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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形成了现代化建设的西方方案，建构了现代化理论的西方范式。西方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的成功归结为科学、民主、世俗主义与理性主义，即科技的进步给西方国家腾飞提供了第一动力，西式自由民主为西方国家腾飞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资本主义精神为西方国家腾飞提供了思想内驱力。同时，西方现代化理论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文明和野蛮两个阶段，西方现代国家处在文明阶段，非西方国家处在野蛮阶段；西方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式、完成形式，非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低级形式、未完成形式；认为非西方国家应当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向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过渡；非西方文明应当以西方现代文明为模板，向人类文明的完成形式进化。总的来说，西方现代化理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主导的、以西方国家为样本的现代化理论，具有强烈的西方特色和西方风格，主导了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世界的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创立终结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垄断地位，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摆脱学徒状态、走向学术自主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每个国家的现代化是相似的，却各有各的现代性文明，各有各的发展思路，各有各的价值主张，各有各的目标追求。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再版，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现代化的性质、特色、总体布局、本质要求、方法论、文明形态、终极目标等方面，都实现了现代化理论的范式重构与术语革命。从根本性质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中国特色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整体图景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成包括“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五个方面。从重大原则来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从方法论来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从文明形态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终极目标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积极成果，貌似“很西方”，实际上却“非常中国”。因为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底色，也从未丢掉自己的老本，比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变，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没有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变，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变，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没有变，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没有变，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没有变等。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决定性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非常中国”的一面，首要表现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不管如何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性质永远不会变。解码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看到“现代化一般”，也要看到“非常中国”的一面，两面都看到，才能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图景。

　　西方国家率先踏上现代化的征途，成为世界地理的发现者和世界历史的开辟者。这种先发者身份让西方国家自觉充当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主导者和人类发展图景的规划者，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人类社会，按照自己的样貌构筑世界历史，服膺自己的利益主导世界交往，创造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版图和世界历史格局。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西方现代性文明膨胀为人类文明进而主导世界历史的单线演进过程，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主导全球政治议程、经济议程、安全议程，主导全球性议题的解释权和话语权，主导人类文明和价值观的建构。例如，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寒指出，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进程具有双重性质：一是西方国家猎取、奴役和殖民的全球化；一是西方价值的全球化，即“人道主义，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民主的理念，国民生存权和国际主义在全球的发展与弘扬”。同时他也指出，“现今世界已拥有一个世界文明，它源于西方文明，是其科学、技术、工业、资本主义互动的产物，其中包含了一些普遍价值”。传统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是西方大国“权力”与“资本”合谋的产物，其他地域的文化元素、文明理念无力参与人类共识性文明的建构，无力为世界文明规则的建构作出自己的贡献。马克思曾批判道，资产阶级到处推行所谓文明制度，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力图“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理应如何发展”的设计者、主导者、推动者，他们把非西方国家纳入统一的历史进化路线图和文明谱系，目的是以西方文明解构非西方文明，试图参照西方的模样建构出一个统一的文明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时代不过是“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推动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化的空间格局和地理版图，向世界宣告“照西方的样子改造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宣告发展中国家终于有望摆脱西方现代性逻辑的操控，有望摆脱长久以来“现代社会=西方社会”的路径依赖，走上自主现代化的新道路。习近平高度肯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一方面彰显了中国道路的历史进步性、实践合理性和巨大优越性，给那些正处于经济停滞、民族分裂、政局动荡中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重要启迪，给那些迷信西方制度、总是幻想“西天取经”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重要警示，给那些热衷制度输出、到处制造“颜色革命”的国家和政府注入了一剂清醒剂。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向世界宣告了“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已经终结，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论已经破产，人类从此不再将其前途命运绑定于某种单一的现代化模式。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与势都在我们一边，世界历史迎来“东升西降”的重要拐点；当代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世界范围内两种现代化模式的较量发生了于我有利的深刻转变。世界从此进入东西方现代化模式同台竞争、共同发展，西方现代化模式主导地位走向终结，中国式现代化展示优越性的新阶段。

　　现代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追求现代化是所有国家的共同梦想。人类通往现代化的路径何在？是否存在唯一的路径依赖？这是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经典现代化理论”主张现代化模式上的西化论，对第三世界走上现代化的西方道路充满信心。这一理论认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不过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看齐的过程，东方向西方过渡的过程。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不仅硬件要西方化，软件也要西方化；不仅要全盘引进欧美的发展模式和现代科技，也要全盘复制欧美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西方”是衡量发展中国家的道路、制度、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东西方的发展差异被扭曲为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落后与先进的对立。然而，现实的发展并不像该理论所设想的那般顺利，一些仿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比如，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深陷拉美陷阱之中，非洲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更是困难重重。其实，无论是欧美的现代化模式，比如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莱茵模式，还是其他大洲的现代化模式，比如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城市现代化模式，都不具有普世意义，因此，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是不明智的。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现代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是每一个国家的普遍命运，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行走在通往现代化的途中。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都无法摆脱“依附”还是“脱钩”的两难选择。面对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强大惯性，面对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强大资本统治力，面对西方现代化建设的诱人物质成果，广大发展中国家要么选择依附性的发展，要么选择脱钩后的贫穷。“依附”可以带来发展，但会失去自主；“脱钩”可以带来自主，但会失去发展。“依附”抑或“脱钩”，发展中国家难道真的别无选择？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中国既没有与西方“脱钩”，又没有依附西方；既选择融入国际社会，又没有滑向西方的发展轨道；既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因素，又没有失去自主性。否则，中国不可能一次次地躲过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不可能在西方世界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频发中屡屡“独善其身”，不可能在长达40多年跨越赶超、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成功避免“附庸”的命运。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现代化的道路注入了信心，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确立了“中国主体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现代化=西方化”的路径依赖提供了中国样本，为它们开创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途径提供了中国经验。当然，作为世界普遍命运的现代化事业归根结底只能是具有国别特色的实践，要靠各民族各国家的独立探索为自己开辟道路。中国不输入外国现代化模式，也不输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会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复制中国的做法。

