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东欧八国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大大增强且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欧洲的社会主义流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本文拟着重考察 20 世纪下半叶( 二战胜利后到苏东剧变前) 社会主义流派在欧洲的历史演进。
一、20 世纪下半叶，欧洲原有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新发展
二战胜利后，一些在 20 世纪上半叶甚至更早时期就已在欧洲存在的社会主义流派，尽管在发展进程中有起伏，但总体呈现出力量日趋增强、影响不断扩大、势力不断扩张的态势，并得以“冲出欧洲”、“走向全球”，成为国际性的社会主义流派。
(一) 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 民主) 党的发展与扩张
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在其发源地西欧率先得到恢复与发展。在二战欧洲战场结束后举行的英国大选中，工党第一次获得了压倒多数胜利并组成了其第三届内阁，得以实施渐进主义政策。在随后进行的其他欧洲国家的选举活动中，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 民主) 党都获得了比二战前更多的选票。1945 年底，西欧国家的社会( 民主) 党党员总数已由战前的500多万增加到800多万。在英国工党等欧洲社会( 民主) 党的积极推进下，1951 年 6 月，社会党国际在德国法兰克福宣告重新建立。重建的社会党国际有成员党 34个，党员 978 万，选民 4350 万，力量和影响较之前都有显著增长。为进一步扩大势力和影响，197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大会专门把讨论发展中国家设为主要议题。1977 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社会党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东京宣言》，明确提出要实行“摆脱欧洲中心主义; 面向全世界的政治潮流”的新方针，声称“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为欧洲，而且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中东、非洲和美洲的发展和进步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 世纪 70 年代，一向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党国际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影响的措施，包括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委员会( 1980 年) 以及“亚太地区社会党会议”( 1981 年) ，派出各种形式的代表团和个人到亚非拉地区进行宣传鼓动等。
伴随着社会( 民主) 党政治势力的扩张，社会党国际改变了过去那种“成员绝大多数由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组成，影响局限于欧洲和美国”的状况，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到 1983 年，社会党国际 50 个正式成员中，欧洲有22 个、拉丁美洲有 12 个、亚洲有 8 个、北美洲有 3个、非洲有 3 个、大洋洲有 2 个，其中在国内执政或参政的有 23 个，包括欧洲 13 个，拉丁美洲 5个，亚洲、非洲各 2 个，大洋洲 1 个，社会党国际由昔日的“白人国际”扩展为“小联合国”，成为一个力量和影响遍及全球的世界性政党联合组织。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社会主义党、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及奥地利社会党等，都曾在本国政坛和国际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其中，瑞典社会党更是创造了在多党制下一党单独连续执政长达 44 年的纪录，并建立起令世人瞩目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橱窗——“瑞典模式”。
执政的社会( 民主) 党在增进工人和人民大众福利，促进工人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扩大工人民主自由权利，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效。
但同时，社会( 民主) 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与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有着本质区别。社会党国际在成立初期，积极迎合美国的“冷战”策略，认定美国是“自由与民主的主要支柱”，并紧跟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反苏反共的对外政策，包括支持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支持西方各国增加开支重整军备，借“匈牙利事件”掀起国际反共高潮等。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党国际才开始与社会主义国家谋求缓和，签署了一系列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协定。20 世纪 80 年代，以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维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 为首的社会( 民主) 党人，提出“和平必须高于意识形态”，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但是，这些做法并不是想也未能真正淡化社会民主主义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只是换一种手法，即“通过接触来改变”。
苏东剧变前夕( 1989 年 6 月 20—22 日) 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原则声明》，公开主张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并在苏东社会动荡时采取“东进战略”，促使苏东地区的共产党向社会民主主义倾斜，直至社会民主党化。对此，1992—1999 年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的皮埃尔·莫鲁瓦( Pierre Mauroy) 曾毫不讳言地表示: “共产主义的垮台使社会党人为其过去 70 年与之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而骄傲。”
( 二) 市场社会主义在东西方的大发展
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市场社会主义就在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经济的合理计算”的论战中正式诞生。但是，直到 20 世纪 50年代以后，随着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暴露，市场社会主义才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在东方和西方两大世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获得了重大发展。
在西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本杰明·沃德( Benjamin Ward) 在研究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于 1958 年提出了“伊利里亚”经济模式。该模式主张生产资料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企业; 市场作为经济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通过适当的方式和手段调节经济活动，影响和规范企业行为等。沃德的研究激发了西方其他学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兴趣。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雅罗斯拉夫·范尼克( Jaroslav Vanek) 提出的以工人参加管理和工人自治为特征的“工人自治经济模式”、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者阿萨尔·林德贝克( Assar Lindbeck) 设计的带有鲜明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混合经济模式”、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克 · 诺夫 ( Alec Nove) 论证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其他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也相继在 20 世纪60—80 年代问世。
