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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法曾经是不言而喻的铁律。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多年里，学术界一度普遍讳言阶级斗争，连带殃及一般意义上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人们很容易将阶级意识与极左思潮联系起来，格外警觉阶级斗争思维，导致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阶级分析一度走向式微。在社会学领域，阶层分析迅速崛起，大有取代阶级分析之势，可谓学术上的突出标志。就思想观念而言，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人们对现实社会中阶级存在的忽视以及对阶级分析的理论意义认知不足的结果。

　　在这种形势下，学术界对如何在党史研究中坚持和发展阶级分析的理论探讨不足，对于中共党史尤其是思想史中具有基础性、极为重要、长期存在的阶级分析的历史本身，也一直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学术考察。这既是理论上短视的表现，也是缺乏深厚历史感的结果。很显然，阶级分析是中共政治思想的根基之一，离开了它，中共成立以来的那些核心政治思想理念就无从形成和发展，以此为指导的革命事业将难以理解，整体认知和把握中共党史也不免沦为一句空话。因此，自觉深化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共党人关于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不但具有鲜明的现实理论建设意义，而且首先是深化党史研究的内在要求。

　　就目前现状而言，笔者以为，欲求深化中共党史中有关阶级分析问题的思想史探讨，研究者应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研习。除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专门阐述阶级、阶级斗争和运用阶级分析法研究法国革命等内容的理论篇章外，恩格斯晚年的有关理论发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经典著作，甚至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的相关论著，均应当继续展开深入研究。研习者需要关注和思考“阶级”如何界定，它有哪些重要而基本的分支范畴，不同时代的阶级结构特点如何，阶级分析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怎样结合本国革命实际展开有效的阶级分析等重要而专门的理论问题。众所周知，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未能最终全面系统地完成有关论著，甚至没有对“阶级”概念进行直接界定，不免留下思想史上的遗憾。所以，这一领域理论探讨的开放性和发展空间是显而易见的。就以阶级分析的标准来说，究竟主要依据的是人们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财富的数量还是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有关认识和实践的差别往往就很大，把握的难度和复杂性不言而喻。

　　在理论研习过程中，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至少应当格外关注两个方面的情形：一是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以外的社会科学界从各个角度探索和研究的最新成果，二是近代以来不断传入的有关翻译成果。就前者而言，诸如近年来出版的陈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与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杜建明《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孙亮《重审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基于政治哲学解读的尝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等理论著作，就与当下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现实启迪相关，对党史研究具有较好的思想启发意义。但遗憾的是，党史研究者多年来对这些新的前沿思考不够敏感，借鉴有限，不少研究仍仅满足于描述思想史实，甚至常常停留在简单论证某些理论正确性的复述阶段，不免失去较多透视和反思的新视点与新层次。与此同时，在阅读上述跨学科理论著作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这些作者对于近代中国尤其是共产党人关于阶级分析的思想和实践之历史，熟悉和了解的程度实际上也相当不足，因而未能使之真正转化为其理论思考的重要参考和历史支撑，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缺憾所在。从一个侧面恰恰说明深化中共党史中阶级分析问题的研究本身，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

　　就后者来说，五四时期以来，思想理论界就翻译出版过不少国外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关阶级、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的论著，他们往往较早系统阐释和专题解说了有关思想学说，内容十分丰富，既具有理论辨析和积累意涵，也有思想传播史的显著意义，理当给予重视和研究。如考茨基著《阶级争斗》（恽代英译，新青年社，1921年）就曾对毛泽东等早期中共党人阶级分析模式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好在该书近年来已得到学界的较多关注和深入探讨。不过，该书之后中国陆续出版的有关理论译著，像河上肇等著《进化论与阶级问题》（陈宝骅、邢墨卿编译，新生命书局，1929年）、柯诺（Heinrich Cunow， 今译亨利希·库诺）著《马克斯的阶级斗争理论》（朱应祺等译，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费多谢耶夫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君达译，读者书店，1949年）、切尔诺夫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炜森译，作家书屋，1952年）等很少得到相关学者的留意，更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细致的检视。

