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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代领导人锐意进取,前所未有地积极参与引领全球变革,明确表达支持捍卫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变革,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全球治理方案。在经济全球化面临十字路口、全球治理“困在冏途”的关键时刻,中国方案恰逢其时,体现了大国作为和担当,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打上深刻的中国烙印。

一、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改革不仅具有现实可能性,更具有历史必然性。

1.世界经济西落东起催生全球治理改革诉求

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现实土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治理的规则和制度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设计和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是诸如中国这样的战胜国和人口、面积大国,都没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实力下降,新兴力量迅速成长,现有国际机制赖以维系的客观基础发生了变化。全球治理是全球行为主体在全球范围和全球层次上对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治理,非西方国家要求共商共治是全球治理民主化和有效性的应有之义。如果说原来是实力不济、国微言轻,任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坐享特权和优势,那么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要求拥有与实力相称的代表性、发言权和决策权,即便按照西方国家的逻辑也是顺理成章的应然之事。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2.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美欧治理方案失灵

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深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疲软、贸易萎缩、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成风;英国脱欧、难民危机、右翼势力上升,欧盟一体化不堪重负;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意愿、方式发生变化,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思潮侵蚀着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领导力;恐怖主义肆虐,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盛行,全球笼罩在后危机时代的阴霾中;原来支撑经济全球化的理念规范,如自由贸易、开放市场、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治理作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实践方式因没有发挥有效作用而饱受诟病,说明其本身是存在问题的,也面临着危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治理对象扩展。全球治理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阶段,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尤其是全球问题凸显之后出现的,全球问题和危机就是全球治理的缘由和对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呈叠加之势,经济衰退、社会分化、政治恶斗连锁爆发,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恐怖主义变本加厉。与此同时,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气候治理遭遇变局,网络、极地、太空、海洋治理等问题应接不暇……这些不断涌现、日益复杂的全球治理对象均是单个国家无法解决的。

其次,全球治理主体分散。全球治理的供应方一直是西方大国,但它们却在全球治理的关键时刻被动退缩,无意作为;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心无力,资源不多,能力有限,且诉求不一,难以成为真正的治理参与方;新兴大国趋于主动,有心作为,但发达国家却没作好分享领导、协同治理的思想准备,而是处处掣肘。因此,全球“共治”前景暗淡,碎片化式的“分治”明显,大国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上升,不稳定期与当前全球治理的重构期重叠,给亟待加强和完善的全球共同、合作、多元化的治理增加了难度(参见王毅:《当前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的特点和难点》,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11/21/content_6478651.htm。)。

最后,全球治理供需失衡。治理需求在量上不断增多,在质上日益深入,但全球治理在供给上却陷入僵局: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主导的治理模式落伍,治理规则难以适应新情况、反映新现实;旧有的博弈性、竞争性、零和性的治理理念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相互依存的时代;原有的治理机构、平台与制度不足以覆盖所有的治理领域;少数霸权国家将一国私利置于人类公利之上,导致治理伦理沦丧、治理价值缺失。全球治理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供给低效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治理模式、治理规则、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价值和治理成效等各方面无不面临问题,“治理赤字”挑战严峻。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多事之秋,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却难以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无法为经济全球化保驾护航,反而由于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双重失调引发去全球化风潮。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和反对从世纪之交以民众运动为主的反全球化,发展到西方国家为主的占领运动,再到美英政策层面的去全球化、去一体化,深刻反映了美欧西方国家已经拿不出应对重大、关键治理问题的有效方案。时代需要有意愿、有能力、有代表性和有建设性的改革者。

二、中国全球治理改革方案的形成

中国领导人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时代脉搏,深刻洞悉全球治理变革大势,提出“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历史文化和现实作为,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这一轮全球治理变革中缺席失声、无所作为。这既是不容错过的历史机遇,也是不容推卸的大国使命。