尽管市场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欧美国家得到重大发展，但这一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主阵地仍然在苏东国家。
针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苏东国家一些学者提出了他们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叶夫谢·格里戈里耶维奇·利别尔曼( ЕВсеи Гриторъевиц Цибериан) 提出了“利润刺激或物质刺激经济模式”，该模式抓住苏联经济管理中长期存在的中央集中过多、管得过死、轻视物质鼓励等弊病，主张简化指令性计划指标、让企业拥有更多的经营机动自由，并提出了以利润为核心的计划以及评价和奖励企业的一套新办法。在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布鲁斯( Wtodzimier Brus) 提出了“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 在捷克，被誉为“捷克经济改革之父”的奥塔·锡克( Ota Sik) 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著名经济学教授吉里·考斯塔( Jini Kosta) 提出了“计划——市场经济模式”; 在匈牙利，以短缺经济学研究享誉于世的亚诺什·科尔奈( Janos Kornai) 提出了“在计划经济内导入市场机制的模式”、著名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涅尔什·雷热( Nyers Ｒerso) 提出了“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经济模式”、经济学家里斯卡·蒂博尔( Lissick Tibor) 提出了“计划竞争市场经济模式”; 在南斯拉夫，有以著名经济学家勃朗科 · 霍尔瓦特 ( Branko Horvat) 为代表的市场学派以及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爱德华·卡德尔( Edvard Kardelj) 提出的“自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这些理论模式，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市场和企业的作用，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可控市场引导企业决策，实现计划和市场、劳动者自主管理与宏观经济计划结合的社会主义运行模式，回答了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机制、计划和市场如何协调等一系列问题。
除在理论层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之外，市场社会主义在二战后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被付诸实施。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率先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上了“自治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充分的酝酿准备后，匈牙利等国也陆续走上了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道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扩大企业权限、鼓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发展和经济上的高度增长。正如科尔奈指出的: “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观点并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政治与经济的思想领域，它们有一个显著的影响，即说服了一系列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上采取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由于东欧各国赖以实践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不完善，加之受到其他诸多经济政治因素的制约，这些实践最后均以走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滑入经济自由主义泥潭而告终。
( 三) 托派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高潮
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托派社会主义( 亦称为“托洛茨基主义”) 在苏联遭到镇压和驱逐后，到巴黎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 即托派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组织“第四国际”) 。二战一结束，第四国际便着手恢复组织、扩大队伍，分别于 1946 年、1948 年、1951 年召开了三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二战后托派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第四国际，将之建设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围绕这一任务，托派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务实的战略策略，包括利用各种集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广泛发行图书和宣传品、出版报刊杂志等，借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短短几年，托派成员就超过了二战前的规模，发展到了几千人。随后，托派根据当时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调整自己的战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抓住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欧美国家出现的新的革命浪潮，托派积极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尤其是青年学生运动，并以独立政党的身份参加欧洲一些国家的总统竞选和市政选举。
这一时期，托派第四国际的力量在欧洲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些过去从不与托派往来的国家，也纷纷建立起了托派组织。托派成员猛增至六万多人，遍及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西方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和传记。“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托派社会主义者在国际思想界颇为活跃。据报道，全世界托派报刊的总发行量约达 25 万份。1977 年，当十月革命 60 周年纪念日时，西方一些报刊掀起了一股托洛茨基的‘回忆’浪潮，不少学者和托派人士写了许多有关托洛茨基的传记、回忆录以及论述托洛茨基主义的书籍，如托派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传》、美国学者 P. 阿列克山德尔的《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马忠行写的《托洛茨基主义》一书在日本畅销，连续出了 6 版。”
托派的两个重要代表欧内斯特·曼德尔( Emest Mandel) 和伊萨克·多伊彻( Issac Duetscher) 更是在宣传和发展托派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被誉为“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当代托派最重要的理论家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论欧洲共产主义》等著述中，结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提出了许多与传统托派不同的观点，丰富了托派思想。多伊彻在潜心研究托洛茨基档案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托洛茨基以及苏联问题的著述，包括《莫斯科审判》、《异端与叛徒》、《共产主义的三个潮流》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托洛茨基传》一书，以《全副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被放逐的先知》三部曲的形式出版，先后被译为多种文字，起到了推广托洛茨基和托派思想的作用。
