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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年11月9日，美国大选投票结果揭晓，特朗普胜选。本文发表于8月21日的英国《卫报》。作者认为，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新自由主义导致了灾难性的贫富分化和严重的两极分化，阶级正成为核心力量而重返政治领域，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现象等均与此相关。特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摘 要］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推行的一系列临时经济社会政策直接导致了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最明显的特征是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一切资源都已全面、系统地向资本而非劳动力倾斜。金融危机让公众对执政精英们的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引发的一场更加深入、广泛的政治危机已经开始，新自由主义日趋走向“历史的终结”。直白地宣扬反全球化的特朗普横空出世，可能意味着美国将滑向极权主义，滥权、迫害、构陷、歧视、种族主义、独断专行和暴力可能成为其特色，美国将成为一个严重分化和割裂的国家。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英国脱欧特朗普民粹主义反全球化

始于2007~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自1931年以来所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在危机中，尽管长期占据西方思想界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饱受质疑，但它最终安然无恙地突围出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推行的一系列临时经济社会政策使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苟延残喘——银行用救市政策来摆脱困境；欧美银行家们尽管犯下滔天罪责，却很轻松地逃脱了应受的追究；危机所产生的巨大代价，都转嫁到了广大纳税人身上。随后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大都采用那些早已失灵且无效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放松银根、超发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被当作了“救命稻草”。回顾过去，我们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十年”，危机使西方社会经济陷入了停滞状态，但直到如今，出路仍然遥遥无期。

在金融危机爆发长达9年之后，我们才终于意识到这场危机引发的经济、政治方面的恶果，这未免也太久了!为什么已经在实践上被宣告破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可以支撑到现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根深蒂固、全方位的，短期内很难清除。即使在经济方面，它直接导致了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可以说在它指导下的西方经济已经破产，但是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它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不论是右派、中间派还是左派，实质上都是新自由主义的虔诚信徒，新工党就是这样的典型。对西方政客们而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已经成为固化的、不容怀疑的认识，渗透进他们的骨髓、血液，成为思考处理一切问题的基本模式。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之外，他们已经无法想到还有其他任何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了。正如安东尼·葛兰西所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掌握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但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上所攫取的领导权注定经受不住现实的考验，过去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

新自由主义思想导致的政治危机，我们可以通过银行家和企业领袖等政治精英在公众舆论方面形象的急剧转变中窥见端倪。在过去，他们备受舆论的赞誉，俨然是“宇宙真理”的化身，完美到根本不会有任何错误。在教育、医疗及其他几乎所有领域，他们被塑造为成功人士和时代楷模，接受公众的顶礼膜拜。可是在今天，他们连同自己所属的整个政治精英阶层都已不值得信任，以往被吹嘘的光鲜全都不再。金融危机已经让公众对执政精英们的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引发的一场更加深入、广泛的政治危机已经开始。

导致大西洋两岸这场政治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远比10年前的经济复苏计划破灭的事实和这场金融危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复杂得多。关于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需要深究新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积极而全面地倡导和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核心观点：商品、服务和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市场。英国于1986年、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废除、取消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确立的银行监管体制，这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必然发生创造了条件。要求社会平等的意见和主张遭到蔑视，“涓滴经济学”又称涓滴效应，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常用来形容里根经济学，该词起源于美国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在经济大萧条时，他曾说：“把钱都给上层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穷人手里。”这一时期，政府的作用被批评是束缚了市场，因而受到压缩削减；企业廉价雇佣移民受到鼓励，监管制度被弱化、减少到最低限度；削减税收，企业逃税也被刻意忽视、默认允许。

从历史的角度看，战后西方经济增长最活跃的时候，新自由主义思想并不占主导地位。从二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福利资本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时代。当时的经济增长率是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1980年至今）的两倍。

