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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人眼中，毛泽东依然是解读当代中国的关键。正如日本学者大西广所说：“毛泽东仍然是评价中国的非常重要的标准。”尽管近年来关于毛泽东专题研究成果不多，以关键词“毛泽东”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检索到的数据仅如下述：2009年出版图书20种，刊发论文36篇；2010年出版图书25种，刊发论文24篇；2011年出版图书22种，刊发论文18篇；2012年出版图书21种，刊发论文23篇，但已经足以反映近年来日本毛泽东研究的特征。从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角度看，传统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仍旧是日本毛泽东研究的重镇，而新成立的研究基地在把毛泽东研究推向系统化、深入化、国际化方面有望取得可期待的成果，在日中国学人也开始进入学界主流并具有一定发言权。从研究方法看，日本学者重视史料的传统仍在，也重视借鉴日本以外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方面，他们关注日本以外的研究成果、研究倾向，与西方等国家的相关研究同步而行。

　　一、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及代表人物

　　传统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仍旧是日本毛泽东研究的重镇。近年来较为活跃的学术团体，首先要提到的是1951年成立的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简称“现中学会”），主办刊物《现代中国》，现有会员约700人。现代中国学会仍十分关注毛泽东研究。继2007年以“重审‘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再认识”为题的年会报告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2009年，与孙中山纪念会联合召开了国际研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国的成就与未来走向”。根据这两次年会的主题论文，也为了同时纪念学会成立60周年，2009年出版了论文集《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收录论文12篇，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代日本毛泽东研究状况。如：东京大学终身教授近藤邦康的《毛泽东时代再论：毛泽东的思想与文化大革命》、桃山学院大学副教授唐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状况》，时任神户大学教授的季卫东《毛泽东在胡锦涛时代复活》、首都大学教授奥村哲《世界史中的中国：冷战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东京大学终身教授石井明《现代化建设与中国外交》等，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就毛泽东对新中国的贡献和失误进行了全方位梳理评价。

　　其次，1946年成立的中国研究所，是二战结束后在日本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学术机构，主办刊物《中国研究月报》。近年来发表的毛泽东研究论文数量不多，而且以刊登书评为主，如庆应大学教授高桥伸夫为金野纯的专著《中国社会与群众动员——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权力与群众》写的书评（2009），东京大学教授代田智明为明知大学教授丸川哲史专著《鲁迅与毛泽东：中国革命与现代性》写的书评（2010），神奈川大学终身教授小林一美为弗兰克•迪克特专著《毛泽东的大饥荒》、杨继绳著作《毛泽东：大跃进秘录》两本书写的书评（2012）等，但由于该研究所的学术信誉度高，书评也足以反映出作者的研究倾向，因此仍旧值得关注。

　　此外，一些学术研究杂志及大学的研究机构和学刊，也是毛泽东研究成果的重要发表平台，数量实在不多，当涉及的内容很广。如：《历史评论》刊发和歌山大学教授三品英宪论文《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统治正当性逻辑与社会》（2012年6月）、广岛哲学会编《哲学》上刊发沟本章治论文《从朱子哲学看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2012）、《明治大学教养论集》刊发石井知章论文《K.A.魏特夫的中国革命论（其2）：毛泽东的抬头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形成与崩溃（上、下）》（2011年3月、9月）、《佛教大学大学院纪要》刊发土井秀明论文《关于毛泽东﹤矛盾论﹥构想的考察——以毛泽东的抗日战争观念为中心》（2009年3月）、《近畿大学国际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刊发中岛一夫论文《反核与毛泽东主义》（2012年3月），等等。

　　新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基地在把毛泽东研究推向系统化、深入化、国际化方面有望取得可期待的成果。2007年，作为与人文研究机构的共同项目启动的基地联合项目“当代中国地区研究”足以反映日本对于现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视，十分值得关注。项目汇集了以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为中心,连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等6个基地（2012年又增加2个合作大学）的中国研究力量，通过人员整合、资源共享而创建网络型学术组织。各基地实行五年计划、通过立项开展专题研究，目的是为了实现“当代中国学”研究系统化，并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2009年还创办了中文年刊《日本当代中国研究》，以此向海外推出能代表日本中国研究的最新优秀成果。从各基地的立项情况看，毛泽东研究将会成为近现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一部分开展，可期待指数很高。例如，京都大学共同研究组负责人石川祯浩于2010年4月23日，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项目启动会议上，就“以毛泽东未公开著作集为例”做了报告。

　　在日中国学人开始进入学界主流，且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上个世纪80年代初，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提出接收10万外国留学生的计划以来，中国留学生也逐渐进入日本学习深造。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学有所成的这些留学生，开始在日本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发挥他们的优势，展示他们的成果，逐渐在日本学术界崭露头角。现在，在日中国学人在各种学术交流平台上抛头露面已经屡见不鲜，60后学者也逐年增多，而他们的学术发言权也不断提升，甚至占据重要位置。2003年，成立的“在日华人教授会”，成员主要是部分活跃在日本学界的教授级别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头人物，上文介绍各种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以及研究基地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研究成果。早稻田大学教授刘杰还担任《日本当代中国研究》编委。一贯以“排外”著称的日本，能够为这些在日中国学人提供较大的研究空间和平台，自然由于学者们成绩优异和日本的国际化程度，但还应该说是日本的中国研究界看重了他们的优势。这些学者，既熟悉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学术判断，又相对了解日本的社会状况和学术倾向，还经历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的学术训练。他们既是两国学术交流的桥梁，又难免与两国土著学者在研究视角和观点上有区别。尽管学者们都试图本着科学研究的态度，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客观地对待研究对象，但由于自身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经历，使得他们的立场观点也发生分歧，甚至有人完全接受并运用西方的理念来考察毛泽东，有失科学研究的态度。