20 世纪下半叶的托派，在恪守老托派“暴力革命”、“输出革命”信条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特点提出了许多新思想。一是大力主张“积极罢工”，认为通过一场总罢工导致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高度工业化国家任何一场革命危机都将遵循的模式;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是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由之路，认为“在国际范围内国与国之间力量的社会—政治均势不平衡发展条件下，可以在一国范围内开始建设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只有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也就是说，它必须在世界主要国家内实现”。
二、20 世纪下半叶，欧洲一些社会主义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除原有一些社会主义流派得到了新发展外，20 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还涌现出了一些新的社会主义流派。有产生于绿色运动、声称“人们在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中，精神和生命正濒于崩溃和毁灭的边缘”，并将这种全球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建立一个符合生态环境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实现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态社会主义”; 有在欧洲一些国家风行一时、宣称要“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西欧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一条既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于苏联东欧已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革新路线”的“欧洲共产主义”; 有认为“新的时代破坏了工业社会主义的价值，而使得更一般的、与工业化没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范式具有现实意义”的“后工业社会主义”; 有在第二次女权运动中产生，主张“彻底变革社会制度，为妇女解放创造必要条件”的女权社会主义，等等。这里重点介绍和分析欧洲色彩更为鲜明、影响更为深远的欧洲共产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
( 一) 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影响
欧洲共产主义正式形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现实的反应; 其次也是对苏联社会尤其是其消极方面——它没有资格充当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进步的典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反映。”
欧洲共产主义是欧洲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时任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圣地亚哥·卡里略( Santiago Carrillo) 描述的: “生产力的国际化，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像共同市场那样的地区化的作法，也就是超越了一国范围的社会形式。……正像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在封建制度中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已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达到成熟了。”卡里略等人不仅看到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危机，现代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了，而且根据当时西欧已经建立的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进而提出: “从根本上说，这种制度是有效的，如果它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话，它会更加有效”。主张通过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三个核心成员——意共、西共和法共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意法两国共产党在 1975 年 11 月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指出: 社会主义“应该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不断民主化的过程中加以实现”; 西共九大决议也提出: “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是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 法共二十三大决议规定:“为了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我们愿意走一条本身也是民主的道路。目的和手段是协调一致的。”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还与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有着直接关系。1968 年发生的“布拉格之春”和苏联侵捷事件，激起了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强烈义愤，欧洲 17 国共产党公开表态支持“布拉格之春”，并发表联合声明进行抗议。这是欧洲各国共产党第一次联合对抗苏联，并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自主路线形成的标志。
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包括，以暴力为后盾和平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议会内斗争和议会外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斗争形式、从“历史性妥协”到“民主替代”的联盟政策、用“结构改革”代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新型的群众性政党”和多党制原则、反对大党中心主义的“多中心论”等。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对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寻。欧洲共产主义主张通过和平夺取政权、彻底改造国家机器的方式，逐步确立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当然，欧洲共产主义并没有否定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以及使用暴力的可能性，认为“如果统治阶级封闭民主的道路……必须用暴力去压制暴力的反抗”，主张实行议会内外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政策。二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尽管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各国共产党对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各具特色，意共提出要建立“在政治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共提出要建立“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西共提出要建立“民主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但其目标都是要“建立一个独立于苏联和美国的欧洲，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欧洲”，“在欧洲共产主义潮流的行列里的党一致认为需要走向这样一个社会主义: 它实行民主，实行多党制、议会和代议制机构。它通过普选定期行使人民的最高权力”。总之，欧洲共产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享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
