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西方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西方围绕中国发展问题频频提出各种陷阱说，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给人们带来了不少困惑，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思考。面对新时代思想观念多元化和社会思潮多样化发展，我们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避免落入西方蓄意设置的话语陷阱。
一、话语权之争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场域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通过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多种媒体和语言方式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攻势。在推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过程中，西方国家开展的强大话语攻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政界和学界一些人在欢庆“冷战胜利”的同时，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强行把西方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作为全人类的唯一选择向世界推广，极力输出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试图建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制度模式。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下，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行西化、分化战略，诱导或强迫这些国家不顾国情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实行西方式多党制、三权分立制等。
进入新世纪，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和传媒企业借助其强大的信息技术优势和国际政治中的强势话语权，在世界范围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化”改造。面对西方国家在国际信息传播和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强势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长期处于被动。于是，话语权之争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场域。在当代国际政治领域和社会思潮研究中，话语权往往成为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工具。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认为，话语不仅是人们交际的手段，而且直接体现为“权力”的运用，即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福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维度，解释了包括话语在内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话语的本质就是一种权力，权力通过话语权的方式表现出来，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在政治学和社会学语境中，话语权实质上是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现方式。有研究者指出，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要求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传播中，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在今年8月21-2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要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努力争取更大话语权提供了遵循。
二、准确理解和认识“三大陷阱” 说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织、交流、交融、交锋频繁，话语权之争更趋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战略从未停止，其利用在国际传播领域和国际政治斗争中的话语权优势，不遗余力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影响，在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播领域抛出各种观点学说，与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阵地。我们要准确理解和认识西方提出的各种陷阱说。
1.“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来影响很大。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起源，有研究者认为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修昔底德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国家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指出，雅典的快速崛起震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老牌陆地强国斯巴达，恐惧迫使斯巴达对新威胁作出反应，威胁和反威胁催生两个城邦国家各自集结同盟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对抗，最后爆发了长达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摧毁了两个城邦国家。
关于“修昔底德陷阱”，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撰文指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的本意，而是西方学者杜撰出来的；该理论并非处理大国关系的铁律，英国崛起与“修昔底德陷阱”毫无关系；该理论在西方的走红反映了某些西方学者的冷战思维模式，迎合了一些持对华强硬政策人士的观点。
修昔底德本人没有提出陷阱说，他只是客观分析了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修昔底德陷阱”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首任院长、国际问题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他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他在《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一文中对修昔底德的观点进行概括得出结论：新兴大国在挑战守成大国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修昔底德陷阱”说出炉后，很快在政界和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成为一些人考察和分析新时代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工具。格雷厄姆·艾利森作为美国智库成员，借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比拟中美关系并进行炒作，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强将影响美国的霸权地位，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访美期间发表的演讲回应了“修昔底德陷阱”说，并强调指出：“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89页）
2.“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常用的一个专有术语。“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源自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00美元—12700美元的阶段)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等瓶颈问题，如果能够克服发展瓶颈，就会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成功转型。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拉美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则被认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鉴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拉美国家表现明显，有时也被称为“拉美陷阱”。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广受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红利消退、内外经济失衡和产业结构转型乏力等问题凸显，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断加强，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自从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以来，有关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更是不时响起。但事实上，近年来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561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1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600美元，明显超过中高收入国家门槛，但距离高收入国家尚有差距。
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人民日报 》2014年11月11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理念，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转变、重发展速度向重发展质量转变，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高效公平可持续发展。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与时俱进推动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创新，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收入提高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福利水平提高必须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
3.“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是近年来学界和网络上热议的话题之一。在网络上一些有关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塔西佗陷阱”大多用来阐述政府公信力问题。
与“修昔底德陷阱”相似，“塔西佗陷阱”既不是塔西佗本人创造的，也不是政治学中的铁律，而是一个被当代人从塔西佗著作中的一句话引申和演绎出来的概念，借助互联网广泛流传开来。谁是“塔西佗陷阱”的提出者，目前没有权威定论。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其专著《历史》中，评论罗马帝国皇帝伽尔巴处死了两名发动叛乱的将军时写道，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句话是“塔西佗陷阱”说的最初来源。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塔西佗陷阱”。他是在论述党群关系的语境下使用“塔西佗陷阱”的。他认为：“经济发展取得成效，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不意味着党的凝聚力和群众的向心力会自然同步提高，有时候党群关系反而是疏远了。”（《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他指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同上书，第35页）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一以贯之坚持。信任是支持的前提和基础，一旦党和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我们必须直面当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三、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中提升理论自信
各种陷阱说在党内外和社会上影响广泛，有人甚至把各种陷阱说作为考察和分析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金科玉律。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严峻复杂局面下，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能对一些西方的学说不加分析鉴别地照单全收，而应对之进行认真地分析和研究。
一是重视研究回应社会上流行的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学说。尽管各种陷阱说出处不同、有真有假、有虚有实，但其横空出现不是空穴来风，其广泛流行也并非偶然，对影响大的流行观点学说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要高度重视研究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学说，在与错误观点学说的斗争中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去占领，其他社会思潮就会去占领；如果正确的观点学说不去占领，错误的观点学说就会兴风作浪；如果党的权威声音不及时发出，各种噪音杂音就会扰乱视听。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流行观点学说进行辨析，不能用一些西方的学说和概念简单套中国实践，避免落入西方话语体系设定的逻辑轨道。
二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扎实的理论修养，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定，只有具备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扎实的理论修养，共产党人才不会被各种错误的观点学说迷惑。我们要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全面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弄明白历史怎样走来、走向何处、怎样走下去，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三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面对近年来出现的流行观点学说，特别是一些西方话语带来的思想认识误区，我们要注重从学术性和政治性、理论性和实践性、世界性和中国性等层面加强分析研究并及时作出回应。要站稳中国立场，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具有说服力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破除对西方话语和观点学说的迷信，避免成为西方的传声筒，不盲目乱用和滥用西方话语和观点学说，更不能用西方话语和观点学说裁剪分析中国的现实。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红旗文稿》2018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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