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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后东、赵明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研究的思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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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较新的研究思路,对于人们更科学、清楚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但对两者具有比较的可行性,有人还存有疑问。例如,有学者认为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源”和“流”的关系,两者进行比较,会贬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源头”地位,模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继承、发展的“支流”定位,两者进行比较,是否可行,还需商榷。因此,论证两者比较的可行性,消除疑问,是比较研究的首要任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两个比较对象内涵的阐释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以毛泽东及其为首的党中央艰难探索之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果为思想渊源,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由邓小平及其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创立(邓小平理论)、经江泽民与胡锦涛所创造性发展了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包括基础理论、道路理论和制度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者认为,要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离不开邓小平的两段话:一是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⑴二是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⑵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有两个方面: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深深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和现实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这已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政治上是明确的,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且正确认识和充分考虑中国国情,是建立在现实经济条件之上的,因而是科学的。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

  第二,走自己的路,赋予科学社会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般来讲,“中国特色”指的是具有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鲜明的地域、民族特色。但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更深层次的特色。陈文通教授以四个参照系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有特色:“一是相对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来说的,体现的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二是相对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来说的,体现的是两种不同体制模式之间的区别;三是相对于资本主义道路来说的,体现的是当代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区别;四是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形态来说的,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意义‘初级阶段’的区别”。⑶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条件、历史任务、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等方面具有更深层次的特色。这种特色带有较强的“初级阶段”痕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科学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是一种创新,一种发展。

  因此,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属性”和“更深层次的特色”,是理解其内涵的关键。

  (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的阐释

  我们所说的“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是指由马克思、恩格斯原创,在其经典著作中所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列宁所创造性发展了的,在其经典著作中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理与策略原理。作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首先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分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现实的“开山鼻祖”。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总源头”。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对于“总源头”来说是“流”,而相对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它又是“源”。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独一无二的原创性,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立场(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最大多数人的立场)、基本观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观、社会主义观和共产主义观等世界观体系)和基本方法(唯物而历史的辩证方法)的论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层次”,它们虽历经时代变迁,但其科学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历久弥“新”,一直是后来的继承者,特别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尊奉的“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是实实在在的“经典”。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最先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他们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是仅次于精髓或灵魂这类普遍原理的下一层次的基本原理,如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关于共产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等等。这类基本原理具有历史阶段性质,即“当一个历史阶段的使命实现后,这类基本原理便成为过去,失去作用,只是其中贯串的第一层次即精髓、灵魂性的东西对后一历史阶段尚保有指导价值”。⑷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层次”。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第二层次”的基本原理一经和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相结合,就会立即焕发出活力,孕育出新的理论成果;反之,它们一旦脱离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就会变得僵化,失去其理论指导意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应把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中级、高级阶段的历史使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做好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因时、因地、因条件的适用性,是不容忽视的“经典”。四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他们所处时代、具体国度、个别民族等具体条件下的个别问题、特殊问题进行了论述和回答,产生了一些具体论断或个别原理,它们既不具有普遍真理属性,也不具有一个大的历史阶段的基本原理属性,需要我们根据时代出现的新情况加以修改、补充和发展。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三层次”。这一层次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经不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具备“经典”的属性和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个别论断或具体原理不应附加在“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上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原创性、普遍性、因时、因地、因条件的适用性和某些具体论断的时效性等特征,从内容上讲,是指第一层次、有条件地包括第二层次的内容,第三层次的内容不在“经典”之列。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内容的界定及比较前提和基础的阐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内容的界定

  关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内容的界定,需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同时代背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为了使广大无产阶级摆脱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所进行革命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性、积极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研究上,一方面,亲身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另一方面,认真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完善自己的理论,以便更好地指导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学说”。⑸但这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他们在把研究重点放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同时,也对未来的理想社会作了科学的研究和设想,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遗产。列宁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建设者,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列宁主义也主要分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两大部分。因此,可以这样概括: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关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完成社会主义发展、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任务,促使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是在完成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漫长过程中制定和实施各个历史阶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和策略基础。⑹可见,科学社会主义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主要指无产阶级革命);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和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的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指第二方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具备比较的前提和基础

  比较研究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可见,比较研究法的使用,需要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的前提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基础。

  1.科学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研究的前提

  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发展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从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起,就把它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思想体系,他们根据现实的变化、科学研究的发展,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为后人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他们的教导下,根据时代变化和各国实际,及时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第二,实现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是多样的。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到如今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九十多年间,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经高潮与低潮、胜利与挫折、前进与曲折的历史进程,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这众多的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主义没有适用于各国的统一模式,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自己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就是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可见,科学社会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和发展,实现了从“一”到“多”的发展。“多”就为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前提:第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比较对象。比较研究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才能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家族”不断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便是“两两”比较。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出发点。出现了多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或实践形式,自然就会出现诸如它们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怎样,是否还坚持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哪些方面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等问题。我们只有将各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或实践形式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它们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才能真正回答上述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它们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的出发点。没有出发点的比较,是盲目的比较,是为了比较而比较,这样的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弄清楚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已经过时,已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失去了指导意义(即辨析“过时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背离了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哪些方面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即辨析“背离论”),以便更科学地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之态度。比较对象和出发点有了,也就有了比较研究的前提。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特殊“同异”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研究的基础