　　二、重视史料的传统仍在，但更多地依赖西方和中国的成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献搜集整理，是日本毛泽东研究的一项重大成就。由竹内实先生（2013年7月30日去世）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日本另一位毛泽东研究专家、横滨国立大学终身教授村田忠禧先生早在21世纪初就指出，“以日本为首的海外出版毛泽东文献集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中国自身进行的资料整理和公开在进步”。尽管如此，日本学者也并没有放弃对史料发掘的热情，且近年来也略有发现。村田忠禧教授于2010年9月访问西藏时，在西藏博物馆发现一封毛泽东于1954年4月10日写给达赖喇嘛、但迄今公开出版的文献中尚未收录的信，他就此进行了考证，并建议进一步公开史料。 中央大学教授斋藤道彦披露并考证了一篇题为《反对统一》、发表于1920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署名“毛泽东”的文章，指出这篇文章在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以及长沙《大公报》均未见到。2004年6月，《文艺春秋》杂志公开了一桥大学教授加藤哲郎发现毛泽东写给原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中文名“冈野进”）的两封亲笔信，2010年，庆应大学教授寺出道雄等人重新解读其中毛泽东于1945年5月28日写的一封信，分析毛泽东在写信阶段对战争结束后的中美、中日关系的想；立命馆大学教授北村稔以一份当时任前南斯拉夫《政治报》驻北京记者于1966年8月至12月间发表的报道为基础资料，“尝试着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1966年8月期间，刘少奇与毛泽东、进而邓小平之间展开的权利斗争的核心部分进行探讨。”

　　近年日本的毛泽东研究非常重视借鉴海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来充实史料。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沈迈克合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2009）、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2010）、冯克·迪克特《毛泽东的大饥荒》（2011）、贾斯帕·贝克《饿鬼》（2012）、杨继绳《毛泽东大跃进秘录》（2012），钱理群《毛泽东与中国》（2012）等。这些近年翻译出版的著作，或自称涉猎中国各省的秘密文书，或声称进行过缜密的调查采访，因此，颇受日本学者关注。日文版一问世，就有专家纷纷撰写书评大力推荐。在翻译出版海外著作的选题问题上，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选定的著作多是些具有震撼力的揭露所谓历史真相的作品，这对于提供研讨的契机和材料，的确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学界主流研究中也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但在日本社会和学界却并没有引起反响。究其原因可以有很多，而有一点也不可否认，正如一桥大学大学院研究员阿部幹雄在关于毛泽东与鲁迅的现代性研究的评论中指出的，一些日本学者，“单纯照抄西方的价值观”，“他们的中国大陆观完全是划一的，把中国看做是‘（压抑的）一党专政’‘没有报道自由’‘缺乏民主’”的国家，从这种角度来挑选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批判。当然，日本研究界的这些现象，也值得中国国内的学者们深思。

　　重视通过对某些史料、资料的分析解读来寻求一种历史真相，这种学术态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也存在误区，这正是中国毛泽东研究领域近年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资料、细节的真实与本质真实的问题。如果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可能会走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这不仅可能因为过分强调细节的真实、过分强调历史碎片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宏观历史，最终得出背离客观愿望的结论，同时也可能被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看毛泽东的人利用，致使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达到污蔑毛泽东、抹黑毛泽东的目的。

　　由于来自中国主流学者客观的研究成果介绍不足，因此，一些诋毁、丑化毛泽东的翻译作品，在日本学术界仍旧受到热捧。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依旧成为部分学者考察研究的基础材料。比如，小仓正昭以此书为依据，撰写了两篇论文，剖析毛泽东的思想、人格和政治理想；夏刚从2009年至2012年间，利用包括此书在内的几本中国历史和文学作品，撰写了5篇论文。张戎等人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日文版自2005年出版以来，在日本受到广泛关注。在一些学者不遗余力的赞捧声中，横滨市立大学终身教授矢吹晋先生的长篇日文书评，对该书的不实之处，逐一进行了指正。但是，2010年，还有日本学者仍旧依据该书的内容，摘录出一篇题为《毛泽东的战略与人生》的文章，试图勾勒出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极端个人主义、极具谋略、残忍、欺骗的性格特征。中国国内学者如何走出去，主动推出主流研究成果，提升话语权，还是一个应该积极思考的问题。

　　以上简单地对近年来日本的毛泽东研究状况进行了述评，关于研究内容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本文省略。总之，对于日本的毛泽东研究，中国学者自然可予以参考或借鉴，但日本毕竟是日本，对其相关研究持以审视的态度，还是不可缺少的。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