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及协调发展，都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再次把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问题加以强调，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精神文明建设在新的历史任务中特殊重要地位的理论自觉，也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性部署。
一、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问题的历史反思与当代观照
从历史发展来看，近代中国文化之内生性变革与重建的任务没有很好地完成。进入近代以后，西方文明急遽发展，曾经雄踞东方的天朝帝国则黯然落幕，在历史衰变的进程中迅速下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近代中国面临着社会制度变革和文化形态变革的双重历史任务，然而这两方面的变革都步履艰辛。一方面，内生性政治制度变革的任务没有真正完成。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等内生性的改良主义自我重建未能成功，辛亥革命在中断了这种渐进性的自存变革后，把外来的共和政治体制挪移到中国。但照搬过来的新型政体一开始就遭遇到了严重阻力，未能形成主导性的政治建构，最后为封建军阀所中断而失败。另一方面，内生性的文化变革与重生任务也没有完成。中国文化在强大的外力冲击下，进入了一个“中体西用”的渐进改良历程，试图在传统文化结构中加入外来文化的内容，以求在异质重构过程中既维护自身的主导性地位又实现浴火重生。龚自珍、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洪秀全把基督教同中国传统文化杂糅一起创立了“拜上帝教”，洋务派经过长期努力后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康有为把中国古代思想同近代西方文明进行整合，提出了“托古改制”的变革方略。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中国人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支撑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资源，于是新文化运动试图以彻底颠覆的方式根本性地置换中国文化。
历史推动着中国人必须进一步作出选择和努力。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的交锋中被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承担起了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的双重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同时展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力求实现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文化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力求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向度和文化向度在现实展开过程中是不均衡的。政治进程上顺利发展，文化进程上则相对曲折并长期滞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比较好地完成了内生性的政治建构任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有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结合的理论自觉，并制订了一整套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原则和方针。1938年毛泽东在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时就特别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534把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给予批判性的总结，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任务。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2］41但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变革与发展的任先后处于核心地位，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始终处于辅助地位，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任务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内生性文化重建的任务依然在路上。这也正是目前反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导致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些人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在突出经济建设时严重挤压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空间，甚至将市场化原则蔓延到了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导致了社会生活的严重物质化，社会精神生产领域遭受了极大冲击，社会大众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严重滑坡。早在改革开放开创阶段，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领域中的这些问题就高度重视与关注，多次讲到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失误问题，“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要说失误，我们确实有失误，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3］327。邓小平看到的问题，迄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在理想信念问题上特别突出。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体系在市场化和外来思潮的冲击下迅速溃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体系也在社会大众乃至一些党员干部中遭到很大程度的削弱，出现了“精神缺钙”现象。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建议》中谈到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时，也明确指出，国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
精神文明特别是理想信念问题，决不是一个小问题。当今世界是一个文化相互激荡的全球化世界，文化软实力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竞争，是国际文化关系的焦点问题。某些西方强势国家处心积虑地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和干预，给其他国家的发展甚至独立带来了严重挑战。文化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成为民族独立发展的重要指标，精神文明建设如果搞不好，就有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如果社会信仰体系开始肢解，信仰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会逐渐走向紊乱，从而导致政局不稳定、政策不合理、社会动荡。在分析诸多方面问题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强调了在协调发展方面的新理念：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4］。《建议》在阐述协调发展理念时，突出强调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4］。这些论述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度总结，成为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理论自觉，成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性选择。
二、精神文明建设是完成新历史任务的重要内容和思想保证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建议》突出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度总结，更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在新的历史任务中特殊重要地位的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事业的全面开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和探索阶段。这些探索虽然历经艰辛甚至出现了严重曲折，却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理论准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形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制定基本路线，规划发展战略，确立各项政策，推进伟大实践，成功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继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谱写了新的篇章。邓小平同志曾经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提出，经过30年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372。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各方面的制度都已经基本成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任务，必须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在这个总体布局中，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5］153。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总体性目标，我们如今比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这一目标包含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离不开它所提供的思想理论的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夙愿，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理论支撑和精神共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指出的：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5］40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入到了决胜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改革开放以来引领中国人民开拓前进的总体性奋斗目标，精神文明建设是这个总体性目标中的至关重要的指标和任务。《建议》在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等五个方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在讲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时，明确提出：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弘扬，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4］。突出地强调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新的目标要求和重大任务。