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国文化迎来了一个众神狂欢的时代。先是，梁启超先生创办《新民丛报》呼喊“新民”运动，谋求对中国进行道德和伦理革命；一批留学生在国外大量翻译西方思想文化，以求用“新学”改造中国；孙中山先生在世界上东奔西跑，呼吁进行民主革命，以求以制度颠覆的形式进行变革。再是，陈独秀先生编辑出版《青年杂志》（《新青年》），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痛批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先生冷眼观看民国共和后的社会乱象，深思社会变局中的中国文化和国民心态；胡适先生认真研究并向国内引进实验主义思想，谋求以全盘西化的观点来改造中国文化；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同一批青年才俊一起，探求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本大源”。随之，勃然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思想革命，一时之间中国思想界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五四时期的文化镜像对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立足于当今时代及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对五四时期的文化镜像和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进行梳理比较，是有价值的。

一、近代中国的历史衰变与寻路历程上的思想转变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在历史衰变的进程中迅速下滑。在西方现代文明急遽发展的同时，曾经雄踞东方的天朝帝国黯然落幕，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并日趋严重，历史衰变中的政治与文化渐变同时展开。

（一）政府主导的自存变革与改良主义的思想渐变

尽管难以抵挡急剧下滑的历史衰变大潮，但封建专制制度也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政府主导的渐进性“自存变革”时期。

长期封闭而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专制性的封建政治制度，在来势凶猛的外力冲击下进入到了一个被动应变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顽强地动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想尽办法压制反抗力量的发展，抵御外来力量的冲击，努力维持自身的续存。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种内生性的反抗力量，力图自下而上地对清政府进行颠覆，于是政府运用军事力量来镇压和摧毁之；维新变法运动在危及到制度连续性和制度合法性之时，强大的保守力量便在短时间内加以中断和摧毁。外来侵略势力进入中国，政府固然难以抵挡列强的坚船利炮，但是也试图利用来自民间的抵抗力量来阻止，“借助民力”经常成为政府抵抗外力入侵的“机巧”，号召并暗中支持在广州周边、京畿地区组建“乡兵”“团练”，就是这种机巧的政策性安排，平英团、义和团等抗击侵略的壮举背后总是有政府的影子，尽管民间抵抗失败后政府会屈从于侵略者而对这些民间抵抗力量加以残酷的镇压。另一方面，政府不得不被动地、渐进式地引入外来的经济、军事、思想乃至体制的资源，力图通过渐进变革来度过危难，以获得重生或中兴。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就已经意识到必须要发展近代工业，引入西方的军事科技来推动中国发展，以阻止封建制度的大厦将倾之势，不久就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的支持下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实践让许多开始觉悟的先进中国人意识到，不仅要引入西方的军事和技术，更要引入西方的政治资源，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有限度的改变，由此“变法”思想开始酝酿，最终形成政治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治上层的支持。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保守派，虽然是镇压戊戌变法的罪魁祸首，但是也在不久就试图实行“变法”，并在1905年启动了“君主立宪”的进程。

在历史衰变的实践进程中，思想上的渐变也开始发生。首先是封建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顽强地发挥政治功能，以各种各样的阻挡、压制和摧毁各种异质性、异端性思想的渗透与发展。例如，曾国藩就是以维护圣教的名义号召中下层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则祭起“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法则镇压变法运动，袁世凯复辟时期的筹安会从文化角度申述帝制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此同时，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思想渐变越来越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导性趋势。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先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改良方案，洋务派人士则艰难地在引进坚船利炮的同时引进了某些先进的社会政治思想，晚清忠臣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近代文化改良与渐变的代表性主张，其核心主旨就谋求在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结构中融入外来文化，在传统文化主导权的同时实现渐进性的思想改良。

这种渐变性的自存变革运动和思想渐变进程，酝酿了深厚的社会改良主义政治思潮和国民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破解的，每到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这种思维模式和政治思潮都会浮出水面，影响甚至左右着社会发展的走势。

（二）渐进变革的中断与民主共和之后的风雨飘摇

政治上的渐变进程，在辛亥革命的猛烈冲击和新型政治制度的初建戛然而止。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快速被打破，一种新的外来的民主政治制度被迅速平移、植入中国的政治生态当中。

但是，辛亥革命只是打碎了旧的政治结构，而没有打碎旧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没有从经济、社会和思想观念上摧毁封建专制势力存在的根基。地主阶级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阶级基础，广大的小生产者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以孔孟之道为集中代表的意识形态是专制政治的思想基础。而且，封建专制主义不仅是政治专制而且是军事专制，军事力量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军事基础和强大支柱，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封建军阀力量不仅没有被摧毁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由此，平移到中国的民主共和制度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足够的理论准备，特别是缺乏社会结构的变革。

