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思潮”，指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级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状况，而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倾向或思想潮流，如潮水那样汹涌起伏；亦指不断涌现的思绪。任何思潮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条件。历史思潮，则是这一切在社会历史矛盾规律性运动中的体现或反映。历史思潮往往在总体上表现出世界性的主题，如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历史”思潮、现代化思潮、全球化思潮等。这些思潮多产生广泛的世界历史性影响，同时又在不同时代的流变中，因受其直接遇到的历史环境的制约，呈现出形形色色的社会性思潮的内容（社会思潮），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广泛传播，并不同程度地深入到、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如精神的和文化的各领域（学术思潮）等。
由是观之，历史思潮深深根植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之中，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变动中呈现多种形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历史思潮的激荡往往作为时代的先导，预示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21世纪的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今天探究历史思潮的产生和流变、特征及影响，对于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预判，无疑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思潮的内涵和流变
“历史思潮”，《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均无关于此概念的条目，国内外学术界也无统一的解说。但“思潮”一词，在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已非鲜见，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在这里，梁氏已经强调，时代思潮是社会热点的思想流向，并有较为成熟的社会心理支撑。他已清晰地将时代思潮与社会环境、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想等联系到一起。
在当代中外学术界，尤其是国外学界，凡讲“思潮”时，多讲社会思潮或政治思潮，甚或更具体的思潮，如学术思潮、艺术思潮等，而很少一般性地泛论历史思潮。例如，在当代西方，其三大思潮（社会思潮）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此外还有基督教神学、民族主义、绿色和平主义、女权主义、后行为主义、后现代主义、政治社会学、新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的或政治的思潮。在当代中国，人们在历史思潮的视阈下，从实际出发，除在西方有广泛影响的三大社会思潮外，对宪政思潮、“普世价值”思潮、新儒家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公民社会思潮等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在近代中国，受彼时中国和世界的情势制约，有广泛社会意义和影响的思潮（或历史思潮，抑或社会思潮），当推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广为流传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等。
历史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相联系。任何历史思潮都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它是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代表着一定的民族、阶级、阶层的利益；它是社会的晴雨表，聚焦于特定的社会问题或时代主题，反映着时代的特定面貌和社会主体的诉求；历史思潮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动态结合。社会心理既是思想观念孕育和形成的基础，也是一定思想观念传播和流行的基础。
历史思潮与历史潮流既有密切联系，也有重大差别。一般说来，历史潮流表征的是社会发展规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有“物质性”的形态特征，是第一位的；历史思潮则是对历史潮流在观念上的再现，有“精神性”的形态特征，是第二位的。后者由前者决定，是前者带有某种趋向性的思想体系的反映，历史潮流是培育历史思潮的土壤。
在历史潮流的影响下，历史思潮的主题虽然有鲜明的单一性，但其具体表现则可能显现出多元的特征，因为任何历史运动，都不是按照现成的公式或预定的模式展开，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依照自身的内在规律发展。例如，19世纪中叶，在欧美社会思想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日本明治时期的自由平等思潮、民权思潮、君主立宪思潮、政党政治思潮、议会政治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等盛行一时。这些“思潮指向明确，旗帜鲜明地代表着某一社会群体的政治主张”，“大多呈现近代化倾向，即它们总体主张将日本社会从传统的封建制度中脱离出来……促使日本社会转化为欧美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些“社会思潮对社会演变的推动作用是随时都在进行着的”，特别是在日本明治时期这一承前启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时期。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些“思潮”——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学术或艺术的思潮，抑或历史思潮，虽然表现在当下，但都可以从历史上发现他们的踪影，切不可忽视它们的历史渊源和历史因素，这些思潮在“形式”上似已逝去，但仍以不同的方式“活”在当下。以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三大社会思潮为例，不仅可以追溯到19世纪前后，还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甚至追溯到更遥远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它们始终植根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土壤，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在中国也如是，例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高尔吉亚、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19世纪中叶的俄国民主派知识分子和巴枯宁。历史虚无主义自近代传入中国，从20世纪30年代的陈序经、胡适等直至今天，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代表人物，表现也各有不同，但相同的则是和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都有鲜明的政治诉求。
有一种观点认为，史学思潮、文学思潮、哲学思潮等学术思潮仅仅是一种特定的“思想理论学派”，为划清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强调所谓学术的“纯洁性”“纯粹性”，而将其排除在社会思潮之外，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学术思潮，无论是单一学科或跨学科宏观性的，还是个别观点、观念的微观性的，无非是在社会思潮研究中，因研究的角度不同，而对这些“以学术为中心”的思潮的命名。学术思潮、社会思潮从来是一家。所谓学术的“纯洁”“纯粹”语焉不明，是经不起深究的伪命题。因为任何学术思潮的特殊性，都不排斥与之俱生的社会属性，任何学术思潮都不可能超然于意识形态之外，无一例外都有鲜明的、具体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古今中外的史学思潮尤其如此。英国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说：“我们一生下来，这个世界就开始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把我们从纯粹的生物单位转变成社会单位。”