1.表明中国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建设性作用

2013年3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指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28日。)这番话表明了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高度自觉,相比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表述(“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这是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全球治理的表述,也是党代会报告中首次论及全球治理。),一是从主要聚焦全球经济治理到关注全方位的全球治理;二是在参与态度上更加积极,明确要“发挥建设性作用”;三是在参与目标上强化了全球治理在国际秩序和制度保障两方面的功能。2015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接着,习近平在出访英国时指出:“随着中国实力上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2日。)这两次讲话分别从机遇和责任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改革问题上的韬略和自信。2016年9月,习近平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正式提出了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框架: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同时倡导“更具包容性、更加强调共赢发展的新型全球化”;提出经济治理的重点在于金融治理、贸易投资、能源治理、发展治理、腐败治理等问题,并对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平台等问题阐明了中国见解和主张。

2.宣告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如果说杭州峰会是中国方案的登台亮相,那么瑞士的两次讲话则意味着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形成。2017年1月,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集中论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方略:中国立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中国选择——“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中国对策——“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从中国立场到中国选择再到中国对策,习近平的演讲展现了全球治理领导力的中国担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旨在“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言简意赅的讲话将中国厚重的治理担当和高远的治理理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习近平的全球治理思想写入党的最高文件,郑重承诺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60页。)。2017年12月,在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作为全球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再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至此,志存高远、敢于担当的“中国方案”在国内外一系列重要场合宣示后完整出炉。

3.付诸中国实践——实施“一带一路”,创新全球治理思路

“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在“美国优先”方案、英国“脱欧”方案给全球治理投下不确定性之际,“一带一路”倡议立足开放的区域合作,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五通”工程成就斐然。东非铁路网起始段肯尼亚蒙内铁路竣工通车,中老铁路首条隧道全线贯通,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匈塞铁路、卡拉奇高速公路等项目进展顺利。中国—白罗斯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成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典范。2017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4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43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参见王珂:《一带一路全面务实合作成果亮眼》,《人民日报》2018年1月26日。)。“一带一路”正在以生动实践诠释着世界是联通的这一经济全球化新理念,同时也正在以鲜明特点展现出不同以往的全球治理新风貌。

三、中国全球治理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

全球治理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后果的一部分。“何为全球化?它是国际化、政治经济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联合体。”(〔英〕恩盖尔·伍兹:《全球治理与制度角色》,龙虎译,载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页。)在这三大因素作用下,资本成了全球扩张的野马,踏破界线长驱直入传统国家疆域,国家这一盛放权力的“容器”碎裂,主权四散开去,向上向下流失,向外向内耗散。“国将不国”“国不能国”成为经济全球化中或被动或主动的现实,国家的有限主权与资本的全球扩张之间的矛盾,促使区域治理、全球治理这种超越国家疆界的国际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全球治理与以往国际合作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一种多元平等主体持续协商的过程。当今全球治理主体有哪些?国与国之间怎样协商?基于什么规章制度和机制平台?目前要先走出哪一步?最后要达到什么目标?对于这些关乎治理现状、成效与前景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一一作出了回答。

1.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平等参与,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治理主体代表性、包容性不足反映了治理体系民主性、公正性欠缺,导致了治理结构的不均衡、不合理,也决定了治理结果的无效和不公。全球治理著名学者赫尔德和凯文·扬将参与的不断增加作为“有效全球治理的核心操作原则”,“参与性原则必须获得中心位置:不单单是因为公平,也是因为效率”(〔英〕戴维·赫尔德、凯文·扬:《有效全球治理的原则》,朱旭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处于治理的“中心”,是“治理者”;而发展中国家则位于“外围”,是“被治理者”。因此“全球治理”名不符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而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霸权治理”,实质是美国“治理全球”,离真正的全球共治,即多元主体平等合作治理还相距甚远。最突出表现就是仅占人口11%的七国集团长期占据全球治理的核心,这样的治理结构,不但未能体现绝大多数治理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反而形成了“中心—外围”的二元对立。有的学者将这样的治理称为世界治理,以区别于真正的全球治理。“世界治理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进行的,所营造的是一种霸权秩序。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转型,将意味着世界治理为全球治理所取代。全球治理不仅在空间上遍及全球,是全球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参与的治理,而且要求每一个局部性的社会治理都应拥有全球观念和全球视野。世界治理是民族国家开展竞争的框架,而全球治理将代之以合作,其目标是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张康之:《论走向合作的全球治理》,《学海》2017年第1期。)