正因为如此，被平移到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共和政治理念，在中国的发展极不顺利，从其创生之日起就几经颠覆而几乎闷死在襁褓之中，旧体制的复辟和旧势力的胁迫使其根本无法真正成为中国的主导性政治建构。封建势力死而不僵，企图借尸还魂，东山再起；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羽毛未丰，在封建势力冲击下勉力维持但力不从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就谋求恢复帝制，自我加冕。经过几年准备，终于在1916年初黄袍加身，粉墨登场，虽然在全国人民的反抗之下草草收场，但给初建的共和国以重重的一击。袁氏复辟阴魂未散，1917年，辫帅张勋又率兵入京，制造了一次短命的复辟闹剧。虽然两次复辟闹剧都未竟而终，但却使初步建立的民国几乎胎死腹中。帝制复辟失败后，封建军阀势力操控了中央和地方政权，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政治势力和思想文化观念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控制依然非常严重，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之路上继续滑向深渊。

（三）民主政治的理论补课与新文化运动的勃然兴起

社会政治变革的激烈动荡，在中国社会的不同群体，特别是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一方面，是广大民众思想意识上的历史被动性和行动上的无动于衷，以及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顽固回潮。广大民众对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早已成为习惯性认同，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却茫然不知其为何物，对于帝制复辟并没有掀起民众的抵制浪潮，在历史变动大潮中缺乏足够的历史主体性而只是被动的静观者。在政治和文化精英奋力斗争和流血牺牲的同时，广大民众并没有显示出过多的热情和同情，一定程度上还有某种意义上的抵制心理，成为旧制度的潜在合谋者和帝制复辟的社会性基础。鲁迅笔下的“华老栓”、“阿Ｑ”深入刻画了当时中国民众的暗昧与被动。与此同时，同帝制复辟的政治实践相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思潮沉渣泛起，尊孔思想甚嚣尘上，保护“国粹”的论调不绝于耳，“定孔教为国教”的呼声响彻中国文化天空，竭力阻止新制度的建构和新思想的传播，文化保守主义冲击着刚刚开始解放的人们头脑。

另一方面，思想界深刻反思和思想启蒙的开始兴起。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抵抗文化反动思潮的同时，也陷入了深刻的理论反思：民主究竟是什么，民主政治是否适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而又反复不定的局面。反思的结论是，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虽然建立了，但是国民的民主共和意识却极度缺乏，新型的民主政治建构必须要有新型的民主理念跟上；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腐朽没落，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造；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成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苟延残喘的思想工具，必须彻底颠覆。为民主共和进行理论补课，对广大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彻底清除阻碍民主共和发展的封建主义文化，成为先进思想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此，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民主主义政治思潮在中国思想界迅速扩展。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先进方向，虽然遭到了守旧派的围攻，但是引起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强烈兴趣，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二、五四时期的多元文化并存与主义抉择上的思想分裂

政治和文化上的改良主义因其无效而被革命取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在反封建的共识下掀起了以全盘西化为核心的思想解放狂飙，力图从先进的西方获得政治上的出路和文化上的启蒙。思想界“集体向西”转向的结果是理论来源的多元化和文化内容的多样性，由此，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多元并存而内在冲突、同声相和又缺乏主导的混杂无序局面。这种局面随着短暂共识的结束迅速被打破，围绕着如何彻底改造中国这个核心问题，思想界在主义选择上发生了根本性决裂，这种决裂既是政治救亡道路选择上的分歧，也是文化启蒙主旨选择上的分歧。

（一）反封建共识下思想界的“集体向西”转向

尽管辛亥革命存在着严重不足，但正是这场革命摧毁了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制度，并把西方引进来的民主共和理念推向实践。民主共和理念尽管在社会大众头脑中尚不清晰，但企图复辟帝制以摧毁初建的共和国，也已经难以得到中国人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支持。反对复辟，维护共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趋势，思想界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

