潮试图通过不断夸大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显露出的“文明”面向，遮掩其对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让人们不自觉地将西方的现代化与“进步”联系起来思考和评判。事实上，西方的现代性带来了进步，但也导致了新的现代性危机。“现代性的基础是人类对解放的要求”，对解放的渴求根植于个体之中最原始的、最真实的渴望。在社会形态的历史性更替中，人们逐渐摆脱原始社会时期对自然的过度依赖，从对大自然的恐惧与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迈向了农耕文明，完成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历史跃迁。但农业文明并未将人类从自然的压迫中彻底地解放出来，反而滋生了更多钳制人类自身发展的力量，人们不得不从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耕作活动，以应对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生存负荷。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加持下，人类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方式、提升生产效率，试图摆脱自然对个体发展的限制，创造了新的现代性“神话”。这一“神话”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反而产生了新的奴役人的力量，催生了新的异化，衍生出庞大的商品帝国。德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曾指出，现代人“对进步的怀疑导致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因为在19世纪的进程中，旧的好与坏、善与恶的区分已经逐渐被进步与反动的区分所取代”，人们不再以负责任的态度区分善与恶，最终陷入怀疑主义，出现价值判断层面的缺失。西方的现代性危机迫使人们陷入无休止的怀疑主义，在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引发了危机，如人类生存危机、社会结构危机、道德危机等，这些危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类应当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审视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定位。

　　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局限，需要摒弃将现代性置于单一解释框架的诠释模式，以更加多元、包容的价值取向来解构所谓的西方现代性。“现代性概念显示出了容纳任何一种对现时及其意义的哲学解释的能力，无论这种解释是美学、道德、科学、技术的，还是更广义的历史—社会的，也无论是积极的(现代性是好的、合乎愿望的)还是消极的(现代性是创伤或‘悲剧’性的，必须被忘记或被超越)”。彻底抛开西方优越于东方、西方价值观优越于东方价值观的思想前见，才能在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真正把握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双重内核，辩证审视当代的现代性理论，并理性看待日益突破地域限制、打破地缘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桎梏的现代化发展浪潮。

三、中国式现代化：多元现代性文明形态的历史展开

　　“西方中心主义”试图将西方的现代化方案作为普遍模式在全世界推广，创造“一元现代性”神话。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的全新现代化道路，用实践证明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虚妄，开启了现代化道路的新纪元，也不断昭示着多元现代性文明形态的历史展开。

　　审视中国近现代史，能够发现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迥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承担着争取民族独立与实现现代化的双重使命。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在于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奴役与压迫，另一方面在于奋力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实现民族的繁荣富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充满崎岖与波折，历经了从学习和模仿西方到独立自主地展开探索的艰难过程，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造就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为世界带来更大贡献的历史辉煌。中国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克服了社会发展单线思维模式的弊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结合中把握现代性的本质，用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神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有效处理人民与政府、人与自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国与世界等各方面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构成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界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在诞生之初就充满了罪恶，其剥削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于血腥与暴力之中，并在不断剥削无产阶级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恰恰从反抗屈辱的压迫与剥削之中逐步生长起来，反映了底层人民的愿望与诉求。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以及社会性质的历史抉择中，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没有选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进路，而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进而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社会发展的实践旨归指向了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相信“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进一步明确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始终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始终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前行，而内蕴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始终秉持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的价值遵循。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拒绝冲突与暴力，强调采取合作共赢的理念持续推进现代化。正因如此，中国创造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奇迹，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步性与优越性。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集文化传承、现实要求和人民主体有机生成的必然结果。中华文明构成中国特色的内在规定性，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国能够继往开来创造新的历史奇迹的底气所在。西方现代性高扬的“自由”、“平等”等普遍性理念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特有之物。中国传统文化也内蕴丰富的自由思想，从儒家统一责任与义务、扎根现实生活的“入世的自由”，到道家忘怀现实的“忘世的自由”，再到佛家达至涅槃境界的“出世的自由”，以及三者会通形成的超越性自由精神，无不彰显着中国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欧洲的启蒙运动曾受到中华文明的熏陶与启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伦理政治以及儒家的仁爱思想等直接“促进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和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文明蒙尘，但中华民族创造的独具一格的文明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人类文明的形成与演进作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而这些灿烂的文化瑰宝构成了中国走向现代性的精神内核。

　　历史证明，如果我们盲目追随西方脚步，对西方现代化模式亦步亦趋，那么将永远无法真正超越西方的现代性逻辑，更无法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而，我们要立足世界视野，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坚持胸怀天下、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同时，我们要聚焦“中国特色”，推陈出新、踔厉奋发，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断凝聚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合力，摆脱西方现代性的束缚，开辟出一条兼具正当性与正确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科学性与真理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开辟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破解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趋同性的原初设定，用实践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面相，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与不可复制性。拒斥西方一元现代性叙事的强制逻辑，需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中把握普遍预设与特殊现实之间的矛盾，以特殊现实为基底挖掘走向普遍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坚持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既不被“西方中心主义”所谓的普遍性原则所绑架，也不走向过分夸大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极端，而是充分利用西方现代性优势扎根中国土壤，不断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固有危机，突破“一元现代性”叙事的视野与思维局限性，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确证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实践效能和理论魅力。

　　（作者简介：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