习近平坚持各国都是平等的治理主体,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他多次申明:“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平等是规范各国关系的首要原则,维护国际秩序的根本底线,也是全球治理的本质要求。“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如果说中国贫弱时坚持平等原则带有自我保护的色彩,那么今日强调平等更能凸显中国外交的原则性与使命感。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前夕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应该由各国共同来决定。”(《习近平:中美应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922/c1002-27621133.html。)治理主体是影响治理结构的重要因素,主体不平等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最大诟病。对此,习近平指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上,习近平具体分析了平等治理要落实在三个方面,即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习近平提出了治理主体的四个“共同”,“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各国平等参与决策,构成了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平等共治是中国治理方案与历史上英国殖民治理和美国霸权治理的首要区别。

2.在治理方式上,强调基于制度规则的共商合作

全球治理的本质是一系列制度安排。欧盟被认为是区域治理的典范和全球治理的雏形,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高度制度化、规范化的治理方式。是否形成了一套合理有效的规则与制度决定了治理的效果。然而,现有的国际规则体系在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面前却是漏洞百出,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安全危机、气候危机等引发全球治理大面积塌方,“全球治理失灵”已成现实。对此,中国坚持“规则”“制度”“法治”是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关键词。“法者,天下之准绳也”,“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6月29日。)。习近平深刻指出,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在“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的大事上,中国“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参与全球治理主要是指参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推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三个重点领域的机制建设与规则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和身份定位,也符合我国利益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全球治理主要是依照现有规则进行的,没有规则就没有治理。但现有全球治理规则非朝夕可以撼动,事实上,规则制度有一定的滞后性,通常落后于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良好的全球治理既有赖于既有的公正合理规则,也有赖于即时的民主平等协商。全球治理过程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通过协调、合作、确立共识等方式建立或维持理想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国呼吁,全球治理的事情大家一起商量着办,全球治理体系大家一起建设,由此产生的成果各国一起分享。“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6月29日。)全球治理应基于开放、合作、共享的原则,“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适应形势变化,广纳良言,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合作为动力,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合作是必然选择,各国要加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治理的权威来自认同和共识,习近平杭州讲话中强调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充分体现了合作、伙伴、协商、认同和共识等一系列全球治理理念,这正是经济全球化多事之秋最需要倡导的建设性的全球治理方式。“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全球治理思路,将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平衡和可持续作为合作的基本原则(参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人民日报》2017年5月16日。)。

3.在治理平台上,新旧机制并重,增量改进“做加法”

全球治理以规则为基础,以机构为依托,规则与机构是全球治理一软一硬两大重要元素。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于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21世纪的全球治理也应该不同于20世纪的全球治理。联合国体制不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而设计的,七国集团不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组建的,国际经济组织“三驾马车”创立时更没有预见到今日中国的经济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框架为了适应新的治理现实必须进行调整。“世界上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随着世界不断发展变化,随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穷则变,变则通。’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习近平:中美应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922/c1002-27621133.html。)习近平不仅深刻洞察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趋势,而且适时把握中国的机遇与作为。

首先,习近平明确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坚决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及由此产生的全球治理体系,即政治上以联合国为中心,经济上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支柱的治理框架。经过几十年的学习、适应和接轨,中国成为这一体系的建设者、贡献者、维护者,而今正在向着核心参与者、决策制定者、方向引领者的角色靠近。习近平多次强调,联合国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作用不可替代,是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人民日报》2016年7月8日。)。针对联合国原则与宗旨遭到公然挑战,一些国家奉行霸权主义,绕开联合国践踏主权、破坏法治、引发冲突的行为,习近平振聋发聩地指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近几年,一些国家倒行逆施,推行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挑战多边贸易体系,习近平也发出了清晰声音:“坚持开放进取,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要提高经济合作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推动建设开放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加强国际援助交流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

