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后中国进入新时代，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研究中美关系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本质，“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新时代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从一个原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国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其实，毛泽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佣人员达370万，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尼克松之后美国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资本，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而依托军火美元金融资本。因此，这一时期，美中主要矛盾不是表现为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而是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二、新时代，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它手握大量军工订单，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指出：“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因此，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这从反面将中国推至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和平已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因而是非正义的一方。1956年，毛泽东在回答印尼总统苏加诺关于未来日本“会不会向外侵略”的问题时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临严重收缩。
据报道，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了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它连前十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高盛分析师理查德·拉姆斯登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年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消息，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1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在2007~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著低于1929~1940年的增速，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他认为：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在100年前也出现过。1916年，列宁在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
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他‘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为8000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一项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2017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IHS Markit分析员伊士曼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预算中，寻求大幅增加军费。”
据报道：2018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美国当前就业率上升是由军工生产大规模开工造成的。《纽约时报》文章称，在过去60年时间里，美国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冷战后全球军费的最高纪录是2010年的16300亿美元。”此时，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上欲罢不能。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美国垄断资本制度是世界动荡的根源。1973年6月5日，他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
“经济是政治的最集中的表现。”在国际资本收益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但空间将迅速收缩。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准备。
三、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问题就是矛盾。”观察今天的世界矛盾，还得回到阶级分析方法。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了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对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国及欧洲国家走向“冷战”对抗。而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概念，与美国形成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同志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看待世界局势。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当时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地是用“三个世界”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10年后，他又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1974年2月22日，他在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到世界形势时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表明，苏联接受“冷战”概念，使苏联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并使“冷战”的挑起者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所谓“美苏矛盾”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的关注和指责。与此相反，中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使新中国外交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反正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确实需要深入总结。
“货币没有主人”，金融资本也没有朋友。由于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示出其腐朽性、反动性和穷凶极恶的特点：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它还与美国人民及美利坚民族、欧洲人民及欧洲民族资本家产生日益难以调和的矛盾。新时代的国际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反动特点将使世界历史的“摆钟”再次向社会主义一边靠拢，用列宁的话说，它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结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历史又将我们送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新时代。2018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今天的美国垄断资本的“敌人”已是世界和平，这使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前所未有的壮大。世界政治正在向光明面演变。
四、新时代没有“新冷战”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外舆论中出现了“新冷战”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口号。可以说，这个概念和口号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它们缺乏矛盾分析，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在客观上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中国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
就在苏联“似乎在席卷挡在面前的一切”的时候，却倒在演员出身的里根的所谓“不按套路出牌”的冷战戏路之中。基辛格不无庆幸地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接着，他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必须指出，新时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延续，也有其独有的特征。“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的世界，南北矛盾已激化；与列宁时代相比，今天的“压迫民族”内部也已严重分化，并从南方国家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大本营的帝国主义“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以至出现“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失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外交路线。
五、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战略和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是有主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是有方向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的，这就是推进人类历史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时代的中国成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样的历史特点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中国的历史，是近现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而它不能不带有这个大时代的一般特点。列宁说：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在今天的中美博弈中，美国已从“9·11”时的“一鼓作气”，经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再而衰”阶段，现在的美国已进入“三而竭”历史阶段。因此，时间在中国一方。进退失据的特朗普身上已有了当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氏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氏不要华约，特朗普也几乎不要北约了。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有入木三分的评价，认为：“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1959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今天特朗普执政风格已很有些赫鲁晓夫的率性特点。戈尔巴乔夫是将赫鲁晓夫政策贯彻到底的人。基辛格看出了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
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
如用基辛格的这个评价预言美国的未来是合适的，那就是今天的美国与当年的苏联一样，已是日薄西山。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采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全面进攻的外交策略。20世纪70年代，鉴于美国的衰落，1971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二十四大上说：“今天，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或者违背它的意愿而能够得到解决的。”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称：“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1975年6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讲话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苏联全面进攻的外交政策的结果，是将整个西方国家推向苏联的对立面并由此耗倒了苏联。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时代，我们外交政策仍要采用“熬时间”的路线，准备持久斗争。1941年7月15日、18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敌强我弱的大势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熬时间，不伤元气”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在这方面，新中国外交不乏成功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内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也掀起反华合唱。中国安全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在东南方向，美国在越南推进“特种战争”，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在北方，1962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在西南方向，印度借机蚕食中国边界。为了应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总体上采取守势策略，但在西南局部方向，亮剑印度，攻其不备。一仗下来，遏止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非法蚕食，同时打破了美、苏、印结成的反华联盟。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对毛泽东的策略表示赞赏：
……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
对印自卫反击战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基本偃旗息鼓。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中国外交由此转入相对主动。
“熬时间、不伤元气”，总体防御并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一种积极防御方针，即总体防御、局部进攻方针。今天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及全球大国关系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已有天翻地覆且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但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仍没有变。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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