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这段话突出地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创造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绝不能忽视，这就是必须牢牢坚守理论自主性。
一、坚持理论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坚持理论自主性原则，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同其他阶级的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体现在它主张每一个国家的理论建构必须体现自身的特色。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新世界观，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解放道路、奋斗目标，是无产阶级意识独立性的科学理论形态，同其他意识形态有着根本的区别。坚持理论自主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教育群众，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限，同时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实践、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理论自主性原则，必须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国具体国情和实际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发展。依附于外来的理论标准、话语体系，在理论上绝不可能形成独创性的建构，在实践上必然遭致失败。
二、坚持理论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启示，毫不动摇地坚持理论自主性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
第一，同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保理论上的先进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同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进行论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们积极开展了同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论战，向大众传播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种新思想上升为指导理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学者同国民党围绕着真假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等问题展开论战，在澄清真假三民主义的同时，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任务和出路等问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20世纪40年代末，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史观的破产》等文章，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些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作了科学分析。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深刻批判，为推进改革开放廓清思想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了有力批驳，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打牢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
第二，抵制各种外来力量控制，打破党内的理论依附思维，捍卫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中国共产党为争取理论自主进行了长期而艰辛的努力。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缺乏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和理论上的独立建构，实际上存在着对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双重依附，在重大问题上缺乏独立话语权和自主决策权。但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努力打破限制，在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地位分析、农民运动、领导权等问题上，发表了重要的自主性的
理论观点，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普遍存在着对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并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以后，党在组织上和理论上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中，保持了自身理论上的自主性，坚持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理论自主性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主性原则，充分发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自主性的优良传统，坚决打破各种理论依附思维，坚定地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创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虽然我们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在思想理论界依然存在着大量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些人以“异质性”“包容性”的名义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用各种各样的“主义”“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鼓噪所谓的“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论”等。对于这些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错误思想，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政治定力，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批判，敢于和善于进行理论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一些人刻意抬高“生存论”“生活论”“实践论”“主体论”“过程哲学”的地位，力图降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一些人把西方某些学者的观点进行包装，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名头，在中国思想界宣扬，制造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迷雾；一些人主观地“制造”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主义、中年马克思主义、晚年马克思主义，割裂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一脉相承性，并挖空心思地论证这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文本化学院化、晦涩化。我们必须处理好尊重差异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坚持基本原理同学术创新的关系、基本原理统一性与学术研究多样性的关系、政治性话语与学术性话语的关系，澄清模糊认识，坚决抵制把马克思主义碎片化、庸俗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整体性。
第二，坚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标准。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观点相互激荡，不同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文化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一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从来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以学术化的形态展开。他们编制了一系列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普遍标准，输出了一系列包含着意识形态内容的教材，派出大批学者宣讲符合自己意志的学术话语，为其他国家培养遵循自己标准的所谓学术精英，以学术发表、会议、评奖等形式推广他们的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和学术标准。中国早已成为这些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和学术话语传播的重点地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学术化的倾向和文化标准普世化的做法，在我国理论界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表现。一些学者、学术机构甚至某些管理部门，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对“洋教条”的膜拜当中。一些人根本不细究或者故意掩盖西方学术标准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向，以适应全球化、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名义，到国内，大力推广并奉为圭臬，提出一些所谓的“理论”或“主义”来“替代”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人把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视为学术标准，仿佛不使用这些话语就是学术水平缺失，反之才是思想精英，特别是当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时，往往被视为“缺乏时代感”“传统保守”等。标准是最重要的导向。当前必须引起重视的是，一些部门和机构在制定学术考核、机构评估、人才引进、职称晋级的标准时，把目光盯在西方的学术刊物、评价标准上，以是否使用引进西方原版教材、是否在欧美刊物发表文章、是否有欧美留学经历作为硬性尺度。在这种导向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语”“无语”“妄语”情况。一些人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话语和契合中国实际的表达话语，而用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中国的现实。因此，面对朝气蓬勃的中国实践，一些理论文章根本不能做出有深度的分析而处于“失语”状态，或者完全把学术理论变成自说自话的文字游戏而处于“无语”状态，或者一味地按照外来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向进行无端地挑刺和攻击而处于“妄语”状态。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真正做到政治上的坚定和理论上的自主，彻底打破对西方学术理论标准和学术话语的依赖，绝不能搞依附发展，更不能搞模式崇拜。必须把丢失的话语找回来，把缺乏的话语建起来，把有效的话语继承下来，把有用的话语引进来，把模糊的话语弄清楚，把错误的话语清理出去。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充分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借鉴国外优秀文化，
构建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具有中国自身特色、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学术话语和评价标准，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当代水平。
第三，坚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原则和方法。习近平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优秀文化三方面资源，既要向内看又要向外看，既要向前看又要向后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特点、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和原则，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对于国外优秀文化资源，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自己的实践和理论需要出发，学习借鉴，为我所用。一方面，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有益的思想文化，包括哲学、文艺、政治、法律、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合理性成分，推进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绝不能搞封闭自守、盲目自大。另一方面，必须摒弃教条主义，破除迷信思维把立足点放在中国的实际上，把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同中国的现实实践和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使之中国化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绝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沉淀为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最深厚的思想资源。但是，传统文化也是一个良莠并存的复杂系统，包含着特定的时代烙印。为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进行甄别选择，去糟粕、取精华，克服其历史和文化局限性，以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丰富其内容。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必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必须在这方面下大功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第四，坚持构建能够推动中国实践发展的话语体系。一是建构具有自身标识性的概念系统。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是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工作。马克思在创建科学世界观的过程中，完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实现术语革命，他所运用的经济学术语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术语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创造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诸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小康社会、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五大发展理念等重要概念和范畴，这些都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概念。
二是形成具有创新性的思想观点。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凝练和提升中国发展经验，分析和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产生了最新的经验，需要用新的理论来概括和总结。同时，新的社会实践也提出了众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深入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解释和分析中国道路，深化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制度成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三是创建具有解释力的学术理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要能够形成解释现实、引领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阐明了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方向和方式方法；列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特征，科学回答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重大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列宁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理论，不断推进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构建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我们应该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深入研究、广泛宣传、丰富发展这些创新思想。
（作者：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红旗文稿》2016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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