其次,习近平支持二十国集团(G20)发挥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作用。七国集团代表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不足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非西方的治理思路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令人鼓舞,这促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协同发挥作用的二十国集团迅速机制化并跃升为全球治理平台。二十国集团中,南北方平分秋色,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经济体10个,发展中国家10个。习近平在圣彼得堡峰会上指出,“二十国集团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国际经济事务进行充分协商的重要平台。我们要把二十国集团建设成稳定世界经济、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人民日报》2013年9月6日。)在布里斯班峰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增长的催化器、全球经济治理的推进器”(习近平:《推动创新发展 实现联动增长——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6日。)。在中国主场外交场合,习近平肯定“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也属于全世界”。他还指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已经举行十届,正处在关键发展节点上,中方主办杭州峰会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二十国集团实现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在这一机制中,中国是联系南北经济体、东西方文化、传统七国集团与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向南北平衡、东西共治过渡的理想平台。

再次,习近平重视上合组织、博鳌论坛、亚信会议等区域性制度安排。通过支持、巩固、推动以亚洲国家、周边国家为主的地区机制,为区域治理提供公共产品,是中国处理地区公共问题、引领区域治理的思路和方式。习近平重视区域平台和机制建设,支持提升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新型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其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目前共有18国。2017年6月印、巴两国加入后,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口接近世界一半,领土总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1/5,GDP占世界1/4,成员国中有四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拥有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上合组织在加强反恐安全合作、解决世界能源市场问题、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行动中,都有很大的发言权。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既是我国的邻国,又处于“一带一路”的核心位置,加强上合组织平台建设有助于体现中国在新型经济全球化中的引领、主导地位,诠释中国全球治理的思路与理念;博鳌亚洲论坛是第一个把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主要功能在于凝聚亚洲力量联合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论坛发起时,中国就表示将为论坛的创建与运作提供支持与合作,使这一亚洲重要高端对话平台永久性地落户在海南博鳌,从而为中国发挥东道国主场作用提供了便利。近10年来,中国问题多次成为论坛讨论的热点,有的分论坛直接在标题中冠以“中国”字样,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亚洲、亚洲方式、亚洲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等理念成为论坛焦点。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中国发声、倡导、引领新理念新思想的舞台基地,以及和其他亚太国家探讨热点问题和地区长远发展问题的多边国际交流机制;亚信会议是一个包括26个成员国、11个观察员国及国际组织的地区性安全合作平台。中国是亚信创始成员国之一,2014—2016年担任亚信主席国,之后更加积极参与、支持和推动亚信进程,在引导合作机制完善创新、拓展伙伴网络、明确合作方向等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传递了中国治理思路与理念,提升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最后,习近平不失时机地提出并发起以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新型金融治理平台。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是我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全球金融危机已历时10年,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反映出全球金融体系的积弊之深,非改革不足以除弊。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全球金融体系,站在西方立场为西方利益服务,越来越满足不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因此,顺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愿望,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完善升级,成为我国创新全球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结合“一带一路”资金先行的具体实际,我国正在推进形成四大新型国际金融机制: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有人称其为“四大资金池”。这将推动一个更加平等的、中国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新型国际金融秩序的逐渐形成,进而从经济金融领域合作的溢出效应出发,推动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方案向其他领域和议题扩展。

以上这些治理平台和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功能分明的协作治理网络。创新机制平台建设,能够有效弥补现有国际体系和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不够、南方国家参与度能见度不高的不足,有助于构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4.在治理路径上,强调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可行、必行路径,也是实现全球共治的切实举措。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发言权,尤其是要提升制度性权力与话语权。一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进行投票权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这是中国全球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和切入点。由于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且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出资优势突出,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二是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这方面的工作头绪繁杂,过程复杂,需要长期努力。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不仅笼统地表现为这些机构中的代表数量和投票权重,而且还包括这些代表级别和分量,即有无在高层机构、关键问题上的决策权,如议程设置权、预算建议权、议事咨询权、报告拟定权、规则制订权、立法表决权、过程监督权和成果受益权等,这是比代表性和发言权更高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例如,在联合国秘书处,长期以来,美国人把持政治事务部,法国人把持维和行动部,英国人把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它们对秘书处官僚机构的行事风格、议程设置乃至政策制定往往都会产生较大影响(参见何银:《联合国维和事务与中国维和话语权建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习近平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人民日报》2016年9月29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三是通过加强金砖国家治理伙伴关系,争取更大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金砖国家都是新兴大国,数量不多,目标一致,容易协调行动。2015年7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习近平指出:“要共同致力于提高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顺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历史趋势。”(习近平:《共建伙伴关系 共创美好未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7月10日。)2017年9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讲话中,他强调:“随着我们五国同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客观上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没有我们五国参与,许多重大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解决南北发展失衡、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习近平:《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9月5日。)