  关于比较研究的基础,黑格尔在《小逻辑》上的一段话讲得很精彩。他说:“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和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⑺下面,我们来概括地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特殊“同异”关系。

  第一,从整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是大同大异、大同小异和大异小同。其一,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源”,后者是前者之“流”,二者“脉”之相同,这是“大同”。然而相同之“脉”,也有“小异”。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但在具体表述上,这种方法论被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变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这种表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准确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实质,与唯物辩证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中国式概述,是“大同”之中的“小异”。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大异”,两者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国情、族情等都大不相同,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具体形式、具体道路,更具“大异”。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根本性质和大的原则上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之范畴,但它已经是当代化与中国化了的科学社会主义。然而“大异”之中还有“小同”。例如,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于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阶段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于以电工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和以战争革命为主题的私人垄断为主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产生于以信息科技与产业革命为标志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和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两者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大异”的,但它们的产生都与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有关,这是“小同”。更进一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都以生产力和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为物质前提和条件,都体现了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要求,这些时代背景和条件对于两大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又是“大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是既有大同大异,又有大同小异、大异小同。

  第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大异大同”、“大同大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实践,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类型或特殊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⑻它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在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数百年时间的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发展阶段,就能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第三阶段即共产主义自由个性阶段创造条件,做好准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就是完成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二形态(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个性)的使命。⑼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实践,其建设、发展道路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也有很大的区别,但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很好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相同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列宁认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其本质是消灭阶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则是通过社会主义的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的价值目标,来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价值目标。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相同的价值目标———实现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之间是“大异大同”。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共同价值目标的实现途径又有较大的差异。简单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以取得政权为目标的途径是无产阶级革命,并且认为暴力革命是一般规律,和平形式是特例。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实践上也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恩格斯有“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宝贵思想,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革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找到了“改革开放”这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革论、发展论、建设论等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并在实践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之间又是“大同大异”。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既是异中有同(大异小同、大异大同),又是同中有异(大同小异、大同大异)。这种特殊的“同异”关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它既是两者比较的基础,也是比较的重要目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研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既不同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也不同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研究时,需要遵循若干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线

  纵览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成功失败也好,经验教训也好,都同是否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相联系。”⑽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⑾可以说,“一部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史,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也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发展史”。⑿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差异再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创新,它们需解决、完成的共同课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不会变,变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因此,我们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研究时,要始终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线,偏离了这个主线,比较就没有意义,也很难进行下去。

  (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提到“比较”,大家可能会立刻想到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孰成孰败等结果,这是正常的,也是一般比较的目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是否也要分出高低、优劣、成败呢?作者认为,这样不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从两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看,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是时代催生的精华,同是时代发展的助推器,同是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的灿烂篇章,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瑰宝,都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都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谁的地位更重要,谁的作用更大,没有人能简单衡量,简单结论。从两者的关系看,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源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它们之间是“源”和“流”的关系。“源”一定比“流”重要,有生命力或者“流”一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源”优越吗,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因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不能简单地以优劣、成败论,更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或以后者贬低前者,应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体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

  (三)坚持政治性、科学性和学术性有机统一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应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导向。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之间一脉相承、各具特色的科学关系,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能借“比较”之名,主观夸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以贬低、否定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源头”地位和“指导思想”作用,也不能僵化、教条地运用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应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体系,对其比较研究必须在充分尊重其科学性的基础上,辩证分析、严密论证和科学结论。在比较过程中,要注意资料考证和使用的真实性,注意逻辑安排的合理性,注意方法运用的适用性,力保比较研究的科学性。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应坚持较高的学术品味和追求。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较新的研究思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对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盲目推崇,也不能随意否定,应本着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注重原始资料的消化和吸收,尽量避免落入常规俗套、观点雷同和重复论证,避免为了比较而比较、盲目比附、就事论事,力争以翔实、准确的资料、有理有据的分析、通俗易懂的表述,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意义重大、难度也较大。我们在比较的过程中,应坚持政治性、科学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统一,既不能以僵化的政治性,破坏比较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也不能以简单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违背比较研究的政治性。只有坚持比较研究的政治性、科学性和学术性有机统一,才能有望取得理论联系现实、理论服务现实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总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我们只要清楚地阐释比较对象的内涵,科学地界定比较的内容,正确地认识比较的前提和基础,并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坚持若干基本的原则,两者的比较研究就是可行的、科学的,有望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⑴⑵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3、116页。

  ⑶⑻陈文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

  ⑷赵明义、赵永宪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⑸于丽:《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长江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⑹参见赵明义主编《科学社会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⑺[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4-255页。

  ⑼详见赵明义:《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3期。

  ⑽⑿王伟光主编《社会主义通史》(八卷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总序”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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