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本质上是一场由资本操纵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公投，在政治派别态度暧昧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成功操纵了大众的意识。英国脱欧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是2007年以来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深入发展的直接产物。此外，英镑及美元与欧元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加剧了英国脱欧。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会刺激欧盟各国内部的脱欧势力，从而导致欧盟越来越沦为一个空架子。
［关键词］ 脱欧公投，新自由主义，戴高乐主义，欧盟
此次英国脱欧公投所启动的脱欧进程，势必对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局势产生深远影响。英国脱欧公投，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是2007年以来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深入发展的直接产物，当然更是撒切尔主义在英国的一次无可奈何的挣扎。英国脱欧公投所展示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全面衰竭。
一、脱欧公投背后的政党媒体化与政治投票的异化
此次英国脱欧公投本质上是一场由资本操纵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公投。对于脱欧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是脱欧派内部还是留欧派内部，都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没有统一的共识。新上任的工党党魁科尔宾认为，脱欧本身是一个伪问题，真正应该讨论的是工人权利、环境保护、提高企业税收、增加收入等。然而，这些真正关涉民众利益的问题都被英国大众媒体和政治议程所屏蔽，在西方资本主义政体下，真正对老百姓有利的议案，是上不了公投台面的。大众媒体对英国民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洗脑”。因此，在英国，没有是否应参与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公投，没有是否应限制富豪财产的公投，也没有是否应增加社会福利的公投，却有在极右翼主导的反移民议题及其相关的脱欧问题上的公投。
在脱欧问题上，本来互相对立的政治团体奇妙地走在一起。除了新兴的独立党外，英国传统的政党，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因为脱欧问题产生了分裂。因为脱欧问题，整个英国分裂成了两派。无论是脱欧阵营，还是留欧阵营，虽然它们在这单一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在其他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如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以及环保、企业税收等）都南辕北辙、尖锐对立。
在英国脱欧公投过程中，缺少严肃的政治讨论，大众传媒成功地操纵了大众的意识。在各大媒体中，脱欧派和留欧派势均力敌，《太阳报》《每日邮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媒体支持脱欧，而《卫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镜报》等基本上支持留欧，其最终结果是脱欧派和留欧派投票也几乎势均力敌。
更为显著的是新兴的社交媒体的作用。公投时，仅在推特上关于公投的推论就高达50万篇。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各种“洗脑”信息充斥大众头脑，使大量投票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可操纵性。公投最终结果是，支持脱欧的选票高达1700多万张，比留欧派选票高出100万张。然而，公投结果刚刚出笼，脱欧派刚刚获胜，很多投了脱欧票的民众却反悔了，在社交媒体上，“悔脱欧”成为替代“脱欧”的新热词。仅仅三天内，英国政府和议会请愿网站上要求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再次举行公投的人数就超过300万。这反映出在大众传媒的误导下，英国民众对脱欧的认识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次，整个脱欧公投过程，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被操纵性。
英国脱欧公投乱象的背后，是资本主义政党媒体化与政治选举的异化。只有理解了这点，才能真正理解英国脱欧公投的本质。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其选举从一开始就是少数有钱人的游戏。选举权与财产权挂钩，广大底层人民的权利被剥夺和限制，直到1948年复数选权（英国有钱人可依据其在不同选区的财产权拥有多个选票）才被工党取消，而后直到1969年英国的普选制才真正确立。而与资本主义普选权的推广相伴随的，是媒体的资本化以及资本控制的大众传媒对选民的思想控制。
