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党的十八大报告继续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必须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等相关概念的内涵和边界，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前提性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我们一般都在广义的意义上来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从广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单指其中的一个方面。从狭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下面，我们就从狭义上来探讨这两个概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P53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具体化；二是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民族化；三是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现代化；四是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实践化［2］(P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能解决中国具体环境下的问题，必须经过这样的结合，才能产生出回答中国问题的理论、方针、政策。只要我们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建设，这个“结合”就始终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但如果就内容来说，它早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有学者是这样理解的：“(1)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代形式(之一)。它的主体是现代的，内容、结构、功能也都是现代的。当然，由于现代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因而它也内涵着以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内容。(2)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即中国共产党人对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其核心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3)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其发展的基本阶段和主要内容。应当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阶段并没有结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它又增加了不少新内容。”［2］(P5)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张静如认为：“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引进阶段、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阶段。而后者，又分为两个阶段，这就是主要由毛泽东创立的，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和主要由邓小平等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P7)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将获得更加新鲜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迄今为止，人们通常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作统一的东西，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成功地结合，马克思主义被创造性地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结果”［4］(P6)。这就有了中共党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已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在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能、也不会结束。我们坚信，继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将结出更多的、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果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互不相干的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实际历程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而一个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依次传承，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历史和丰富图景。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命题，必须加以明确区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原则性的不同呢?汪信砚先生在一篇文章［5］(P5－10)中深刻地揭示了其中的奥秘。他指出，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含关系，前者包含后者，后者包含于前者之中；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多种可能的境遇，其中之一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汪信砚先生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远非如此简单的一个概念，专门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命题的人并不属于此列，他们明确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题来取代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程，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及中国人宣传、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因此，对于那些主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纯粹是一些人主观臆造、子虚乌有的事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命题。

　　汪信砚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命题的提出者们之所以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客观事实，原因在于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按照毛泽东关于“‘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形式到内容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从形式到内容都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的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被化为乌有。他们还认为，与马克思主义一同来到中国的还有“进化主义”、“唯意志论”、“实用主义”等，它们都只是“在中国”，而不是“中国化”。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命题的提出者们的这种看法和论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在于其特定的形式和内容，而在于其精神实质，在于其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应该固守僵硬的形式和特定的内容，相反，马克思主义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其实，“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6］(P284)。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不可移易的僵化教条，不是死记硬背的本本，不是任意套用的历史公式，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马克思就旗帜鲜明地宣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7］(P416)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信中，针对俄国学者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说你们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8］(P341－342)。意思是，不要把《资本论》中对西方先进国家状况的描述和概括，当作普遍适用的规律。马克思甚至说，如果你们教条主义地对待我的思想，那么，“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P691)。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后，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反复强调：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卢卡其也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一些研究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9］(P347－348)南斯拉夫察夫塔特圆桌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南斯拉夫专家批评了苏联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去发展社会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实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形式到内容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但它是要以中国的形式和内容来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从而创造一种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5］(P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早已成为一种客观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上创造了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上探索出了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两大理论成果都实实在在地将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中国的形式和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铁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可以分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其实质和过程来看，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这就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二是形成于中国的实践经验也要马克思主义化，即“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也可以纳入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之中。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那么中国就是“特殊”，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指由普遍向特殊的运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则是指由特殊向普遍的运动，即通过对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具体实际的研究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正是通过这种双向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又带有了中国的特色。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相结合，坚持原始创新与引进吸收再创新相结合，这已经成为我们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0］(P24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能解决中国具体环境下的问题，必须经过这样的结合，才能产生出回答中国问题的理论、方针、政策。只要我们还需要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建设和改革事业，这个“结合”就始终是必不可少的。建国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等等都是这一“结合”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要把中国本土原始创造的新鲜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加以概括和总结，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毛泽东早在1941年就提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1］(P37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中来，并在实践中经受检验的理论。当前，要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动实践，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答新问题，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不断以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还要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发现理论创新的生长点，扩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视野，特别是对那些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生长点，要集中力量，深入研究，创造新成果，得出新结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回顾建国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也就是不断地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例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和平赎买政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等，就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具有原始创新性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

　　总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科学总结建国6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大胆创造，不断开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

　　长期以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我们比较重视“引进来”的工作，致力于将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忽视“走出去”的工作，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存在一个“走出去”的问题。对这样一种研究的倾向，衣俊卿先生将其称之为“单向度研究”。