这些共识大体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必须彻底摧毁封建主义制度及其统治思想。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一个曾经的泱泱大国却被人鱼肉，但这并不是中华民族本身的缺陷，而是封建制度和落后文化所致。陈独秀无情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他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27-30中指出，中国封建宗法文化是“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依赖成性，生产日微”。为此，“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1］778鲁迅先生更是把几千年的中国史视为“吃人的历史”。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文化的集中代表“孔教”，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二是必须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国近代以来的改良主义思潮，总是想办法从本土文化中寻找资源来推动社会政治改良。洪秀全融合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拜上帝教”没有成功；洋务派费尽心机地追求“中体西用”模式也是失败；最典型的是康有为，为了推进维新变法，不辞辛劳地从公羊学中索求“微言大义”，制定了一个所谓的“托古改制”方案，也难逃失败之命运；孙中山断然撇开传统思想，直接援引欧美民主共和制度和思想，取得了摧毁专制制度的胜利。实践促使中国思想界开始集体“学习西方”。三是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西方列强的道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并不相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甚至相互冲突，但对于急切实现救亡图存目标的中国知识界而言，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比中国先进，因此西方的一切思想都是“新”的、“好”的、有用的，都应该不加选择地拿来。对此，毛泽东曾说过：“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2］

也就是说，国家民族的现实困境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觉醒，他们着力动用一切思想的武器，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文化进行猛烈批判，以求摧毁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根基和社会文化结构。武器的批判必须借助于批判的武器，而知识分子手中的武器只能是理论和思想。思想理论斗争必须要依靠先进思想指导，但是本土文化资源已经被证明难以充当理论批判的武器，于是人们开始了一个“集体转向”，把目光转向比中国发达的国外，特别是西方，全力向西方学习，全盘肯定西方文化，猛烈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集体认知，全盘西化思潮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做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依据自己的能量，按照各自的理解，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新主义。正如陈独秀所说：“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152胡适也认为，对于中国和西方文化，就是要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决不能走调和的路子，“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3］这种思想共识当然存在着弊端，即“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4］，但在当时这种思想共识无疑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二）五四时期的多元文化并存及其内在冲突

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思想理论界，一时之间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思想理论并存共处、同声相和的局面，理论来源呈现多样性，理论主张呈现多元化，没有哪一种思想占据主导性地位，整个思想结构上处于混杂无序的状态。

晚清以降，国门渐开。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的支持下，一批早期留学生先后被派往国外学习军事和科学技术。但是，这批留学生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变革影响甚微。戊戌变法中，留学生几乎都置身事外，而不通外文的康有为、梁启超却是运动的主导。正因为如此，这次运动所依据的指导理论带有不伦不类的性质，拖着一条长长的“托古改制”的辫子，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对此，梁启超感伤道：“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能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5］29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迅速打开。19世纪末，通过“严译”著作，英国的进化论思想、法国的启蒙思想开始影响中国思想界。20世纪初期，中国留学生数量大增，留学地呈现多元化格局，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都成为留学目的地，这些国家的思想理论很快传入中国。从1903年开始，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激增，他们在日本学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军国主义思想，以及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对于国内而言则无疑是先进的。这些学生后来在国内政治和思想界影响极大，李大钊、陈独秀、杨匏安等就是代表。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大量招募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到1915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已经超过1200人，留学生到美国之后，对美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政治思想迅速接受，对正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理论更是热衷，胡适为主要代表。法国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荟萃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源地，更是中国留学生的向往之地，一大批中国留学生纷纷来到法国学习，吴稚晖、刘师复等人就是在法国学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在国内大力提倡，陈独秀虽然没有到法国留学，但是他很早就开始学习法语，并把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思想引进中国思想界，他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所坚持的，主要就是法国的民主思想。五四运动后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则主要从法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蔡和森、周恩来等是代表。十月革命后，一批从俄国归来的华工带回来了俄国的信息，新生的俄国吸引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到俄国留学也成为一个热潮，他们迅速把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送回国内，瞿秋白、刘少奇等是代表。总之，五四运动前后，输入中国的新思想的来源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理论来源的多样性必然导致理论主张的多元化。当时被引进中国思想界的，既有发展和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也有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既有各种各样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也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理论；既有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也有各种保守主义思潮。尤其是激进民主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更是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由此，五四前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都一股脑地涌现在中国思想领域当中，中国思想界一时之间出现极其繁荣活跃又极其混杂无序的状态。这些思想在理论来源、社会基础、时代背景、理论属性、阶级实质、实践方向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有的则根本对立，长时间的和谐共处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它们都有反封建主义的特征，或者至少具有同封建主义不一致的一面，因此在共同的现实斗争目标之下，它们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和谐共处，相互间的分歧和冲突尚未展开。北京大学当时就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混杂无序的状态。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竞相展现，各种新人物、新名词、新思潮、新主义异彩纷呈。激进派如李大钊、陈独秀等，自由主义派如胡适、蔡元培、陶孟和等，语言文字改革方面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也都在北京大学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徐彦之、王光祈、康白情等。

