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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客和学者在一些问题上以“教师爷”自居，标榜资本道路的优越性，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尽“唱衰”“抹黑”“丑化”“捧杀”和“棒杀”之能事，肆意诋毁泼污，企图以社会主义“原罪”遮蔽中国发展成就，把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对立起来。

　　中国道路的必然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国现代化的科学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及至今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整体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意蕴还缺乏深入研究。

　二、科学界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范畴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生成，是基于“两个结合”的产物。科学界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范畴，是准确把握和深度剖析这一概念的前提。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文化传承、累积与文化创新，既相互对立又内在关联，具有断裂延续性，这主要表现在传承、累积是创新的基础，而创新又是传承、累积的手段。博厄斯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地理条件自身没有创造力，它肯定不是文化的绝对决定因子”，把文化发展视为直线前进具有局限性。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这些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文化根基。进入近代，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早期党组织的建立，直到党的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再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大以及二十大的召开，其中最富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此，历经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建设道路、到中国改革道路，再到新时代强国建设道路，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基于此，研究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着眼于当今时代，以历史视野发挥其现实价值，把研究学习党的历史文化和考察、挖掘、提炼、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结合起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整体与局部的统一

　　现代化就本质而言不是一维单向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多元因素互动的系统工程，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现代化等多重维度，其中文化现代化的程度具有主导引领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发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中国改革、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因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切理论与实践问题都首先要从这一进程中寻求答案。中国革命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萌生形态，在形式上这一形态虽然与中国建设和改革道路、新时代强国道路形态存在差异，但就其同一性而言四者共构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由此可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建设道路以及中国改革道路、新时代中国强国道路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基于这个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共产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意蕴，已经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思想文化属于社会意识的概念范畴，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生成与发展。但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形式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起到一定的反作用。这就说明，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既具有政治向度、文化向度，又具有学术向度和理论向度，因而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范畴，既要上升到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又要从学理层面进行深入全面阐释，既要准确把握其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与耦合性，又要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和张力，既要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指向性，又要看到生成这种实践的中国传统文化场域，还要关注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耦合性。我们知道，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日益强盛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农业文明的相对衰落，建构了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逻辑，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语），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契合性。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维逻辑和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契合相通之处，推动两者在强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深度结合与融通发展，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禀赋。

　　从发生学的视野出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萌蘖、生成、发展和渐次成熟起来的，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贤能治国传统相统一

　　我国古代尚贤崇德，讲求良政善治。儒家经典《礼记》对于原始社会后期的我国贤能政治的萌芽有过详细的描述，认为圣贤明君都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诗经》认为文王能够定国安邦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诸子百家时期，贤能治国传统在我国得以发展，孔子以“复周礼”为己任，认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孔子视域下的人才既是贤者又是善者，要求统治者把“举贤才”作为第一要务。他认为：为政者首先应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做到“明明德”。后世之学继承了以贤治国的思想，孟子就倡导“尊贤使能”，荀子推崇“尚贤推德”。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通过建立“世卿世禄”制以确保统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地主阶级则以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等文官制度维护自身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加之，中国古代一直以农立国，合作团结和社会稳定成为农业发展的第一要求，形成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这一富有浓郁东方色彩的政治结构和传统。以此来看，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程中的一种制度选择，在传承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克服了少数统治者在天资、秉性、修养等方面的不足。

　　（二）人民中心立场与民为邦本价值相统一

　　“人民”一词在其原初意义上是指“奴隶”，但其中却包含着民本主义思想因子。夏商时期，统治者把“人民”视为是构成自身统治必不可少的要素，比如《周礼·地官》就将“人民”与“货贿”“牛马”“兵器”“珍异”相并列。商周之际，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视为“金律”，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春秋时期管仲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这是说，统治者想获得长治久安的统治，就要推行与“民心”相契符的措施。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及至唐代，统治者在总结隋亡教训基础上认识到“民贵君轻”，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南朝何承天在《达性论》中指出：“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主张增强人的主体意识。朱熹、陆九渊等竭力主张躬行人本主义，提出“民为国本”。明清之际黄宗羲等对于君主专制进行了批判，提出“君末民本”的思想。清末以降，谭嗣同主张以“君民共主”取代“以君为主”的思想。李大钊将“平民主义”视为是对“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的“完全打破”。由此可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着的深刻民本主义思想，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理论，又发韧于民本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三）社会主义理念与天下大同理想相统一