因此，“在研究历史之前，应该先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个历史学家之前，应该先研究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单独的个人，同时又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学术思潮从来不是抽象的文化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不是所谓“关于观念的经验科学”，而有鲜明的主体性，是为一定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人类社会的历史基础是生产力，因此，研究历史思潮，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一切历史现象，都只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由此，从唯物史观出发，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历史思潮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以相关的意识形态为其理论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思潮就是社会意识形态，或者说它就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探讨并明确上述认识，对我们科学认识历史思潮、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把自己平凡的工作融入到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60年前，翦伯赞在阐述“文者所以在道……不为表意则不发言，不为传道则不著文”这个道理时，曾引用了顾炎武《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顾氏这里所说不习“六艺”，就是不学经典；不考“百王之典”，就是不研究历史；“不综当代之务”，就是不关注现实。顾氏批评这种对经典、历史和现实一无所知的人，却想凭空步入圣人殿堂，这纯属无稽之谈。翦伯赞说：“顾炎武的这几句话，现在读起来还很亲切，因为这几句话使我们想起了毛主席的教训，不研究理论、不研究历史、不研究现状而高谈规律高谈体系，这种规律和体系是靠不住的。”笔者以为，对历史思潮问题也如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只有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地去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才有可能深刻洞察和体悟到历史思潮的真谛，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投身于火热的生活。否则或哗众取宠、把腐朽当神奇；或装腔作势、自欺欺人，都将与历史思潮的规律性、真理性的内容擦肩而过，渐行渐远，充其量是个留下笑柄的过客，终将为历史所抛弃。
二、历史思潮的时代主题
既然历史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那么，从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出发，对历史思潮就一定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对其内涵和外延都会产生歧义，这完全正常。同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西方的一些理论家强调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全球化也是西方化。这些成为在西方盛行的历史思潮的基础。显然，世界上从不存在同一判定标准的历史思潮。有什么样的“三观”，就有什么样的对历史思潮的判定。
在当代中国，谈论思潮或历史思潮时，往往和“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因为包括历史思潮在内的任何思潮，都不是超然于社会意识之外的，都因其不同的社会内容，而被赋予一定的社会意义。就社会思潮而言，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指“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它是“在一定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围绕社会重大课题，特别是社会走向这一根本问题而形成和展开的，反映一定社会群体利益和要求的，具有一定心理基础和理论核心并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上述对“社会思潮”的阐述，也完全适用于对历史思潮的认识。社会思潮同历史思潮一样，有其不可割裂的历史性联系，并同样存在于历史的趋势之中，旗帜鲜明地指向未来。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每一历史思潮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时代主题表现出来的。因历史环境差异的制约，变化中的时代主题，往往使历史思潮呈现多姿多彩的内容。历史思潮是孕育、产生和发展时代主题的基础，要科学认识时代主题，首先要克服对历史思潮中的“历史”的片面理解。
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重申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始终如一的阐释：“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历史和社会是统一的，历史从不是已经消逝的过去，而与现实、未来相关联。如果说历史是社会的纵断面，那么社会就是历史的横断面。李大钊在百年前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时曾指出：马克思历史观的特点是“关联历史和社会”，“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把立于经济的基础上的政治法律等社会构造，纵以观之，那就是历史。所以，横以观之，称为社会哲学者，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从上述认识出发，可明确历史思潮既是“历史—社会”的 、也是“过去—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这些对于认识历史思潮的时代主题，至今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历史思潮是产生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世界性思潮，它在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中展开，并演变于历史发展的趋势中。这首先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思潮。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经典表述和他所献身的争取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明确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他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资本主义揭开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序幕，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荷兰在16世纪末、英国在17世纪中叶、法国在18世纪末、德国等国家在19世纪中叶，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封建的生产方式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进一步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世界历史”思潮，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世界历史”的主线，即生产力革命、交往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持续发展，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趋势不可逆转的革命性力量，同样也是“世界历史”思潮的核心内容。
我们今天仍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即生活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相联的世界性整体的历史时代。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顺应历史潮流，向全世界提出了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立场，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从19世纪中叶的“世界历史”理论，到21世纪初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既可以深切感受到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遏制；同时也深切感受到作为历史潮流思想的、精神的、现实体现的历史思潮，如何在适应当今世界历史进程的新特点、新趋势时发生的时代的转换。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是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的第一文本。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形成时，欧美国家或已完成或接近完成工业革命，而在一百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不仅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现正酝酿走出工业社会。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已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现象，而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整体现象。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正迅速把人类带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世界”。“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制度衰败后取而代之的，而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却是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将在一个共同的历史生存空间中长期共存。”