而且，因为都是新近输入中国思想领域，人们对它们尚未做出清晰的比较鉴别，究竟哪一种思想符合中国的实际，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尚未经过深入的理论探讨，更没有经过实践的经验。这就使得中国思想领域一方面从死气沉沉走向生动活泼，另一方面则缺乏主导而多元混杂。这种状态既为人们确定指导理论创造了巨大的选择空间，同时也增加了比较鉴别的复杂性。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状态就是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五四之前，他第一次到北京大学，理论视野的急剧拓展，知识体系上迅速扩张。尽管这些不同的思想理论之间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但是他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对这些思想观点进行梳理分析，更没有可能进行筛选取舍，因而这些思想都平行存在于他的思想结构中，都被他作为思考问题的参照系，指导实践活动的理论指南，但不论哪一个思想、主义都没有被确立为主导性思想要素。这种混沌无序的思想结构，一方面使他能够在思想上有更大的比较选择的空间而不限于封闭自守，并在比较筛选、实践验证之后更坚定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也使他在一定的时间内，不论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说：“老实说，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6］64，“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7］

总之，五四前期的中国思想界，在反封建这一共同的历史任务面前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从国外引进各种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新理论、新思想、新主义，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文化。但是，这种以反封建为核心的思想共识，本身是一个混杂无序的矛盾统一体，既相互冲突，又缺乏主导性引领，难以长期和平共处。

（三）五四后期思想界在主义抉择上的思想分裂

五四前期中国思想界形成的共识，本身就包含着分裂的种子，长时间的和谐共处是不可能的。反封建的任务初步完成后，思想界的分裂必然发生。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次大的裂变，迅速形成了不同的思想阵营，相互之间的斗争随之展开，这个思想斗争的焦点就是选择什么主义来彻底改造中国。

在五四运动尚未结束之时，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了“改造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一提出就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7月1日，上海工界代表在国民大会上提出：救国必须从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周恩来在8月6日写的《黑暗势力》中提出要推翻安福系，推翻军阀政府，推翻外来势力。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更是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大喊“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提出要通过全国民众的大联合，实现“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把中华民族建成一个“黄金的世界”，一个“光华灿烂的世界”。

但是，在如何改造中国这个问题上，思想界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围绕着改造中国这个主题，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即改造的目标、道路、方法、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首先要确定总体性的理论支撑即根本指导思想。由此，“主义”选择成为争论的核心。研究者指出：“当传统的中国思想制度出现动摇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西方观念，如民主主义、科学、自由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就都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竞赛。况且当时的中国问题极端复杂。新改革家们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非关心实际的政治和争端不可。当他们把注意力由对传统制度的共同敌视转移到寻求积极解答的时候，他们就面对如何选择各式各样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形式。因此，在1919年以后，新知识分子之间的不和与日俱增，先是思想上的分歧，后来成为行动上的分裂，随后几年整个运动的方向就四分五裂了。”^［5］316青年毛泽东当时就明确指出了主义选择的极端重要性，并表达了捍卫主义的决心：“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6］97“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8］应该肯定的是，思想界当时争论的总动机都是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共同的目的都在于寻找改造和发展中国的道路，寻找拯救中国的指导理论，而主要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分歧的主要点在于道路的选择，制度的选择，行动方案的选择，由此出现了对主义选择、对政治方向选择上的分裂。

在这样的背景下，顽固守旧派、全盘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等，都力图引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外来各种资产阶级文化思潮之间、中国传统文化及外来各种资产阶级文化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相互交织、交叉并存、相互交锋，构成了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化图景，典型的代表就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等。在反封建的过程中，自由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是同盟军，但是二者在道路选择和制度设计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把这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歧公开化。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当时的中国现实，主张通过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获得中华民族的自存和复兴。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以胡适及其实验主义为代表，“紧随‘五四事件’之后，实验主义者实际上成为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首脑。”^［5］318他们大都主张渐进式改良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激烈革命。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也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展开了社会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彻底的无政府、无国家、无政党，虽然也主张彻底革命，但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则有着根本区别，由此二者也发生了激烈争论。

主义的选择是一个总体性的选择，既是改造中国的道路取向也是复兴中国的目标定位，既是政治救亡路径的选择也是文化启蒙主旨的确立，不同的思想和政治群体选择不同的主义之后，也就走上了不同主义引领下的新的政治救亡和文化启蒙的道路，而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和实效性只能由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来给出评判，任何事先的预言和事后的再假设都是主观性的一厢情愿。