　　大同社会理想诞生于古代落后生产方式之中，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春秋末到秦汉之际，中国社会进入新制度分娩期，人们在鞭笞剥削者时对于未来社会产生了想象，《诗经·魏风·硕鼠》等篇就是明证。在这些经典中，作者就以“硕鼠”来隐喻贵族，提出要到达大同之“乐土”“乐国”“乐郊”，《礼记·礼运》篇中则将“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以及“幼有所长”视为“大同”的特征。同时，中国古代圣贤以王道为是，主张施行“仁政”。庄子将之称为“建德之国”“畏垒之山”“至德之世”。近代以后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康有为、毛泽东等对于大同理想的服膺与发展。康有为向以孔子自居，并以大同之说来阐述其维新思想，号召以“去乱界治太平”以实现“大同之世”。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是一个二元悖论，缺乏实现这种理想的手段。基于此，毛泽东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时就将经由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写入党的章程纲领，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大同思想具有耦合共生性。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天人合一理念相统一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西周时期，我国社会处于神本主义状态，所谓天人关系乃是代指神人关系。《尚书·洪范》有言：“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即是说上天以九类大法赐予禹，以保护民众。春秋时期，子产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人应该按照自然法则行事，主张“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战国时期，孟子认为天人皆有善恶之心。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心上》）这一时期的庄子强调人与天地皆为自然的组成部分，主张弥合天人对立。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命题，指出不能将人的意志凌驾于自然之上。及至汉唐，统治者提出天人感应论，主张以五行学说援儒。董仲舒强调：“以类和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刘禹锡保留儒家天人学说的精髓，强调“天生万物”与“人治万物”具有统一性。两宋时期，张载将世界的本原视为“气”，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张载以后天人合一思想得到了不同路向的演绎，但天人相连的核心要义从未改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传统观点有着深刻的同源性。

　　（五）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协和万邦情怀相统一

　　我国古代文化强调“和同之辨”，追求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以谋求世界的和平稳定。西周末年，思想家史伯认识到五味相和、六律相和的生活现象，要求君王倾听谏言以造成“和乐如一”。我国典籍《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尚书·尧典》赞颂古之明君圣主的德行时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国古代儒家高度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希冀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历史上中国绝大多数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都强调“万国咸宁”“天下太平”。布热津斯基认为，古代中国在长时间内保持了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状态，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也没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抵挡中国的扩张，但中国还是比较有限地使用武力”。汉代以降，封建统治者按照儒家思想家关于社会秩序设想在东亚构建起了一套礼仪制度—“朝贡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中国不否定他国的独立主权，而希望建立一种“与远迩相安于无事”的政治秩序。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其与中国文化相互勾连。由此可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中协和万邦的情怀，秉持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显著特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实际不断相结合，并以这种“两个结合”的思想成果指导整个现代化进程。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藏着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强国建设的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独创，有助于凝聚民族复兴的文化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在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合谋”之下，人民生活因遭受内外压迫而难以为继。农民阶级、晚清统治集团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企图以太平天国、中体西用、自由平等思想为号召凝聚推动民族复兴的尝试，但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曾生动描述过这一过程。他指出：“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直至1949年以前，由于科学性以及先进性和实践性的缺失，知识精英未能真正意义上突破探索现代化的传统道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经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以儒教为中国国教”“国粹兴国家兴，国粹亡国家亡”，“驱除鞑奴，恢复中华”，再到“全盘西化”以及“儒学复兴中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性质没有改变。这就启示我们，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在现代化范式选择时必须面对多元复杂条件，因而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当代中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动摇。同时，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要求“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盈着培厚党内政治文化自信的丰富资源，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有助于筑牢治党强党的文化根基

　　从历史逻辑出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党的形象的鲜明标识，是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担当使命的实现载体。习近平强调，“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从理论逻辑出发，文化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党领导人民实现现代化的文化生成，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代命题不断探索回应的结果。从实践逻辑出发，我们党面对的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造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不能终结，这是因为没有文化认同的理论认同、制度认同、道路认同将难以获得稳固和长久的支撑。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领导主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打破了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理念的绝对话语权，坚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书写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创造出具有时代特点、富有生命力的人类文明的中国形态。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凝聚着海纳百川的精神基因，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条件下，有助于建构国家治理的文化话语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体系，而是开放包容的多元发展系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先进性建基于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在批判吸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世界文明成果基础上产生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目标就是用革命方式夺取政权，完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依靠中央权威，整合资源以应付和突破外部势力的封锁和围堵，促进维护了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并向城市推进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到本世纪中叶即2049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总得看来，深入挖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意义，有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免疫力”和“抵抗力”，为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提供文化氛围。

　　（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闪耀着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视野下，有助于开启人民幸福的文化源泉

　　人民幸福是国家富强的标志，国家富强则是人民幸福的前提，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深刻指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毛泽东鲜明地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一再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习近平指出：“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力量属于以军事和经济为基础的硬力量以外的“力量的第二层面”，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其他国家仰慕其价值观而从中受益，而文化及蕴含其中的精神就是这种软力量的一个重要侧面。基于此，我们可以说：精神文化层面的软力量以柔性、隐性或无形的方式决定了国家的吸引力和趋同力。文化因素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与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紧密相关，这就需要将其置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中加以考察。党和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党领导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较好地解决了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发展困境与文化虚无主义的这一悖论难题，彰显了“以人为本”的而非“以资为本”的价值追求。由此出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精神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对于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面对我国现代化中特有的困难和挑战，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这与西方国家政党谋私利的工具本性形成鲜明对比。党领导人民开辟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现代化道路容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以及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有益成果，体现出蕴含于中国特有文化之中的道德品质和精神追求，避免了一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鸿沟与陷阱。强国建设视域下，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承和平共处、天下大同的传统文化理念，不仅能够造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也必然能够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有助于坚定党和人民的历史自信。

　　（作者简介：王成，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家》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