“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仍将处于‘一球两制’，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合作、相互影响的共处时期。”鉴于人类社会今天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从“世界历史”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潮流“时代主题”的历史性的转换，可以给人们更深切的历史启迪。“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历史思潮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作为整体的历史思潮沉浸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不可割裂，但其具体内容，即每一时代的主题则是时代的产物；历史因素和历史的辩证法，通过时代的特征去反映历史的本质内容，亦即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历史必然性偶然性与选择性的辩证统一中，透过繁纷复杂的、甚或有尖锐矛盾的表象，为人们揭示历史的真理，指明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三、历史思潮视阈下的史学思潮
探析历史思潮时，提出“史学思潮”决非离题，而恰恰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其一，史学思潮是在历史思潮广阔的视阈下生成和展开的，同样是一种鲜明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的“根”和“本”深植于社会历史之中，既是一种学术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二，欲真正理解某一史学思潮的真谛，必须将其纳入历史思潮的广阔视阈中去认识和分析，若就事论事则如盲人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往往会舍本逐末，用历史现象代替历史的本质。最后，如毛泽东所言：“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史学思潮也如是，它作为学术史中的一种特殊的规律性的现象，自身也不能说明自身，需要将其纳入历史思潮的宽广视野中去分析和认识。
当代国际史坛影响最为广泛的史学思潮，莫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酝酿、萌生、发展直至今天仍方兴未艾的“全球史”思潮。它出现的重要动因，首先是人类的历史一直朝着一个“整体”努力，“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历史确实已成为一个整体”。所谓“全球史”，即：“以全球史观透视历史，要求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而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民族——的历史经验，考察每一个民族为人类所做的贡献。” 其基本理论特征是强调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以“全球”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某一地区作为研究单位，从全球的视角来考察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上。
全球史的出现，自然有史学自身发展的学术背景，如积极倡导“新史学”、跨学科史学方法盛行、历史研究问题意识的加强，以及历史阐释从叙述式转向分析式、理论描述日渐凸显等。毫无疑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却是催生全球史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亦即全球史生存和成长的基础，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殖民主义统治的根基，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一百多个民族独立国家诞生，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群体性崛起，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成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大力量。这是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也正是在这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孕育了“全球史”史学思潮的生成。
1976年，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丛书撰写《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由美国莫顿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想概括一下1955年以来历史研究的新趋势，我们便可以说，最为突出的趋势……是全面抛弃了前一代历史学家的基本观点。”从这本著作和巴勒克拉夫同时代的其他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全面抛弃了前一代历史学家的基本观点”，指的是“全面抛弃”时的“全面建构”，即萌芽中的全球史和全球历史观的提出与弘扬。
早在1955年，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已经明确提出全球史和“全球史观”问题。他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和各个不同的时代。以后他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等著述中作了进一步阐释。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摒弃。他认为，面对美洲、非洲、中国、印度和其他欧洲之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巨变，已经“改变了以往的格局”，“再用传统的历史发展模式来解释显然已不合时宜，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整体历史格局来取而代之”。这就要特别强调“当代史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区的历史。因此，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正是基于此，明确地提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只有这样，才能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顺应世界历史潮流提出的全球史观，奠定了日后风靡国际史坛的“全球史”史学思潮的坚实基础。
1970年，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撰写了享有全球史代表作之誉的《全球通史》。他的观点和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完全一致。更高明的是他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一改以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传统取向，从全球历史观出发，指出：“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强调，“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不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统一性……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还前瞻性地指出，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将“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崭新起点”，这一立足历史思潮大背景下的睿智的预言，已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为史学思潮的发展所证实。
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首版问世约三十年后，于1999年出版了第7版。与第1版相比较，可以看出第7版的内容与时俱化，已经有较大的增补。他在回答为什么在世纪之交要撰写新版本的《全球通史》时说：“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全球通史》第7版可说是人类日渐走出工业社会时，一日千里的新科技革命加快重塑世界的精神的产物。
当今世界新旧体系交替，经历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文明站到一个新的关口。在人类面临着空前的严峻挑战之际，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深入开展历史思潮及与之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清醒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史机遇顺势而为，不断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
（作者简介：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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