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起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都不陌生。但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哪来那么大的勇气一举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并带领中国跨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邓小平为何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着怎样的时代意义？本文从邓小平的人生经历、思想发展、当时的中国国情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完善等出发，探讨邓小平如何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坚韧的探索精神，继续坚持和创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对我们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和指导实践以及如何沿着正确方向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邓小平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相关依据
虽然马克思曾预言，社会主义最先出现的地方将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成熟的一些国家。但历史并没有按照他所设想的进程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在像英、法、德等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出现，而是在俄国、中国这样的相对落后的国家出现了。对于率先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马克思在他的经典论述中没有涉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首先进行了探索。列宁去世造成了苏联最高层暂时的权力真空，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等针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展开激烈斗争，并最终形成了以完全的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核心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真正的唯物主义作指导，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在当时的苏联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方法且不容置疑。
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乎都是照搬“老大哥”苏联的经验，主要参照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的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模式，包括“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大跃进、人民公社、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本文所称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直不因循守旧的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自然也有勇气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那么，邓小平哪来那么大的勇气一举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呢?
(一)邓小平的人生经历使得他有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尝试的胆略
邓小平从小就是一个有胆识的少年，参加革命以后变得更加有胆识。有书中曾记载他不信邪向神道碑较真的故事。“离邓小平家半里之远有一石坝，从协兴到广安的大路穿石坝而过，路旁有两块神道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当地庶民对这两个大人物都是尊敬的，流传着一些敬畏两人的神话，连两块神道碑似乎也摸不得、攀不得……邓小平却壮起胆子说：‘一个石头打的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 ，我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去试试!’说着，他走向神道碑，爬到石乌龟伸出的脑袋上，坐 在上面踢打着两腿喊……也许，邓小平后来在政治上反对个人崇拜与童年时不信邪的秉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2]邓小平后来到法国留学、投身革命和领导改革开放等人生实践表明，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成为一名革命者之后，邓小平是一贯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典范，这也是他能够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基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提出“对富农应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3]72。这表明邓小平在当时就对中国社会发展史有着十分透彻的认识。那个时代的中国经济非常落后，而农村经济更加落后，资本主义更属于新事物，大多数人对此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不但大胆提出对富农应该给予保护而且应该给予“奖励”的见解，是需要远大的眼光和巨大的勇气的。这种不仅是对历史负责，而且也是对所有人负责的对待富农的政策是坚持唯物史观正确方针的现实范例,也是邓小平一贯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一次很好体现。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继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他在1948年4月举行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到影响……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3]103他正确对待工商业的这种思想与抗日战争时期如何正确对待富农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贯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结果，也为他日后一举 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二)邓小平在实践中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虽然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国家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其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当时特殊复杂的国际环境，再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更是使得中国人民一直没有走上富裕的道路，甚至不少人长期生活在贫穷之中。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这些特点，尤其是其存在的弊端，邓小平自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邓小平就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利……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3]148。这些观点在当时让不少人感到耳目一新，也是他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 利弊有着清醒认识的体现。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后，邓小平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问题。1962年7月，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3]323毛泽东多次批评甚至斥责“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是“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的时代背景下，他依然毫不避嫌、实事求是地坚持强调了生产关系必须由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决定，这不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原理的勇敢坚持，也是对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一次大胆尝试。
1973年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之后，特别是在1975年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期间，在那么艰难、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邓小平竟然大胆、巧妙地把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总方针概括为“三项指示为纲”，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巨大风险，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使国家很快地恢复生机。当时很多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所谓“三项指示为纲”重点就是第三项，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1975年3月5日，他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中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4]4他所指的“ 大局”是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就是四个现代化，是发展经济，而不是阶级斗争。
一次次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大胆突破的背后，是邓小平一贯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最好体现，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
(三)刘少奇等曾进行的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尝试对邓小平的激励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发表，这被视为党中央反冒进的一篇代表作。对于此事，毛泽东非常生气，后来不仅公开狠狠地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而且要他们公开检讨。邓小平虽并没有参与其事，却不避嫌疑地大胆表态：“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3]221邓小平这番讲话很明显是对当时十分流行的所谓“多、快 、好、省”方针的直接批评，更何况是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凸显出邓小平政治上的胆识过人。
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出现过像刘少奇等人提出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新的发展形式，“三自一包”是指包工包产包量，即农村农民包自留地，工厂实行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则指出勤时间自由，安排生产自由，种植选择自由，成果支配自由。这种策略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很多人得到了实惠。对刘少奇这些改革举措，邓小平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本人也发现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少弊端，并力图改进，其中有的努力就是在尝试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毛泽东的学生和战友，邓小平对这些尝试也深有体会，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对邓小平日后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邓小平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几个层面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中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邓小平开始思考如何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使人民走上富裕道路。他坚持、发展和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断进行深化。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一举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并一步步带领中国跨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大踏步前进。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形势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一)邓小平首先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中国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重大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当时考虑的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