媒体垄断化的结果，是西方资本主义政党的日益寡头化。在20世纪后半期以前，西方传统政党基本上依靠党员活动来联系、说服、组织、动员群众，政党组织充当党魁和政党候选人联系动员大众的媒介。随着大众传媒对广大群众思想渗透和控制能力的日益增强，特别是广播、电视、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党魁和政党候选人通过专业竞选团队和大众传媒动员民众所起到的效果，已经远远高于通过资产阶级政党组织所起到的作用，后者逐渐被前者取代，资产阶级政党出现了去政治化、去组织化的现象，政党媒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大众媒体则已经完全被垄断资本寡头所掌控。通信技术的变革，尤其是电视的出现，使候选人可以直接接近投票人，减少了政党作为政治信息资源的作用。
在1960年的美国大选中，肯尼迪和尼克松的支持率原本旗鼓相当，但在首场CBS电视台组织的电视辩论中，尼克松完败于重视电视这一新媒体的肯尼迪。在大众媒体的塑造下，政治投票和选举越来越肤浅化和庸俗化，政治竞争和选举的焦点逐渐从政治倾向、意识形态、经济社会政策、群众自身根本利益等核心问题上转移，在政治选举中政治候选人的媒体形象日益重要，政治竞选和政治投票越来越像一场由专业营销团队策划的商品推介和商品营销，在这个过程中，金钱及资本的作用更加显著。美国学者RE登顿指出： “一个成功的总统竞选和总统职位，基本上是一个产品和营销定位问题。”赵可金：《美国政治营销的兴起》，《美国研究》2008年第2期。后来，通过巨额资本成功塑造媒体形象，是历届美国总统候选人赢得大选的关键。在垄断资本控制的所谓消费主义社会中，媒体和广告不仅仅承担着变态地刺激日益萎缩的有效需求的重要经济职责，它亦更加深入地嵌入资本主义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活之中。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早在1966年所洞见的：“它（广告）既是一种抵消垄断资本主义停滞趋势的力量，同时又表明它是著名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总设计师。”同样，在英国，原来具有浓重左翼色彩的工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日益蜕化变质。在这个过程中，最终的结果不是工党利用了媒体和资本，而是资本和媒体绑架了工党。
二、脱欧公投是垄断资本转移社会矛盾的必然产品
英国脱欧公投及其导致的英国脱欧，是2007年以来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大危机的直接产物。这波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撒切尔和里根开启的长达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资本尤其是大资本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工人福利被不断缩减，资本的收益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有效需求不足、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资本流入金融和虚拟经济、金融泡沫膨胀、房地产等投机盛行、实体经济萎缩，并最终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进而是大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破产、公司和国家债务的飙升，以及大量工人的失业。这种长达30多年的大趋势和大转折，在新自由主义的母国即奉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英国和美国，比欧洲大陆更为明显。
然而，作为垄断资本的政治代理人，和英美一样，欧洲的主流政党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法是进一步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饮鸩止渴，其中包括紧缩政府开支、压缩国民福利、降低对工人的保护、允许资本更加自由流动、减少对富豪和大资本的征税、允许资本用更加低廉和苛刻的条件雇佣工人、引进发展中国家移民使之与本国工人恶性竞争等。
卡梅伦政府2010年上台后，英国一直是大规模引进移民比较积极的国家，2012年，英国一度是欧盟国家给予新移民公民身份最多的国家，占总数的1/4。但是面临广大工人阶级的怒火，英国保守党及新成立的独立党，不得不将危机的根源归结到欧盟和移民身上，煽动种族主义的反移民情绪，用种族问题掩盖经济危机下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这个招数同样盛行于美国。对于英美国家来说，这一招数几乎是推行了200多年的国策。每当资本主义阶级矛盾激化时，资本家及其控制的大众媒体就会煽动种族主义来转嫁矛盾。
因此，卡梅伦虽然在口头上屡屡表态要限制移民，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措施。一边大规模引进移民，将其作为廉价劳动力缓解经济危机，一边制造反移民舆论，转移经济危机的根源，同时用脱欧公投要挟欧盟降低移民的福利。这就是卡梅伦及其保守党政府的一箭三雕之策。但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马加里蒂斯·斯基纳斯表示：“关于欧盟移民福利的改革要求是对欧盟其他成员国公民赤裸裸的歧视。”在欧盟看来，让劳动力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显然会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维持移民一定程度的福利，对资本本身也是有利的。问题在于英国的金融资本一方面想享受在欧盟内部市场的权利乃至特权，另一方面却不想承担欧盟内部市场、人口自由流动的义务，这显然是欧盟难以接受的。