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它是当前各项重大历史任务的组成部分，更体现为它在实现这些重大历史任务中的思想共识功能。首先，它能够不断强化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理想信念。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在全社会弘扬和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形成理想引领力量和目标召唤力量，从而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抵制和消解错误思想的影响，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前进的正确方向。其次，它能够提高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认同，巩固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科学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要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武装，使科学思想走向广大民众的头脑并转化为全社会的集体共识，从科学理论形态转化为群众实践形态，从而形成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其实是一个融理论普及、思想共识和实践展开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可以使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量的科学性，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更加自信地捍卫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它能够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道德氛围和价值共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力量。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格完善和道德养成，蕴含了丰富的道德文化内容，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土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实践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追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和价值基础，从而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中实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建议》最突出的理论创新，必将引领我国发展全局产生深刻变革。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增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后劲，拓展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空间，实现两大文明的并重与平衡，是协调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现实展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是一个主权国家立足于自身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实际，着眼于时代特征和国际社会的未来走向而作出的文化发展总体规划和战略设计，同时又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文化的指导思想、根本目标、战略重点和基本方略，各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要素构成了一个总体系统，其中每种要素都对系统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发生重要作用。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实际是制定和实施文化发展战略的根本基础，任何主权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都必须立足于本国具体实际，依据自身的现实需要和发展前景来考虑自身的文化发展。离开自身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一味地追求向其他国家看齐或听命于某些国家的要求，走依附发展的模式，将会在发展思路上陷入重复、模仿、追随的路径。我们在汲取历史和他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清醒。《建议》中论述的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战略，是基于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实际以及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深刻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建议》指出：随着“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即将实现，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以及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从国际上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但是，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总的来说，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进入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各项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个奋斗目标来展开，这就是我们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制定和实施文化发展战略的现实依据［4］。
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决定着文化战略的性质和方向，也是文化战略能否真正实施的思想前提，在整个战略中处于灵魂地位。当今世界，一些国家把霸权主义作为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总是从渗透和入侵他国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通过所谓的“人权战略”“民主引领”去实施文化霸权，把自身的特殊性文化幻化为普世性文化，并用所谓“文明冲突”解释当今世界的国际格局，结果必然引起与他国的文化冲突。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或者自觉地、或者被迫地把模仿和追随其他国家的文化发展理念作为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总是难以摆脱别国的文化制约，结果不仅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成为某些强势国家的文化俘虏。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决不搞文化霸权主义；同时也是一个自立自强的民族，决不搞文化依附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制定自己文化发展战略时，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突出强调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建议》在部署我国文化建设时鲜明地指出：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倡导科学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注重通过法律和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4］。这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文化建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思想保证。
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文化指导思想的具体化，影响和约束着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它建立在国家综合国力基础之上，同时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文化建设具有强大的牵引力量和导向动力，并为综合国力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持。正因为如此，国家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总是力求根据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具体实际和发展前景，确定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化建设目标，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正如《建议》所明确提出的：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4］。这样的文化发展目标，必将产生巨大的激发性力量，凝聚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集体合力。
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要通过各项任务来落实和展开，选择并实施正确的重点任务关系到发展战略的成败。为此，必须着眼于文化发展的总体布局，正确处理文化发展各个环节、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既要有总体性规划又必须抓住重点，既总揽全局又有轻重缓急，推动全局的顺利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部署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建议》在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重点任务问题上强调：扶持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加强文化人才培养，繁荣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加强和改进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深化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建议》在关于文化体制改革问题上强调：实施重大文化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建议》还结合当前文化发展的最新形态和国际化发展需要，特别指出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传播正能量；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快媒体数字化建设，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优化媒体结构，规范传播秩序；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4］。通过完成这些重点任务，我们一定能够迎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创造出更加辉煌的先进文化，增强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M］，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M］，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3］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4（1）.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作者：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