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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处理好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从内在逻辑来看，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辩证统一性。

　　（一）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性与共同富裕的人民性辩证统一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而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在现代化进程中是统一的、不能分割的。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搞建设、谋发展，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扎实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奋斗，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体现了发展的目的性与共同富裕的人民性的统一。

　　（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与共同富裕的时序性辩证统一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过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认为这样的社会有两个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将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因为在此阶段，社会生产高度发达，人类文明水平有了巨大提升，人们摆脱了之前认为社会财富即物质财富、金钱财富的老旧观念，人实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目标必然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本质上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当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这一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可能性和进度成色。近年来，中共中央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举措，即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随后推出了包括设立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内的一系列战略举措。很显然，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了共同富裕的程度和目标进度，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生产力发展阶段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循序渐进。

　　（三）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和共同富裕的全面性辩证统一

　　高质量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的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意味着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阶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高级发展阶段。共同富裕不能仅仅关注“富裕”，更要关注“共同”，“富裕”体现着生产力，而“共同”则更多体现生产关系。因此，共同富裕要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阶段变化引起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构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制度体系。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不断改善，对环境、安全、教育、住房、养老、公平等方方面面的要求也随之提升。高质量发展不仅注重量的增长，更注重质的提升。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创新发展模式，既要注重提高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又要超越收入等物质的范畴，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性和共同富裕的相对性辩证统一

　　共同富裕最终指向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具有相对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马克思指出：“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他认为，社会能够产生人们的需要和享受，“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要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随着社会发展、分工细化，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由此产生，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并不能保证富裕是同步的、同等的，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客观规律性，经济发展也有阶段性特征，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变化，是由粗放式走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跃升，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未来长期的战略目标选择。随着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演进，共同富裕在不同时期的内涵和目标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朝着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前进。因此，要充分认识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富裕的内涵层次不断提升，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五）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性和共同富裕的整体性辩证统一

　　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的新挑战、新矛盾、新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的富裕，推动共同富裕是不断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的整体性过程。习近平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把“蛋糕”做大，共同富裕注重把“蛋糕”分好。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不断调整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中，以高质量发展化解现实矛盾，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及困难，尤其是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面临很多瓶颈，具体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等等。 从经济系统来看，经济发展动力、发展结构与发展效率三个层面尚未完全形成新推力，制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影响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度和成色。

　　（一）兼顾发展质与量的难度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束缚

　　习近平强调：“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经济发展是质和量的有机统一，既要注重经济发展结构与效益的提升，也不能忽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因为质的提升能够为量的增长提供持续动力，量的合理增长可以为质的提升积累基础。根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步走”战略目标，当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面临着“四多四少”的问题，即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少、低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资源型产业多高附加值产业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资本科技密集型产业少。产业结构代表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生产力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有待进一步筑牢。要实现中高收入国家的目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并不容易。有研究显示，如果中国要在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基于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增速为3%，那么2023—2035年中国年均复合增速需要达到4.61%。目前来看，实现这一目标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2010—2019年中国经济已然呈现出增速下降的趋势，年均下降0.33%，加上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冲击，经济失速风险加大。因此，要通过保持经济合理增速来筑牢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还面临一定的现实挑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兼顾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唯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才能确保物质财富持续增长，在做大“蛋糕”中筑牢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唯有推动质量与效益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发展的普惠性和共享性，才能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二）发展不充分问题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牵制

　　高质量发展既是未来发展的主题，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思路，是制定经济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不过，当前，供需结构和市场结构不匹配不合理的问题制约着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牵制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增长。从供需结构来看，供需不匹配问题仍然突出，国内产品供给体系无法充分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需求，大量需求需通过跨境消费得到满足，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待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人民群众对教育、医疗、托育、养老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仍不相称。从市场结构来看，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仍然面临区域和城乡市场壁垒、内外贸市场分割、基础性服务行业垄断、要素流动受阻等多种问题，尤其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要素价格扭曲和流动受阻，促进共同富裕的市场化机制不畅。发展不充分问题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能和各类要素资源的活力价值仍未被充分挖掘，这必然会传导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上来，进而影响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不利于经济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以及动能的转换。未来重点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各类要素的价值创造功能，提高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促进共同富裕的阻碍

　　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是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发展不平衡主要是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存在失衡现象，制约了整体发展水平提升。从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形势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缩小与扩大并存，区域经济分化态势明显。首先，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2000—2022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提升了4.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提升了1.8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下降了0.8个百分点。不过，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面临困难，与其他板块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占比由2000年的10%下降至2022年的4.8%。 数据系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得出。另外，相对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处于全国第一方阵，西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滞后；资源枯竭型城市、传统工矿区城市因为产业转型升级不畅、发展活力不足，经济发展也陷入困境。其次，南北差距问题成为当前热议的话题。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呈现出“经济份额‘南升北降’，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的发展态势。从经济总量占比看，南方16个省（区）与北方15省（区）经济占比差距扩大，南方经济占比由2008年的56.9%上升到2022年的64.6%，北方经济占比由2008年的43.1%下降到2022年的35.4%，从经济增速看，2008—2022年南方平均增速为11.3%，北方平均增速为9.1%。 数据系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得出。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会严重制约区域协同发展，难以实现物质资料的共享，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不足阻碍着共同富裕的稳步推进。区域间的结构性失衡、发展差距扩大、协调联动性不足，既无法充分发挥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潜力和经济贡献，也不利于发达地区集聚高效化发展，会导致共同富裕目标难以真正实现。如何以高质量发展破解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有效推动中国经济由“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成为重中之重。