三、英国脱欧公投的背后是英镑及美元与欧元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
早在2011年，在法国和德国的倡导下，欧盟就曾计划逐步对欧盟成员国每年征收金融交易税，以遏制金融投机和金融泡沫的膨胀，限制短期投机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金融风险，但是这项政策遭到伦敦金融城的强烈反对。至2015年12月，欧洲的金融交易税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欧盟10个国家（FTT10国）已经同意在2016年中期征收金融交易税——这一时间表和英国脱欧的步伐基本上完全一致：欧盟计划监管金融资本、征收金融交易税，英国则以脱欧公投相威胁，而脱欧公投的时间刚好和欧盟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时间一致。根据此次协议，欧盟10国已经接受了欧委会提出的反避税机制，如果美国金融机构想逃开金融交易税，那么就必须放弃与FTT10国进行交易，而FTT10国经济总量几乎占到了欧盟经济总量的2/3。按照这一协议，英美的金融资本，将遭受欧美的严格监管和限制。这是卡梅伦政府及英国独立党煽动脱欧的根本原因。而在同一时期，卡梅伦要求在欧盟条约中加入新的“约束性原则”，其中包括一个允许英国暂停新规的“紧急刹车”措施。对于欧盟征收金融交易税，卡梅伦公开表示反对；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则向欧盟发出警告，表示将向欧洲法院提请阻止金融交易税。《欧洲金融交易税风刮美国》，《国际金融报》 2015年12月14日。
英国保守党脱欧派及独立党的如意算盘是，脱欧后英国可以制定比欧盟更加自由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虽然脱离欧盟短期内会给英国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但是因为英国本身就和欧盟融入不深，脱欧后导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例如原来欧盟内部的贸易优惠条件等，可以通过双边协议来实现。脱欧派认为，瑞士贸易战略就以双边协定为主，并没有区域性贸易协定，但经济增长率比大多数欧盟国家都强。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7月27日，欧盟任命曾任法国外长、欧盟内部市场与服务委员（2010~2014年）的米歇尔·巴尼耶负责与英国的脱欧谈判。在担任欧盟委员期间，巴尼耶主导对金融市场进行改革，并成立泛欧洲的银行联盟，是一名坚定的欧盟邦联主义者，他在任内同伦敦金融城冲突不断，比如严厉批评伦敦金融城内机构高管的高额分红现象，并多次与英国政府翻脸，在他任内，共出台了超过40条旨在约束银行和市场的欧盟法律，并大力打击空头行为等。英国脱欧之后，英美金融资本与欧盟的矛盾必将进一步激化。然而由于欧盟自身的软弱和内部丛生的问题，尤其是缺乏统一而集中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欧盟被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或在与英美的博弈中败下阵来，也许会是大概率事件。
四、戴高乐主义的终结——脱欧公投背后的世界地缘格局
在脱欧公投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华尔街资本的暧昧态度。以索罗斯为例，虽然口头上支持欧盟，但是公投前三天，他却公开警告，英国脱欧将可能导致英镑下跌15%~20%，并指导旗下基金大举买入黄金及相关资产，卖出股票，实施卖空。公投结果出来后，法德都表示英国脱欧对欧盟影响不大，但索罗斯又急着表态说，英国脱欧使得“欧盟瓦解实际上已经无法挽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表示，英国脱欧之后英美之间的情报合作会加强，欧盟此前在反恐行动上也没有发挥过组织化的主导作用。华盛顿一些观察人士也欢迎“脱欧”，认为脱离了欧盟决策和义务的英国，将会在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上发挥更大的能动性。
一定程度上说，英国主流媒体在脱欧问题上的分裂，背后是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精英在地缘政治上的分裂，一派要完全彻底地依附美国，一派要像当年的布莱尔主义一样，继续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搞投机主义。公投的结果有利于前者。
欧盟的成立，是二战后法德资产阶级维护自己利益及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其中代表性的国际政治路线是极力反对美国霸权、谋求欧洲自身团结和独立的戴高乐主义。早在二战期间，丘吉尔就曾对戴高乐坦白：“您要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海洋之间做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海洋的。您还知道，如果我必须在您和罗斯福之间做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的。”在戴高乐看来，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对美国俯首听命，“甘心追随美国人的政策”。
英国加入欧共体，是戴高乐1970年去世以后的事。1966年3月10日，戴高乐还正式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要求所有北约基地撤离法国，北约总部由巴黎迁往布鲁塞尔。英国和欧盟后来的风雨历程，完全印证了戴高乐的高瞻远瞩。