　　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阐释者库诺被译成中文的《马克斯的阶级斗争理论》一书为例，该书对马克思关于“阶级”问题的诸多认知就很值得关注。比如在讨论阶级的本质问题时，库诺按照马克思的有关论述逻辑推导指出：“决定阶级成立的要素，不是财产的大小，不是收入的多寡，又不是职业的种类，乃是经济活动的种类，及社会经济组织里面社会构成分子的地位。”换言之，他认为马克思谈论阶级的形成，是以经济过程为出发点的，“由社会的劳动活动，必然的发生一定的社会相互关系，尤其是互相依赖的关系（生产关系）。在社会的综合体里面一切个人及团体，互相立于这种同样的关系而从属于同一经济活动时，就可以说是构成一种阶级”。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时，就只谈到三种主要阶级：一是地主，即土地所有者及地租征收者；二是资本家及投资者或金融业者，即是用他人的劳力而获得资本利润的人；三是取得工资而出卖劳力的劳动者。根据这些阶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还可再细分为“部分阶级”或“副次阶级”等。此种关于阶级形成的分析，是否准确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阶级实质的核心理解，是否可直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当然还可以讨论，但对深入认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起点和根本依据等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该书还论述了阶级与身份的异同和关联、阶级利益与阶级观念的内涵等问题。总之，该书对当时及此后中共党人的阶级分析的实际影响究竟如何，目前还缺乏必要的历史考察，尚需党史学界作出进一步探研和揭示。

　　进一步来看，要切实保证中共党史中阶级分析研究的深化，就不应把研究视野仅局限在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和恽代英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物身上，亟须扩大视野，应同时关注那些大量涉及阶级分析的中下层思想人物，也要重视那些受过中共影响、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相关人物及其思想乃至路径有别的其他相关人物及其思想，并自觉将他们置于同时代的思想共鸣和彼此互动的场域中去加以把握。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有关中共党史中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品格，增强有关思想认知的张力与水平，这也是思想史研究系统性的内在要求。比如，费觉天在五四时期曾与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因受李大钊的感召引导，坚定地信仰阶级斗争理念，所著《阶级斗争原理》（北新书局，1927年）一书是国人关于阶级认知和阶级斗争理论最早的专著之一。该书对阶级产生的根源以及阶级斗争的思想谱系、时机、条件和形式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证，并从进化论和广义哲学等角度寻找理论依据，还将“阶级战争”与“阶级斗争”加以区别，对后来共产党人的阶级观念、阶级分析和斗争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萨孟武是留日归国的早期社会学家，所著《阶级问题》（商务印书馆，1926年）一书是国内最早纯粹从近代社会学角度论述阶级问题的著作，强调阶级的本质在于“社会之内同一地位之人之团体”，讨论了阶级固化和阶级流动等前沿问题，其中不少观点的合理部分均为后来共产党人的有关理论探讨所吸收。1935年，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在《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阶级论》长文，虽然表达了诸多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不同的见解，但有关阶级分析的依据和标准等观点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并无太大差别。再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内曾就阶级、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研讨。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因为关系如何认识未来中国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等基本问题，相关研究还受到一定重视。这一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干部张香山和著名哲学家、中央党校教员孙定国几乎同时完成的同名著作《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其中的典型作品。这两本书在谈到阶级分析问题时，既完整引用了列宁有关“阶级”的著名定义，发展了前述库诺提及和强调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述阶级问题的主要思路，又自觉结合了中共建党以来根据国情所形成的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因而，他们有关阶级分析“根据和标准”的论述，既清晰明了又带有中国化特点，对于今人认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阶级分析的思想特色，价值显而易见，而以往学界少有论及。

　　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研究者还应考虑自觉变换视角，增添一些富有特色的透视焦点，强化具体研究的细致深入程度，有效增进历史认知的丰富内涵，展开进一步的交叉探索。具体来说，以下几个视角，应当引起党史学界的格外关注。

　　第一，需要就近代以来中共流行话语中关于“阶级”的各主要范畴展开概念史的系统梳理、重点透视和集群研究。“阶级”的概念可以集中呈现中共阶级分析最为核心的结构特点、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比如关于“资产阶级”的概念，除了“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概念外，类似“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的历史形成、复杂内涵、具体运用和政治文化影响，就可以作为关注和探究的焦点。类似“农民阶级”“知识阶级”“封建阶级”等泛用概念的不同理解、认知和使用，也可以放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加以认知，展现其相同和相异之点，揭示其在近代中国政治运用的时代意蕴。至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劳动阶级”等内涵相近的概念，则更应当细致分梳，既需弄清其各自演变过程、交互使用的历史以及国际共识部分和政治文化功能，又要精心辨析、呈现其微妙分歧和相关的历史误会。这类问题的研究，已有学者进行过部分探讨，但总的来说还不够系统、深入和清晰，有待强化分类透视、整体把握和全面总结的研究工作。在笔者看来，这既是深化中共阶级分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拓展概念史研究大有可为的领域和丰富中共思想史研究的有效路径之一。