三、当代中国一元多样的文化图景及其发展前景

五四后期的思想裂变之时，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指南。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革命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化^［９］。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在引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日益成为现当代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在发生着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思想文化也呈现出一元多样的复杂图景，如何正确看待当代中国文化图景并探索其发展走向，思想理论界需要认真思考。

（一）当代中国的全方位社会转型与一元多样性的文化图景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特别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自觉而广泛的传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治文化变革思想和行动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逐渐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文化的优秀内容融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在新的高度上的民族救亡和复兴运动；与此同时，开展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面推进了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为主旨的文化启蒙和人的解放运动。在这个总体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和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经过艰辛曲折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到一个系统性转型的过程，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乡村社会转向都市社会，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伴随着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位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在文化环境上已经由封闭型文化走向开放型文化，在文化类型上正在由乡村型文化向都市型文化转变，在文化层次上正在从温饱型文化向小康型文化迈进，在发展方式上正在从数量扩展型向数量扩展与质量提升并存发展过程中。城市生活方式正在成为主导型的生活方式，建立在乡村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日益缩减，城市文化正在成为主要的文化类型，张扬个性、独立自信等文化取向日益突出，文化民主化、市场化、消费化的趋势也几乎不可阻挡^［10］。这种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方位的历史性变迁，是多样性文化思潮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文化多样性的出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指导下不断深化的，而不是离开党的领导、丢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改旗易帜。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在当代中国的总体文化格局中处于核心地位即“一元”指导地位。

但是，问题也存在着另一方面的向度。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上述特征，促发了文化领域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转型期的复杂性矛盾，一些人往往把前进中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合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效力，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进而怀疑甚至反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再加上一些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不断渗透，“普世价值论”“民主社会主义”“宪政论”等一些非（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开始流行甚至泛滥，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图景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

由此，中国思想界就出现了一元化主导意识形态同多样性社会思潮并存的局面。除了作为主导性文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的基本取向大体上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是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是简单地阐释和维护当代现实，不容许那些针对当代中国的批评性观点；三是在维护和支持现存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有限度地批评现实的不足，促进其发展；四是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日益民主化、大众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趋势，较少地涉及或者尽可能回避意识形态争论；五是站在特定政治立场或为某些敌对势力张目，谋求破解、攻击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主导文化，引起中国的颠覆性变革。对于这些不同取向的思潮，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

（二）两个时期文化多样性的比较

可见，同五四时期一样，当今中国思想文化又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样化社会思潮并存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在高扬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同时，试图像五四时期破解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一样，把矛头对准了当今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此，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两个时期文化多样性的情况。

首先，两个时期社会变迁的走向不同。五四之前，中国社会所遭遇的是持续性衰退趋势，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走势不断下滑，不打破这个趋势中国就难以自存，更遑论复兴。当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显示出其特有的制度优越性，中国人民愈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集体认同，企图改变或中断这条道路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其次，两个时期主导文化的性质不同。五四之前，作为主导性文化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加以摧毁而代之以更加先进的文化形态。当今中国的主导性文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并正在引领中国社会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快速发展，必须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和丰富发展。

最后，两个时期多样性社会思潮的思想资源和作用不同。五四时期引进中国的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来说，绝大部分都是先进的新文化，有助于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当今中国，一些人引进的西方文化依然是当年的西方文化，甚至还不如当年引进的西方文化，相对于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来说，是落后于中国现实需要的旧文化，在冲击中国先进文化的同时，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一些人即便引进了西方文明中的新生文化，也往往是照搬照抄而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一些人把中国传统文化不分良莠地全盘搬回来，或者按照某些外在势力的意图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求取代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简单的比较表明，五四时期和当代中国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两个时期的多样化既有相同的形式，但也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简单地套用五四时期文化发展的逻辑来审视当今中国的文化走向，只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文化思维，而那种借助五四时期的文化发展经验倡言颠覆中国现存制度、主导文化的思潮则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

（三）当代中国文化走向的思考

思考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必须要涉及到几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制度选择，二是主导理论选择，三是实践性导向，四是文化发展方针。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基础上开拓前进的，是在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进步的。

基于这种情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站在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维护中国广大人民利益、发展人类文明的高度，切实处理好普适性文明与制度性要求、民族性文化与全人类共识的关系；既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实践要求，充分吸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也要体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基本趋势，充分吸收世界各个民族各种制度优秀文明成果，反映人类共同的理想愿望和价值追求。离开社会主义制度方向、离开中华民族的具体特点而照搬照抄所谓“普世价值”，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走向封闭自守的想法，都是不可能成功的；独立自主地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文化特点出发，在差异融合中构建新形态的中国文化，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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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