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继东: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的亮点及现实意义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虽然不像毛泽东那样亲自为新华社等改稿、写稿,但也一直非常关心、支持新闻宣传工作,并在学习、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新闻宣传思想的基础上,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邓小平所谈的新闻宣传或者宣传,不只包括新闻单位的宣传,而是涵盖了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他不仅强调要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而且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做到实事求是,要坚持群众路线,要坚持党性原则,要明确是非标准,要注意解放思想。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不仅是新时期新闻宣传报道应该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而且对进一步抓好全党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工作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强调要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围绕服务中心
高度重视包括新闻宣传工作在内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工作传统,也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都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②这个著名论断。这里的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就是指意识形态工作,而新闻宣传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是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中的最显著特点,他强调“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③这对今天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有重要的启示。
邓小平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源头要追溯到1926年。当年1月,22岁的邓小平和十几名同龄青年根据组织安排由法国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6月,在填写学校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时,曾做过《赤光》杂志编辑的他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写下了这样的自我评价:“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确实善于做宣传工作,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即使在中央苏区受错误打击被派去主编《红星报》时,他依然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遵义会议后,邓小平担任过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等与宣传密切相关的职务,一直对新闻宣传工作高度重视。
在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时,邓小平很重视并主张要以宣传方式动员新兵,并在1938年1月对新兵动员工作做得较好的地方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④也正是高度重视宣传工作,使得八路军的政策、主张更加深入人心,人民群众更加积极地拥护八路军的主张、大力支持八路军的工作。
解放战争中,邓小平率领中原解放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区开辟根据地。他当时不仅注意到“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⑤而且明确要求部队“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⑥积极主动做好宣传工作等系列措施,使得解放军顺利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军队乃至全党新闻宣传工作的宝贵经验。
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上的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指出:“我们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这就是说,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⑦这段话虽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讲的,但在今天依然适用,我们要认识到正面宣传为主的重要性,尤其要牢记“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是所有新闻宣传战线的同志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
1980年12月底,中央决定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整。邓小平很重视新闻宣传部门对这次调整的配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贯彻调整方针 保证安定团结》中特别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⑧正是因为宣传到位,使大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调整和部分倒退的问题有了清醒认识,认识到经济调整是件大事,调整的目的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从而保证了调整的顺利实现。
1986年底至1987年初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学潮,让邓小平对党报在稳定局势中的重要作用再次重视起来。他指出:“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得也不错……正因为态度鲜明了,给积极分子鼓了气,中间群众才能站过来。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⑨党报要为国家发展服务、为社会稳定服务,这样才能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这是贯穿邓小平新闻和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所有党报乃至所有新闻媒体应该永远牢记的责任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就要求每一位新闻宣传工作者深刻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主动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大力抓好、积极做好本职工作,围绕、服务好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不缺位、不掉队。
二、新闻宣传工作要做到实事求是,注重宣传效果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真实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涵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并把这一点提高到新闻工作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来强调。新闻必须真实,这本来应该是所有新闻人普遍接受、自觉履行的重要原则,也是最基本的常识,似乎不用再费口舌。但事实不是如此,看看近些年来不断出现、屡禁不止的众多虚假新闻背后涉事的新闻单位,不仅有网络媒体,也有传统媒体;不仅有商业化媒体,也有党报党刊;不仅有地方小报,也有中央级大报。同时,还有包括中央级党报党刊在内的不少报刊上那些东拼西凑、无病呻吟、单调重复、脱离现实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都对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执政能力建设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重温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中,实事求是被认为是最大的亮点之一。他反复强调宣传工作“要拿事实来说话”的原则,强调新闻宣传首先要做到实事求是,有事实才能说服人。早在1941年5月,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指出,部队文化宣传工作存在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便是“某些作品缺乏丰满的现实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性”。⑩因此,他提出“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⑾由此可见,邓小平在那个时候就特别重视新闻宣传要真实、生动地反映现实生活,并且强调了新闻宣传要做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⑿他在这里不仅强调了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正确地解决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警示了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在对比中突出了要始终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再加上他后来强调:“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⒀可见,邓小平非常重视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努力防止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宣传出现,这些话都对当时的新闻宣传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和积极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政策需要不断调整,自然也需要认真做好说服工作。对如何才能做好说服工作的问题,邓小平在1986年3月指出:“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⒁并进一步指出,对城市政策的调整,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去做好说服工作:“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⒂这为新闻宣传工作中如何通过媒体实事求是地做好说服工作确定了一个很好的原则,也使得说服工作的效果更好。
在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做到实事求是的同时,邓小平也非常注重宣传效果。在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时,他就很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方法,例如他们“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⒃对此,邓小平要求八路军“必须用一切办法和尽一切可能供给友军以文化食粮即书报和宣传品,考究输送的技巧”。⒄并要求宣传一定要联系当前形势,“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们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⒅宣传文化工作不仅要实事求是,而且要反映最新的形势,紧跟上形势和时代的发展,这是新闻宣传工作要做到实事求是的另一层含义。
因此,每一位新闻宣传工作者都要时刻牢记,新闻媒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舆论工具,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必须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尤其是在不少媒体已经身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有偿乱闻等问题不断出现,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断遭受严重挑战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抵制各种诱惑,并时刻牢记新闻报道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重要的报道原则和前提。