在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问题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邓小平则认为，理解社会主义不应停滞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上，而应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5]261他运用唯物史观和 辩证的系统的思维方式，深刻反思了照搬“苏联模式”和“全盘西化”两种论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行了深化。他首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等令人耳目一新和备感振奋的观 点。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 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 改善上。”[4]128他的这些理论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也引发了世界对中国的高度关 注和全新认识。
在不断深化认识之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开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由此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为核心的崭新社会主义观，突破了在苏联和中国两大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认识上的缺陷和错误，一举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当时那个时代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的最完整、最准确、最科学、最深刻的总结。
邓小平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方法，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正是邓小平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成为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和根本任务的规定，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为我们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南[6]。
(二)邓小平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如何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作出回答?邓小平进一步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定规划。根据他的思想，党的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些论断使当时的人们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开始更加正确认识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使整个社会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一步。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中国选择了向苏联学习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看做是水火不相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邓小平思考的重点之一，尤其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他又开始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并在“南方谈话”中开创性地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373，“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5]367等崭新论断，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邓小平科学地破解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难题，无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而且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邓小平深刻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3邓小平以“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为指导，深刻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 帜鲜明地提出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中心，并且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从此，促进经济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之后制定所有政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准。邓小平提出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判断标准，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综合高度言简意赅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其核心就是生产力标准。
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出一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说过的符合当代客观实际的新话。邓小平深刻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被誉为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邓小平理论不仅使指导和政治指引上有了根本的可靠保证。
三、邓小平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时代意义
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一举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才有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今天重温和总结邓小平为何能一举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对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动中国向着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迈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们要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在世界上的地位
随着中国成为GDP世界第二大国，几种不同的声音引起人们深思，一是有关方面一再强调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另一种声音则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我们在世界上应该发出和我们经济地位相对应的强大声音;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西方一些舆论要求中国应该承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责任。对于这一切，我们如果不能有一个冷静的认识，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必然要摔大跟头、吃大亏。
因此，我们重温和总结邓小平为何能一举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可以提醒我们不忘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时刻以让人民“在国内过得幸福，在国外不受欺负”这个真正的强国标准对照自己，更加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的国情和在世界上的地位，才能明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明白我们努力和前进的方向。
(二)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引方向
邓小平能够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最关键是他一贯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我们要像他那样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同时，要深刻认识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所面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坚决经受住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同时，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引方向，坚决排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多元化”、“普世价值”论等西方思潮的干扰，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同时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进一步深化、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认识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大力发展先进文化 、支持健康有益文化的同时，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绝对不能让国内外敌 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得逞。
(三)我们要更坚定信心和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现成的答案和模式，其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远远没有结束。邓小平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中就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他自己也探索和实践了十年，1992年南方视察时才简单和清晰地作出表达：“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370而且，中国经受住了世界金融危机的考验并取得了令全世界羡慕的巨大成就，为世界经济复苏作 出了巨大贡献的事实再次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因此，我们重温和总结邓小平为何能一举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进一步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反和平演变的关系的前提下，大胆解放思想，加快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定不移走好共同富裕道路，继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例如，我们应该组织专门力量对市场经济的弊端进行反思、研究、剖析，从而在采取及时、有效、得力的规避措施消除其弊端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而不是墨守成规或人云亦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研究员）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理论探讨》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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