自称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并不是全部来自欧洲( 其中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是西共、意共和法共三个欧洲政党) ，还包括亚太和拉美地区的澳大利亚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墨西哥统一社会党、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政党组织。这表明，欧洲共产主义曾是一支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力量。的确，欧洲共产主义自形成后，在欧洲乃至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处于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这一流派，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多问题，并在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走向衰落。
( 二)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
随着二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西方国家进入了第二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由于这种增长基于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基于欲壑难填的物质享受的追求，因而造成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致使自然界的动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界原有的自我调节机制在人类大量排放的废弃物面前失去效用。面对日趋恶化的生存条件，人们不得不去思考问题的根源并寻找解决的办法。由此，便萌生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旨的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与欧洲共产主义几乎同期产生，该流派发端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开展的绿色运动，又被称为“绿党社会主义”。第一个绿党( 新价值党) 成立于 1972 年的新西兰，但此后欧洲成了绿党发展的中心，欧洲第一个绿党是1973 年成立的英国人民党( 该党于 1975 年改名为“生态党”) ，世界上最大、成绩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绿党是 1980 年成立的联邦德国绿党。这些组织和政党的成立，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组织条件。
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把维护全球性的生态平衡与实现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早期生态运动的目标相对比较简单，常常是围绕某一具体生态环境问题展开活动。该阶段的主要代表是前东德共产党人、被誉为西方“社会主义生态运动代言人”的鲁道夫·巴罗( Ｒudolf Bahro) 和前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意识形态负责人亚当·沙夫 ( Adam Schaff) 。
随着生态运动的深入开展，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危害性的思索超越了生态学范围，相应地，生态运动成为一种集环境保护、和平运动和女权运动等为一体的全球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整个欧洲地区迅速崛起，并呈现出“红”、“绿”交融的景观。除了绿党中出现了激进的社会主义左派以外，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也从最初对绿党的拒斥，开始转向谋求与绿党结盟。社会主义左派与绿色生态运动的结合，使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范围的反战、反核、和平、裁军、环境保护等运动达到空前的规模。德国绿党公开打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号，澳大利亚共产党率先提出了“红绿联盟”的纲领。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同时不满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试图寻求一条能够吸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参与的生态激进主义的革命道路。该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易斯( William Leiss) 和本·阿格尔( Ben Agger) 。
由于生态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生态、和平、人口、科技负效应以及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等问题，大都切中时弊，因而得以在短期内迅速发展。随着生态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当时的许多政治家也开始打起了生态牌。如美国第 39 届总统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在 1976 年的总统竞选中，就依赖其对环保的承诺获得了胜利。另外，随着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绿党的队伍也逐步壮大，成立了包括“生态欧洲”( 1976 年成立，目的是加强欧洲各国绿党的联系，强调依据生态规律协调欧洲发展的重要性) 、“欧洲绿党”( 1984 年成立，最近目标是在欧洲议会中至少赢得十个席位组成议会党团，长期目标是“全球思想，地方行动，促进绿色的欧洲”) 在内的许多国际性机构。随着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绿党的政治地位也日渐提高，1983 年在联邦德国议院选举中，绿党赢得了5. 6% 的选票，获得 27 个席位，从而正式走上了政治舞台。
生态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使欧洲许多国家的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渐提高，也迫使许多执政党逐步在施政纲领中吸纳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以符合选民的愿望。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983 年大选失败后就着手修改党纲，新党纲要求保护生态，反对经济无限制增长; 主张认真对待科技的负作用; 反对核武器，维护世界和平; 消除南北经济差距; 为人类未来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等。所有这些无不显示生态社会主义对其的影响。这也在客观上促使各国政府更加重视生态问题、南北问题、和平问题，从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共同发展。
总体上看，20 世纪下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局面被打破，世界社会主义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与之相应，社会主义流派在欧洲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两大鲜明特点: 其一，社会主义流派突破了地域界限。与之前主要在欧洲国家谋求发展不同，20 世纪下半叶，不少社会主义流派都将其影响由欧洲地区扩展到整个世界范围，包括积极到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其理论思想、扩大其社会影响。其二，社会主义流派突破了自身存在的状态。20 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社会主义流派由之前主要或者大都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发展成为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演进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推进，不少社会主义流派，无论是原有的还是新兴的，都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辉煌成就。（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 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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