三、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贴近群众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坚持要深入群众、依靠群众,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⒆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早重视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仅成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而且被确定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大基本方面之一。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和积极提倡群众路线,要求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要努力做践行群众路线的榜样。
在1950年5月召开的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特别要求和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利用党报等媒体密切联系群众、有效指导工作。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 ⒇同时他进一步强调:“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21)高度重视和积极利用报纸等媒体密切联系群众,要求新闻宣传工作坚持群众路线、贴近群众生活,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时期的新闻宣传工作同样应该坚持群众路线、贴近群众生活,更好地成为党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
1979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社论《切实解决上访问题》,其本意是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是由于文章中对到哪里解决问题没有讲清楚,结果导致了大批上访人员涌向北京。面对这种情况,10月22日,《人民日报》再一次刊发社论《正确对待上访问题》,明确提出各地党政机关要就地解决问题。文章发表后,各地到北京上访的人数大大减少。这两篇文章以及引发的问题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和思考,197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级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中特意总结指出:“《人民日报》对上访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时间相隔不久。第一篇是九月十七日,文章一出去,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第二篇是十月二十二日,文章把道理讲清楚了,上访人员很快就减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的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22)并且,他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23)这也启示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做任何报道,都必须心中装着人民群众,不仅不能误导群众,而且要想着怎样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始终坚持把群众路线作为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完善、创新方式和方法。他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24)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各新闻单位坚持群众路线、贴近群众生活,大力开展“走转改”活动,作出了不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新闻报道,就是在新时期践行群众路线的劳动结晶,很好地体现了“新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们应该长期坚持的正确行动。
四、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注重社会效益
作为一个政党的固有本性,党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特征,也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和升华。正如列宁所说,“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25)在列宁看来,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唯物主义本身就包含有党性。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都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作出特别要求,直到今天没有动摇。
作为坚持党性原则的重要体现,坚持“政治家办报”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之一,邓小平也多次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注重社会效益。他强调,党报要正确地把握党的政策,这是衡量党报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1950年5月,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26)他还强调报纸进行新闻报道时一定要把握好党的政策。他举例说,有的地方报告说,那里的佃富农调剂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但是这个问题涉及政策的把握,因此“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27)由此可见,邓小平从那时起就非常重视党报必须坚持“政治家办报”,要求办报者牢记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必须服务于巩固党的领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安定团结局面这个根本要求。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想变得空前活跃,新闻工作者也受到影响,有的人甚至追捧一些西方错误思潮且以此为荣,这些问题引起邓小平的重视。198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上的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针对当时一些党报党刊公然发表一些同中央决定、精神相违背的文章等问题,他强调指出: “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28)邓小平要求以党报党刊编辑记者为主体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从大局出发,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有不同意见则按照党内正常的途径反映,这也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如今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西方的错误思潮更加无孔不入,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历史虚无主义等为代表的错误思潮暗流涌动、竞相发声甚至十分猖狂,一些新闻宣传工作者也受到影响,在网上甚至报刊上发表一些错误言论,产生了恶劣影响,就是忘记了邓小平的上述教导。
新闻宣传工作中如何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是邓小平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些低级庸俗和有害的精神产品也随之进入人们的生活,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在这些现象刚露头之时,邓小平就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要求坚决抵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为了帮大家深刻认识、彻底解决好这些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反对“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29)他还批评指出,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一些部门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对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话警示我们,无论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强调经济效益,新闻宣传单位都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前提下去考虑自身利益、追求经济效益,绝对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不讲甚至牺牲社会效益。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等大潮冲击,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一直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再加上多年来矛盾的积累,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考验更加复杂和严峻,担负的责任、任务也更加繁重、紧迫。一些新闻单位在市场经营的压力下,为了追求广告收益,以软新闻等形式变相出卖新闻版面、电视时段、网站频道,把一些未经核实或者根本就没进行核实的广告以新闻的形式刊发、播出,导致这些虚假广告新闻误导民众、危害社会。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通过一些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机构,不仅收买、同化一些国内的官员、知识分子在媒体上散布一些攻击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的言论,还收买、同化一些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甚至企图借一些媒体转企改制的机会以参股、控股的形式介入,控制媒体的市场经营权,然后一步步渗透,最终控制新闻采编权。目前,在一些网络媒体乃至报刊等传统媒体上不时出现的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丑化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捏造我们党和国家的所谓悲惨秘史等虚假言论,就是这些问题的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0)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也再次强调了这句话,并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1)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原则不动摇,一定要大力加强新闻宣传工作者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绝不能打着市场化的旗号放弃社会效益,绝不能在市场化大潮中迷失方向甚至误入歧途。
五、新闻宣传工作要是非标准明确,勇于批错纠错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针对新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错误思潮多次进行旗帜鲜明的批评,要求广大新闻宣传工作者是非标准明确,面对错误思潮要勇于批错和纠错。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有些人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的错误观点、思想,指出党内存在的很少有人挺身而出同一些明目张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进行斗争等危险现象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混乱状况,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32)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主要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宣扬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同、宣扬所谓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权、民主理论,主张政治上的“多元化”、“多党制”和经济上的“私有化”等,极力主张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板。邓小平对这些错误理论、思潮都进行了批判,警示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巨大危害,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的错误认识。