　　缺乏全球视野的“单向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狭窄的一个表现。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相对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出超”的大国而言，中国的学术界却存在着严重的“思想赤字”。国外的各种思想流派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而中国“出口”的思想除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如孙子兵法、中国功夫以及极其有限的儒家学说等)恐怕没有多少新的时代内容，这与中国的文化大国、文明古国、世界强国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囿于“中国向度”［12］，以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而言就是“引进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给定的前提，只存在由外而内的“单向输入”问题，忽视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间有一些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始创造，也可以而且应该开辟一个新的向度———“世界向度”，对世界而言也存在一个“走出去”问题。缺乏“世界向度”，偏重于“中国向度”的“单向度研究”已经严重地遮蔽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同时也使中国经验仅仅具有有限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意义，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仅仅具有“孤芳自赏”的价值，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仅仅限定在地方知识的层次上，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无法展开平等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与理论对话，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无法获得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无法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以至于造成了当前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失语”状态：既不能主导话语，更无法开辟话语，只能跟踪西方早已淘汰的话语。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要坚守“中国向度”，同时也要开辟“世界向度”，自觉形成“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互补的格局。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全球化要求我们不可能封闭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丰硕成果要求我们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客观存在的国际“失语症”要求我们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改革开放以来累积的中国经验具有越来越大的世界价值，也要求我们自信地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在国内，理论上也提出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一系列创新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思想成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国外，西方学者热衷于探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些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出去”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尽管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民族元素，但是，通过在国际视野中的开放式的对话和交流，其思想成果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总之，坚持“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相结合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使中国经验提升到世界意义的高度，从而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自己的学术话语权，彻底改变那种跟随西方话语亦步亦趋、“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尴尬状态。

　　五、“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是貌似相同实则有本质区别的两个命题，必须进行科学区分。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质上是指我们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并根据时代的要求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是以承认、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为前提和基础的。然而，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命题则内在地隐含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的否定。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命题的提出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传统”的东西，已经过时了，因此，马克思主义需要“现代化”。他们的逻辑和标准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时间标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命题的提出者们以“时间”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标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产物，对于今天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来说是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搞革命可以，搞建设不行；指导中国搞计划经济可以，搞市场经济不行。一句话，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必须实现“现代化”。

　　其实，时间标准是不能成立的。不能以思想产生时间的先后来判断思想的真理性。一种思想的新与真、老与假没有必然联系，最新冒出来的可能一开始就是谬误；而一个古老的思想可能至今仍然是真理。时间不能成为判断理论正确的标准。只要没有超出理论的适用范围，真理就是不会过时，理论就不应淡出。

　　第二，个体标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命题的提出者们以“个体”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标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主义甚至理解为马克思个人的主义，忽视后人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一旦马克思、恩格斯个人说的某些东西在今天无用了，就断言整个马克思主义无用了，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现代化”了。

　　其实，个体标准是不能成立的。不能用个体标准来判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正如牛顿死了，牛顿力学、物理学没有死；钱学森走了，两弹一星事业还在发展；同样，马克思过世了，马克思主义还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物，是一个过程。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根据时代的发展以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理论。对于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能够说它过时了而必须加以现代化吗?可见，“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在其思想方法上完全是形而上学的。

　　第三，文本标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命题的提出者们以“文本”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标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具体论断或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策略，然后借口新的时代条件下这些论断或策略的失效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因而必须使其现代化。

　　其实，文本标准是不能成立的。不能因为马克思个别论断的不科学性而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个别论断的过时不等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过时。马克思从创立学说的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极力反对把他们的思想教条化，因而从来不否认自己某些论断过时的可能性，也从不讳言自己的预测可能失误。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作序时承认，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宣言》中的一些观点、一些论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经过时了”；如果可以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写法”［10］(P248－249)。列宁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3］(P161)。人们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事物的，条件往往就是认识的界限。因此，马克思某些论断的过时或预测的失效是完全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规律。但是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个别论断的过时并不意味着整个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并不能成为要求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借口。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个别论断的不科学性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以时间标准、个体标准、文本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毫无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标准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这就是实践标准。判断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是否有用，唯一的标准只能是实践。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它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已经接受了实践的检验，还将在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今天，马克思主义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满足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需要。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世界也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逻辑本身是不合逻辑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论调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六、“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来看，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所谓“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就是要使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程中的实际问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是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并赋予中国特色，就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个由实践到理论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发展理论相结合的过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而不是互相独立、互不相干的两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是逻辑上的区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一个先此后彼、前后相继的事实，也就是说并不是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再有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从建党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史来说，我们不能做出这样的界划，某一阶段或某几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而某一阶段或某几个阶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譬如，不管是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互动结合的历史时期，都是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发展理论互动结合的历史时期。中国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越走越坚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才越走越宽广；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的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才越来越充实，越来越有生命力。