冷战结束后，苏联瓦解，美国一极独大，欧洲未来的健康发展，仍然需要类似戴高乐主义的指引。戴高乐主义的渊源可上溯至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实践，它在经济上强调国家控制、人民福利和劳资合作；在政治上强调实质民主和人民主权；在外交上面对英美帝国霸权则强调独立自主。而英美模式则不同，它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及英美全球性帝国历史实践的产物，它在经济上强调自由市场和资本控制；在政治上强调民主程序，用所谓竞争性的选举取代了人民主权。然而遗憾的是，自戴高乐逝世后，由于基本上采纳了英美政治经济模式，欧洲再也没有出现过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戴高乐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法国被终结。2009年3月，法国全面回归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萨科齐赤裸裸地宣布：“在现代世界，人必须有魄力改变半个世纪前做出的某个决定。法国属于西方大家庭。法国回家了。”反倒是当年戴高乐的左翼对手继承了其遗产。法国前总理、社会党人法比尤斯对此批评说：“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戴高乐总统预见的世界多极化格局正逐渐成为现实，而法国此时却选择全面回归北约这一‘冷战’产物，把法国‘降格为北约普通成员’，这势必影响法国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并削弱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欧盟依附美国的结果是，极大地损害了自身的利益。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虽然欧盟的实体经济远远好于美国，但金融危机对欧盟的损伤却一点也不亚于美国，这很大程度上是欧盟对美国过于信赖的结果。以希腊债务危机为例，为了加入欧元区，高盛公司为希腊量身定做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其掩盖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以符合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为了掩饰债务，希腊在高盛公司的帮助下制造了更多的货币掉期交易，使希腊深陷坏账漩涡而无法自拔。高盛还把德国拉下水，向德国工业银行出售了大量风险极高的垃圾债券，然后对赌做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引爆了希腊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
英国脱欧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会刺激欧盟各国内部的脱欧势力。在法国，亲美派已经崛起，戴高乐主义被基本终结。如果英国脱欧引发脱欧潮，欧盟必然走向风雨飘摇之路，那么最终结果正是当年戴高乐所担心的，“最终会出现一个依附美国并受美国领导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美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华尔街资本的利益将凌驾于欧洲各国之上。对于世界多极化趋势来说，这显然是一种倒退。所以，英国脱欧这件事，不仅仅是对欧洲普通工人阶层的损害，也是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损害。
作为戴高乐主义的遗产，欧盟越来越沦为一个空架子。欧洲各国由于基本上采纳了英美政治模式，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其内部党派林立，政治权力无法集中，亦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战略，英美金融资本在欧洲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渗透和控制，并最终导致欧洲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面接纳了英美（里根-撒切尔）所鼓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只要一个国家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减少对资本的税收、削减国民福利），那么其他国家除非有非常集中的政治权力，否则必然会被迫推行这种模式，反之，其资本就会外流到新自由主义国家。二战后，欧洲自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推行了30年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内需旺盛，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其核心秘密就是通过国家加强对资本的管制，加强对资本的税收，建立福利社会，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而欧盟今天的困局，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欧洲学习英美对资本松绑的结果。
网络编辑：张福军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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