令人遗憾的是,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包括党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却没有认真面对邓小平的警示,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进一步泛滥。1981年7月,邓小平在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提醒指出了思想理论战线存在的涣散、软弱等问题,指出当时已经出现了有人大肆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却没得到制止、同党唱反调的人被欣赏、有的党员不讲党性而搞派性等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和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33)到了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又再次提出思想理论战线存在诸多问题,严肃批评了当时的一些错误认识和做法:“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34)而且他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35)他还进一步指出,怀疑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等类似的错误观点竟然写成文章并且公然在报刊上发表,可见理论界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了什么程度。必须对赞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
在1986年9月举行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就在决议提交全会通过的时候,会上的发言中却对是否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发生了争执。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态度极其严肃地发表了一段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36)在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真正目的就是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表明自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鲜明态度、坚定立场的同时,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旗帜鲜明地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37)他再次强调了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种长期的指导方针坚持下去。
邓小平的讲话一锤定音,全会最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让全党有了明确的是非标准,也让一些企图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名”甚至“翻案”的人死心。
西方错误思潮对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侵蚀危害性巨大,党的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面对西方错误思潮的暧昧、放任甚至间接、直接的支持态度,再加上党的一些高级理论工作者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者认可甚至大肆宣扬西方错误思潮,不仅导致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思想困惑甚至混乱,而且导致了国家政策乃至决策被误导,过于强调市场经济,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导致盲信市场、迷信市场、大肆私有化等错误思潮泛滥,并引发了信仰迷失、道德滑坡、权钱交易、贪腐横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等不少问题,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正如邓小平在总结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教训时所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38)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和本质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仅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绝对不能重新出现邓小平当年所批判的怪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39)我们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一切错误思潮,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坚决反击、严厉打击。
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30多年后的今天,新自由主义、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新闻自由等错误思潮泛滥,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近些年来,有人对大是大非问题绕着走、对错误思潮态度暧昧,有人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甚至还有人对坚持发出正面声音的同志冷嘲热讽甚至进行打压,在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因此,我们一定要有邓小平当年那种深刻而清醒的认识,要认识到当前思想战线以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尽快、坚决纠正“右”的、错误涣散的倾向和问题。中央明确指出的七种错误思潮为代表的西方错误思潮危害巨大,放任下去就会严重危害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必须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打响、打胜一场对西方错误思潮的反击战,广大党员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行,对那些执迷不悟、顽固不化者要毫不手软、严厉打击。并且,广大党员干部时刻都应该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以身作则教育、引领人民群众正确看待历史、认清现实,坚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敢于、善于同一切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六、新闻宣传工作要注意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求变
虽然一再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是非标准明确等,但邓小平的新闻宣传思想绝不是保守的,更不是僵化的。在邓小平的新闻宣传思想中,强调党性原则和倡导解放思想是辩证统一的。
早在1950年召开的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鼓励广大新闻宣传工作者要敢于开展批评报道和努力做好批评报道:“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40)在当时新闻宣传单位很少开展批评报道的背景下,邓小平这些话不仅是他自己解放思想的体现,也鼓励了广大新闻宣传工作者解放思想。同时,他强调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改正错误、推动工作,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这对于今天如何搞好批评报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今年6月1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报,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就是要规范批评报道。
由于怕犯错误,不少新闻宣传单位很长一个时期内在工作中过于保守,不注重创新和解放思想,邓小平对此早就注意到了。为了更好地推动思想解放,他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41)这次讲话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冲锋号。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的谈话中特别指出:“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42)尤其是“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这个要求,就是鼓励新闻宣传单位和编辑、记者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奉献出更多人民群众喜欢看的好作品。
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要坚持“双百”方针,把思想解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深化了人们对解放思想的认识,这对于新闻宣传单位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多次批评形式主义,要求媒体要讲新话。1992年,他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43)这些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新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努力改进的方向,一些新闻宣传单位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但遗憾的是,很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依然在不少新闻宣传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值得我们深思。正是太多的大话、套话、空话乃至假话,使得我们的主流媒体公信力下降。因此,如何尽可能少说“正确的废话”,是我们应该重点解决好的问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大力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主动敞开胸怀拥抱新技术,在转型中坚持、发扬好自己的特色,通过对新的媒体形态的开发,进一步彰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理念,走出一条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⑾《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页
⒀《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⒂《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⒃《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⒄《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⒅《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⒇《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21)《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25)《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2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2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30)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3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369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40)《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研究员)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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