　　西方式现代化创造了物质丰富的现代世界，但也存在自身难以规避的“现代化悖论”和“现代性之殇”。纵观西方的现代化历史，其似乎总是陷入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大众与精英、肯定与否定、情感与理性、科技与人文、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社群等非此即彼的二元纠缠中，永远走不出自身的怪圈。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还是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在其根本性质上都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不同版本，无法跳出“福祸相依”的西方现代化定律。

　　西方现代化悖论突出表现为“福祸相依”。一方面，现代化的西方道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充分肯定。《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一切民族推行资产阶级的文明，迫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卷入世界市场，迫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西方殖民全世界，完全受卑鄙的利益动机所驱使，但它造成的社会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亦即主观的恶导致了客观的善的结果。迄今为止，前三轮科技革命均是由西方主导和推动的，第四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主力军仍然来自西方，这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西方现代化进程建构了一个美轮美奂、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然而，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西方道路也带来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巨大问题，即所谓“现代化之殇”。比如，在生态领域，西方现代化带来了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所造成的生态问题为主要标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社会领域，西方现代化带来了由资本逻辑所造成的人依赖于物的“异化”问题和日益深化的两极分化问题；在精神信仰领域，西方现代化带来了由信仰危机所构成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问题和日益漫延的极端主义倾向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西方现代化带来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和平与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造成威胁的问题。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问题迫切要求开辟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翻版，不是西方的某一个他者。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明显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是完全不同于人类过往实践的伟大创造。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道路有什么相同的话，主要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主要是形式上的，而非根本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在不同的现代性价值和现代化模式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推动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并不是以精神贫困为代价；我们要求满足感性的幸福，但同时坚守道德的高地；我们坚持弘扬科学精神，同时注重培育人文精神；我们张扬工具理性，同时注重价值理性；我们承认宏大叙事的意义，也不排斥微观叙事和日常生活领域；我们重视发掘本质、共性、规律，也包容差异、个性、边缘；我们推崇国家、社会的整体价值，但也尊重个人价值；我们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同时兼顾公平与正义；我们肯定市场作用，也重视政府作用；我们坚持发展经济，也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简言之，我们意识到，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看似矛盾的观念都合理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正在于在规避西方现代化之痛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更为健康、更可持续、更加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伴随着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现代化文明的西方形态应运而生。西方现代化之所谓西方，美国现代化之所谓美国，并不是通过纽约的地铁、曼哈顿的摩天大楼、蜘蛛网状的高速公路、奔驰的凯迪拉克汽车等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而是通过所谓西式现代性、启蒙价值观、华盛顿共识、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等西方现代化文明来表征自己的身份。

　　西方现代化文明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际交往理念的总体性概念：第一，物质文明形态。资本逻辑构成西方社会的主导逻辑，西方基本经济制度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推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第二，政治文明形态。这在政治学说上表现为天赋人权学说、权力制衡学说，在政党制度上表现为两党制或多党制。第三，精神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为核心内容，基督教构建起西方精神家园，推崇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第四，国际交往理念。西方现代观念在国际交往领域完全撕下了伪善的面具，表现出西方文明侵略性、进攻性的本色，比如，它在国际经济交往上奉行线性进化的发展逻辑和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在国际政治上奉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全球文化和价值观上奉行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论、文明优越论和历史终结论，在全球治理上奉行一国主导、几国共治的治理逻辑，在全球安全上奉行民主和平论、排他性安全观和国强必霸逻辑。西方现代化模式和文明形态的合法性来自西方的成功实践，过去300年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是西方国家，这是基本事实。正因如此，现代化的西方方案和现代性文明的西方形态越出地理的边界，膨胀为世界性文明形态，西方俨然掌握了叩开现代化之门的唯一钥匙，拜西方为师、“走西方的路”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抗拒的诱惑。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道路，也是文明，是道路与文明的统一，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在吸收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本质关联，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过程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没有固化定型，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在发展之中。

　　人类文明新形态完全不同于现代化文明的西方形态，即以西方文明为底色的传统人类文明。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文明类型，它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以及国际交往规则等方面都实现了范式重构和超越，开创了一种具有东方气质、大国气象的新型人类文明。这一新型文明具体包括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等为标识的物质文明，以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为标识的政治文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精神世界等为标识的精神文明，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等为标识的社会文明，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为标识的生态文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新型国际关系等为标识的国际交往理性和国际秩序图景。总而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幅以中国和世界为对象的整体性文明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人类的整体发展和整体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比如，强调实践第一、实干兴邦，不争论；强调道路自信、战略定力，不折腾；强调群众观点、人民至上，不偏离；强调实践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拿事实来说话；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强调对内改革，破除沉疴痼疾，但又保持政治定力；强调对外开放、融入世界，但不迷失自己；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等等。这些都是普遍性的发展智慧。

　　我们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丽的事业。长期以来，“现代化=西方化”的所谓公理捆绑了世界人民的现代化梦想，人们一直翘首以盼西方之外的选择。今天，现代化的历史叙事、空间叙事正在被中国重构，现代化的学术话语、理论术语正在被中国改写。现代化的辉煌历史已载入西方文明史册，现代化的光辉未来寄希望于东方，东方的希望在中国。现代化中国不是一天建成的，但一定是一天天建成的。到21世纪中叶，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必将拓展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必将进一步丰富发展具有大国气象、社会主义性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为全人类的发展事业、正义事业、和平事业作出更大的中国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