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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体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自身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现代化起始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国家首先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解放了生产力，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资本主义化，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来看，已经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现代化道路虽然相对于封建社会来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仍然具有剥削社会的剥削性和野蛮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从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对内剥削以无产阶级为主的一切被统治阶级，对外以殖民、战争的方式强掠海外市场和包括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在内的海外资源。在意识形态领域，以文化霸权主义、“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手段对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入侵，宣扬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倡导的政治理念，企图遮蔽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与殖民掠夺，获得资本主义扩张和剥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资本主义发展时所说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直至现在，西方现代化仍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剥削性和野蛮性，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和动荡、动乱、流血与战争仍然在延续。从现代化性质、指导思想与发展方式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的新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

　　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通过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指明判断与把握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最根本的标准还是以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为根本基础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状况，同样判断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性质也是如此。西方式现代化是以资本逻辑为中心，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要所有制形式，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化天然地具有剥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实现共同富裕的、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现代化，是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是在资本裹挟下充满野蛮与血腥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体现着民主与平等、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从东西方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背景来看，它们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时代境遇、国家处境、民族背景具有很大差异。西方国家在开启现代化之路时，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提升，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为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主义，使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交通工具的改良（例如，轮船的航行），使资产阶级统治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不仅通过殖民主义运动扩大了资本主义国家版图，增强了资产阶级力量，而且还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开拓了世界市场，由区域性的生产与消费扩展到世界性的生产与消费，形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剥削东方落后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世界格局。而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却是在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条件下开始的，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向往和平发展、独立自主的发展环境。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原则，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人民在探索现代化进程中倍加珍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的国际响应，极大地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方面的基本内涵。可见，对比西方现代化的扩张与掠夺，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充满着民主平等、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苏联模式现代化的再版。苏联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开启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其现代化发展模式更是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然而由于自身存在的主客观问题和历史原因，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随着苏联指导思想的改旗易帜，苏联共产党丧失了其阶级纯洁性与先进性，导致苏联亡党亡国，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在历史上终止了。中国式现代化吸取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现代化的新道路。

　　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形式，一方面是苏联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政治、经济等基本社会制度方面都体现出社会主义性质，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不仅使当时的苏联成为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世界各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苏联模式。但另一方面，在苏联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苏联模式现代化又存在诸多弊端，例如：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在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权方面，逐步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逐步失去苏联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逐渐地脱离苏联具体实际，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高度僵化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在党的建设、思想建设和廉政建设方面，苏共党内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脱离群众等错误思想与行为泛滥，严重蜕化，脱离了人民群众……所有这些致使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经过一段高速发展之后陷入停滞乃至中断，最终导致失败。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苏联改旗易帜现代化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与苏联的改旗易帜的现代化道路有着根本区别。应当说，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方面都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体现出社会主义性质。然而在具体实践领域，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又存在一定的弊端，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是有经验教训可以汲取的。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大搞“去斯大林化”，彻底否定斯大林，逐步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到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时期，戈尔巴乔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推行所谓“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不仅否定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亡党亡国，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最终改旗易帜选择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既不是苏联模式现代化的再版，也不做苏联改旗易帜现代化的翻版，不仅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是在学习苏联的情况下开启的，既总结了苏联现代化模式的经验教训，又避免了苏联改旗易帜现代化的悲剧倒退，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向苏联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学习并得到其支持，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苏联现代化模式，要结合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毛泽东对此指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自主探索通往现代化的道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中国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概括，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诠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总结。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从多个方面深入理解：在政治层面，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党的领导激发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领导凝聚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在经济层面，我们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大程度调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在文化层面，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红色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享受物质快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化层面也能得到丰富与满足。在生态治理方面，我们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取舍中真正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是对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竭泽而渔的西方现代化发展方式的超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在对苏联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

　　广大发展中国家即欠发达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发展起步较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经过民族革命的不懈奋斗，获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开启了自己的现代化追求，但是这些国家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际资本控制与国内矛盾频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很多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依然艰难，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处于停滞状态，迫切需要新的现代化道路为其提供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不仅证明了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同时也打破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盲目崇拜和路径依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新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两极分化、美苏对峙的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只有其中少数国家有所成就。例如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先后走上了一条“亚洲版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即对内进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改革，经济上则以资本为动力快速发展生产力，依靠出口、依托海外市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摆脱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标签，成为亚洲少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而多数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并没有发展起来。另一些发展中国家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在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后，这些选择苏联模式的国家，有的继续坚持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如越南、朝鲜等，在坚持中改革创新；有的则重新选择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甚至全盘接受、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式。然而先后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摆脱现代化发展困境，反而进一步使自己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社会混乱等动乱不安的局面中。这些国家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更加曲折。

　　拉美地区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国家的情况较为典型。拉美国家因处于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控制剥削下被迫开启了现代化过程，虽然后来通过民族革命纷纷实现国家独立，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国家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之时大部分是以生产力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经济发展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苦，整个社会处于发展停滞、战后重建的状态。面对这种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控制和剥夺压榨下，这些国家无法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冲击，加之它们在实现独立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技术、经济形式和思想理念的深刻影响，因此在转变本国国家发展模式时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形式、社会治理理念。拉美发展模式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经济的短暂发展，却无法持续，难以抵抗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最终陷入了过度依赖海外市场、经济发展畸形、政治依附的发展困境。由于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过度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受到西方国家的市场垄断、金融垄断的严重剥夺和影响，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滑铁卢”，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一直未能有效破解社会不公平等难题。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国家政治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民粹主义泛滥，整个国家处于动乱、衰败的状态，现代化进程无法顺利推进。拉美模式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不是万能的，基于维护本国利益，西方国家绝不允许其他落后国家发展起来而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中国特色也有其普遍意义。中国与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同的发展背景和发展愿望，即实现经济发展和民族独立。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口大国像中国一样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变成如今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输出现代化发展模式，只是愿意主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在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包括贫困等共同问题时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式现代化既使本国实现了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也使中国保持着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中国式现代化以无可雄辩的事实证明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打破了西方垄断称霸的格局，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

　　（作者简介：王伟光，南开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