“全球治理制度已展现出合法性不足、代表性不够、有效性不高等痼疾,严重影响着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进度和治理效度。”(于军、王发龙:《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11期。)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是全球治理改革的重点环节。“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治理的生力军,新兴大国是全球治理的排头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重要的基础。”(马朝旭:《全球治理向何处去?》,《求是》2013年第5期。)其一,全球治理转型是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分不开的。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经济全球化遭遇危机——欧美国家退缩自保——经济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这是一个逐一推进的过程,一起促成了中国创新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契机。这决定了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意志。其二,中国完善全球治理的意愿和担当是与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分不开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变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变化是同步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要解决的问题与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问题是同构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的利益与地位向来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地位是捆绑在一起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也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优先方向,也是建立资源共享、规则共建、责任共担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前提和必经步骤。其三,增加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是时代大势,是正义之举。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提出要建立国际新秩序,但能力所限,作为不彰。如今中国在具备将全球治理主张转化为行动能力之时,应把维护自身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做代言、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之事。“我们决心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版图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我们重申致力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9年春会、不迟于2019年年会前完成第15轮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一个新的份额公式。我们将继续推动落实世界银行股权审议。”(《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人民日报》2017年9月5日。)增加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前景可期。

5.在治理目标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包容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时代前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自觉引领,也为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和目标。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提出,人类生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老框框已经过时,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他倡导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JP2〗参见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要通过“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价值基础,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崭新理念”(王永贵:《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群众》2016年第5期。)。为人类作贡献是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梦想,更是新一代领导人的雄心。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连,中国梦造福全人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梦的价值追求,也是世界梦的理想所系。2017年初,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再次呼吁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和生态建设等方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路径与目标的思索,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终极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加集中地阐明了我党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主张。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并从和平观、开放观、义利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和生态观七个方面具体阐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体系。2017年11月,习近平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四个维度:互尊互信、互帮互助、互惠互利、互学互鉴(参见习近平:《携手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4日。),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同年12月,在世界政党大会上,习近平将建设更加美好世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旨归,“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次阐释,精准把握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及人类社会未来走向。

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全球问题成堆、恐怖活动失控的今天,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维护事关人类生死存续的共同利益和核心关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最大智慧、最高境界;唯我独尊、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只能激化矛盾,生产“敌人”,创造出“野蛮人”反抗野蛮对待的恐怖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国家、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分歧,立足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现实,反映了全球共同利益和价值,勾画了人类发展进步的美好前景和价值坐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进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在过程和目标上都是一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刻揭示了治理主体联动性、国家利益交互性、人类价值共通性和未来命运依存性,这恰恰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全球治理的内在依据和必然结果。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扩张过程中,资本凌驾于人民之上,占全球总人数1%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超过其余99%人口拥有财富的总和,全世界的穷人为富人的美好生活付出了惨重代价。共处同一星球、有着同样命运的人类,却被经济全球化分割成贫富对立的“两类人”,社会分化、阶级斗争、种族撕裂和文明冲突一幕幕上演。因此,强调同呼吸共命运的经济全球化、推进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才是人间正道。这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得到越来越多认同的原因。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中。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中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中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载入联合国,再次彰显了中国理念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和引领作用。

习近平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对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全面、系统、富有建设性的中国方案,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大国气派的全球治理改革方案。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由跟随者、参与者到建设者、引领者角色的转变,随着中国力量、中国作用、中国贡献的增大,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还将进一步充实、完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实践探索,必将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参考文献:

 [1]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3]周文、方茜:《“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0期。

 [4]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