　　第二，需要对中共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事件、人物和集团的阶级分析史的典型案例，进行集中的个案透视和重点探究。阶级分析并不都表现为系统的思想论述和理论阐释，在很多时候，恰恰体现为对具体的人、事和帮派团体等从阶级性角度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评论。因此，若欲完整把握近代以来中共阶级分析的历史内涵，就必须对中共关于近代以来的重要或特色事件、人物和集团的阶级分析之案例，展开逐一检视和考察。诸如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国民革命、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和北洋军阀、四大家族乃至一般兵匪等历史问题的阶级分析，都可以围绕个案展开系统探讨，历史地呈现中共对其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特点、政治影响以及同中共革命之间的关系。这是目前党史研究较为忽略的部分，自觉深入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若能持续推进，必定有助于增强关于特定时代阶级分析的具体深入和形象生动的历史认知。比如，中共对辛亥革命作出的阶级分析，就是一个重要的典型案例。它起源于陈独秀等人对中国资产阶级特性的最初思考。大革命开始后，围绕革命的社会基础、阶级动力、革命性质等问题，中共党人做了大量的阶级分析工作，具有思想的原发性，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终形成作出了思想贡献，也对后来的相关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些分析主要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出于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中共党人也曾对辛亥革命的反帝内涵与民族革命性质强调过度，且一度偏执所谓辛亥革命“失败论”，显示了时代的局限性。正是通过这一考察，笔者加深了对中共早期阶级分析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品格的认识，深切感受到考察中共对重大事件的阶级分析是研究中共阶级分析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切实把握方式。关于重要或特色人物与集团的阶级分析考察，历史和学术价值同样如此。若逐一开展起来，无疑将成为中共阶级分析史研究的一大学术工程。

　　第三，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阶级分析体系的整体建构着眼，集中研究和揭示阶级分析方法的作用方式、思想价值和学术史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人和左翼学者具体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门类及其话语体系的问题，但紧扣阶级分析方法展开的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还是相当缺乏。这方面的工作，尚仰赖一种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史研究的学术自觉，但首先需要的是从各学科入手，去做具体努力。以政治学为例，恽代英所著《政治学概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印行，1926年）讲义就是这方面较早的尝试，左翼学者邓初民所著《政治科学大纲》（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则是更为成熟的作品，其中专门的“阶级论”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学体系。1948年，邓初民又写成《阶级论》（民国大千印公司，1948年）一书，作出更为系统深入的探讨，尤其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地位的认知可谓鲜明而深刻：“以阶级在政治学中的重要性，是和商品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一样的”，“没有阶级之湛深的正确的分析，政治学也是无从说起的”。该书关于阶级分析的探索，堪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中最为自觉的典范之一。这种从各门新兴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体系建构中专门透视阶级分析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实在很值得期待，无论对于中共阶级分析史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史来说都是如此。

　　此外，从重点议题的角度观之，研究者还应自觉将关于阶级分析的思想史同农村土改中的阶级成分划分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一点，孙定国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中讲到中共阶级分析的特点时曾有提及。当然，作为土改期间中共政权在农村进行阶级划分的社会政治实践，其政策规定既体现和反映了中共一以贯之的相关思想，也必然存在着当时当地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实践逻辑及其复杂性。1933年，瑞金临时中央政府发布《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8年，中共中央曾略加修改重颁；1950年又增补一些内容，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再次发布。这些文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共在农村进行阶级分析的最为生动的历史标本。结合这些文件以及现存各级地方政府的有关档案，并采访至今健在的有关人士，形成系统的口述史，可以对土改中阶级分析的全貌及其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解析。关于土改问题，党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一过程中的阶级分析进行聚焦和深度透视，应当说还存在诸多不足。比如，李里峰有关华北地区土改中阶级成分划分的实证研究，在该领域就作出了可贵尝试，尤其对山东和河北地方档案的利用相当充分，但在口述史采集方面仍有忽略。其他如华东、华南、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相关历史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与土改中的阶级分析实践密切相关，党史研究者还应关注和揭示新中国成立前后逐渐展开的面向全国民众的普及化的“阶级教育”的历史内容与时代特征，认真搜集、解读类似《怎样进行阶级教育和组织贫苦农民》（渤海新华书店，1947年）、《阶级是什么》（东北出版社，1948年）等大量发行的小册子以及广为传播的其他民间通俗文献，对于了解和认知当时阶级分析平民化、社会化的历史情景以及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是非常重要的。

　　笔者相信，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切实努力，关于中共党史中阶级分析问题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相关的中共思想史研究，将会得到整体的推进和深化。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金秋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