　　从建党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说，我们也不能做出这样的界划，某一思想或某一创新理论(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理论产物，而某一种思想或某一创新理论(命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晶。譬如，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管是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论、土地革命中心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论，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发展阶段论、发展道路论、发展战略论、发展动力论、市场经济论、民主政治论、先进文化论、和谐社会论、和平统一论、和谐世界论、依靠力量论、领导核心论，这些理论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化的；既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理论产物，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晶。

　　总之，“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比肩并立、互不相干的两个东西，而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

　　七、“马克思主义‘化’时代”与“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来看，也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化’时代”与“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所谓“马克思主义‘化’时代”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时代的基本特征和主题，解答时代的基本矛盾和问题，揭示时代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引领时代的发展潮流和方向［14］。

　　所谓“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在总结时代的发展规律中提升、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新性。

　　前面一组概念的关系一样，“马克思主义‘化’时代”与“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也是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发展理论相结合的过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而不是互相独立、互不相干的两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化’时代”与“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只是逻辑上的区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一个先此后彼、前后相继的事实，也就是说并不是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化’时代”的过程，再有一个“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从建党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历史来说，我们不能做出这样的界划，某一阶段或某几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化’时代”，而某一阶段或某几个阶段是“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的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化’时代”的历史，也是“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塑造时代的历史，也是时代塑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的历史，也是时代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时代因马克思主义的干预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富有朝气，马克思主义因时代的变迁而变得更加丰实、更加富有力量。

　　从建党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来说，我们也不能做出这样的界划，某一思想或某一创新理论(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化’时代”的理论产物，而某一种思想或某一创新理论(命题)是“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晶。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所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化’时代”的理论产物，又是“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晶。

　　总之，“马克思主义‘化’时代”与“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比肩并立、互不相干的两个东西，而是亦此亦彼、彼此互通的同一事物。

　　八、“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现实来看，是“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双向统一、双向互动的过程，包括“马克思主义掌握大众”和“大众掌握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

　　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理性转变为生动具体，由深奥思辨转变为通俗易懂，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被大众理解掌握和运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大众化，在于其理论的阶级性，在于其理论的实践性，还在于它的国际主义原则。”［15］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进行话语方式的转换，从学术性的理论术语和政治性的官方话语向日常性的生活话语转换，用通俗的文字、大众的语言和鲜活的材料来说明深刻的道理。要求马克思主义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贴近需要；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辐射范围要超越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因素造成的障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地域等界限。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的是群众掌握理论。

　　所谓“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就是用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去影响感化人民大众，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内化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内化为人民大众自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化为人民大众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强大动力；也就是向大众灌输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马克思主义掌握大众。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16］(P84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化’大众”要求化理论为立场，化理论为学养，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力量，以实现从头到尾，从表到里，从言到行之彻彻底底的马克思主义化。可见，“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强调的是理论掌握群众。

　　“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互动的结构，也是一种辩证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前提，“马克思主义‘化’大众”是结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化’大众”是目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内在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则是外在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着眼点是理论本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着眼点则是大众，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辐射功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是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能够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特点，包括在内容和形式上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大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所要‘化’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以便使其能够为大众所理解和自觉接受。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命题所要‘化’的对象则是大众，其所追求的目标是直接用马克思主义教化和掌握大众，甚至是使大众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5］(P10)

　　建党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始终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首先，从前者来说，90多年来我们党所创立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从后者来说，90多年来我们党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让马克思主义走进大众的生活，让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先进文化的思想熏陶。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常绍舜．再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J］．哲学动态，2007，(6)：7－8．

　　［3］张静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阶段的思考［J］．湖湘论坛，1998，(1)：7．

　　［4］王锐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该结束了吗?［J］．哲学动态，2007，(1)：6－7．

　　［5］汪信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三题［J］．山东社会科学，2010，(11)：5－10．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1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1－342．

　　［9］［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7－48．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12］衣俊卿．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新向度［J］．哲学研究，2008，(12)：4－11．

　　［13］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1．

　　［14］袁银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解析［J］．思想理论教育，2010，(13)：13－15．

　　［15］夏建国．马克思恩格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和实践［J］．湖湘论坛，2010，(5)：56．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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