　　（四）创新能力不足对促进共同富裕的制约

　　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体“虚胖臃肿”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遭遇卡脖子，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础研究薄弱。中国工程院对26类制造业产业开展了产业链安全性评估，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产业链60%安全可控，但是部分产业对国外依赖程度大，其中，6类产业自主可控，占比为23%；10类产业安全可控，占比为38.5%；2类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占比为0.77%；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占比为30.8%。 中国基础研究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2021年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中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占比仅为8.3%，2022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仅为6.3%。 数据系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得出。科技创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及后劲，创新能力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物质财富的增长累积。当前中国科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例如科技创新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引领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动力基础还不够牢固。

　　（五）收入分配差距大是共同富裕的桎梏

　　收入是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收入达到了一定水平，人民群众才有经济基础去实现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过去我们是低收入水平下的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同时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一些财富不当聚集给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带来了风险挑战。” 从区域收入差距来看，东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经历了倒U型变化趋势——200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74，2007年这一数值上升至3.14，2022年则下降到2.45。 数据系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得出。从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来看，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6，仍接近0.5的国际警戒线水平。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大与共同富裕目标格格不入，社会阶层固化的倾向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不利于社会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有失公平的分配制度容易导致国家陷入经济停滞和倒退，国家会失去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大会使一部分群体的正常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消费潜力无法被充分发掘，反过来会制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功能的充分发挥。

　　以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增强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引领，从夯实经济制度基础、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促进供需动态平衡、强化要素体系支撑等多个维度，实现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激发创新活力与创造潜能，提高发展质量。

　　（一）科学指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引。习近平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

　　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导创新资源向市场主体集中，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环境支撑和人才要素支撑。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协调发展。坚持“四化同步”发展，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提倡绿色消费，推动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为后盾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大力培育生态产业和引导传统产业的绿色化、生态化转型，实现高效质优、节能环保、动力强劲、结构合理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推进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共享为目标，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的同时，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切好分好“蛋糕”。

　　（二）夯实经济制度基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探索中走出的一条特色发展道路。经过40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仍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和活力保证，从而奠定共同富裕的动力源。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出台更多的特定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要对新兴战略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三农行业和一些中小微企业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和政策补贴力度，破除各种“玻璃门”“旋转门”，帮助解决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和难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更多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项目审批、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加大民营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保护。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各类资源要素活力与创造力，健全和完善要素参与分配制度，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

　　（三）构建产业战略基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充分的、高质量的就业，切实推动共同富裕。要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推动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产业现代化，培育一批现代制造业产业集群，以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打造智能工厂、智慧矿山等智能化示范基地。积极发展“互联网+农业”形态，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农业产业链，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数字农业等新业态。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海量数据以及数字经济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积极争取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加大投入，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创新体系建设，围绕集成电路、操作系统等一批“卡脖子”环节，实施“揭榜挂帅”等制度，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体系

　　人类的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落实到空间上，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资源优化配置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理差异大的国家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必须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新布局，在以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土空间利用效率的过程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统筹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融合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尊重产业和人口往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行政壁垒和利益藩篱，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重点打造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主要空间形态的增长动力源，以集聚效应和创新能力提升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按照地域专业化分工原则，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自然资源禀赋好、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城市化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发挥价值创造作用；农产品主产区要落实好耕地保护制度，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功能区要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创造更多生态产品。坚持分类精准施策原则，完善空间治理，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划分政策单元，针对不同类型功能区域制定差异化政策，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

　　（五）促进供需动态平衡：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

　　高质量发展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以供给创造需求，以需求牵引供给，实现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供给侧改革要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着重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破除阻碍要素市场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提高供给质量，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应性，开辟供给新空间。加强需求侧管理，高质量发展要求将扩大内需作为发展的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以强大的国内市场拉动需求。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的需求层次更高、需求产品更加多样，单一的物质需求转变为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多元化需求。构建完备的内需体系需要健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后顾之忧，满足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实现途径。

　　（六）强化要素体系支撑：构建金融、人才等要素支撑体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的要素体系支撑。要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以优质的制度供给、服务供给、要素供给和完备的市场体系，增强发展环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支撑体系，将中国打造为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配置中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金融市场结构，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融资结构，创新金融产品，完善服务功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强化教育、科技、人才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作用。充分发挥人才作为发展第一资源的功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力资源水平，释放人才红利。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创新引人方式、育人方式、用人方式，以更加完备的激励制度引进具有竞争力和潜力的人才，以“揭榜挂帅”等用人制度充分激发人才的潜力、释放其才华。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打造一批主要科技领域的领跑者和新兴前沿交叉领域的开拓者。建立与中国制造大国相匹配的高素质劳动力队伍，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强化技术工人队伍对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支撑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对民营企业家、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提升其创新意识，拓展其国际眼光，提升其战略思维，鼓励企业家努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作者单位：汪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张占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