新自由主义主导时期最具灾难性的特征是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直到不久前，这个已积累多年的、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问题，才被一些学者所认识并重视。在这几十年里，西方国家日益突出、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已成为大西洋两岸尤其是美国最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它正以前所未有的、无法估量的力量促使社会滋生不满情绪，潮水般的不满思潮正在积累、酝酿并席卷整个西方的社会政治。面对新自由主义肆意发展下的西方国家社会严重不平等的统计数据，人们困惑而震惊：这么突出重要的问题竟被西方国家忽略不计如此之久，其中唯一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它的价值观长期处于强势统治地位。

现实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虚幻外表。1948~1972年，美国各阶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大体上都经历了相似的、较大幅度的提高；但1972~2013年，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在下降，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财富增速却比其他所有人都高得多。在美国，全职男性工人实际收入比40年前还低，工薪较低的90%人口的收入增长停滞时间超过30年。英国的情况同美国并无太大差别，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严重。平均而言，从2005-2014年，25个高收入经济体中，65%~70%的家庭实际收入都陷入停滞甚至下降。

原因不难解释。在这个极度全球化时代，一切资源都已全面、系统地向资本而非劳动力倾斜——国际贸易协议基本都是秘密签订的，只有企业、商界的大佬们参与，而工会和普通民众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就是最近的实际例证；工会受到政治和法律双重压力，在与资本家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对失业人员没有进行任何有实际作用的再就业培训。正如《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所讲，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不平等的加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不断膨胀和持续加深，社会民众的反抗越来越不可抗拒。资本“赢家通吃”的制度在政治上所造成的社会严重撕裂局面，已无法再维系。

如今，美国和英国都有大批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开始反抗这种被强加到自己头上的不合理、不平等。美国这次选战中，选民对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热烈支持，以及英国的脱欧公投，都明确体现了这一趋势。官方将来自普通民众的对不平等现象的反抗行动诬称为暴力恐怖行为，而舆论以轻蔑的冷言嘲语给其戴上“民粹主义”的帽子。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中说：“‘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给他们不喜欢的普通民众所支持的政策贴上的标签。”民粹主义是一股反抗运动的力量，它代表着一股新生的力量开始形成。实际上,民粹主义的反抗性远大于建设性：它们对要反对什么比要支持什么清楚得多。民粹主义既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消极保守的，更多情况下往往是两者兼有。

英国脱欧公投就是这股被称为民粹主义思潮的典型事例。这次脱欧公投彻底颠覆了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根本政策传统。它虽然表面上是关于欧洲，实际上牵涉的问题很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同时，西方国家频发的、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移民、难民潮使民众的就业岗位越来越不安全，人们深感慌乱，感到被抛弃，因此他们开始大声疾呼、强烈抗议。这些人的抗争使得执政精英不知所措，一位首相（暗指卡梅伦）黯然辞职，并迫使新任的首相无奈地祈求“神的启示”能给予应对之策。

在英国和美国，这一波被称为民粹主义的浪潮标志着，在政治活动中阶级正成为核心力量重返政治领域。这一点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都是如此，在美国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几十年以来，在美国政治语境中，“工人阶级”这一概念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已被抛弃不用。大多数美国人曾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这种认识在美国社会里是很一致的，国际上许多政界精英们也都这样认为。期望成为中产阶级是美国普通民众大多数人的抱负所在。但实际上，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00年仅有33%的美国人承认自己是工人阶级，而到2015年，承认这个概念的人数升至48%。

英国脱欧公投也是工人阶级反抗运动的表现。在此之前，阶级的概念在欧美政治中的角色一直在消退，让位于性别、种族、性取向、环境等有关问题。如今的西方社会，由于事实上的贫富分化，阶级越来越有其强大的影响力，阶级的话题又回归西方社会，这一状况极有可能重塑现实世界的政治格局。

阶级问题的再度突出和回归，不能简单地与劳工运动混为一谈，它们并不是同义词，这点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英国的发展状况也是同样。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英国的阶级和劳工运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显著。工人阶级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呼声在英国重新出现，甚至可以说它左右了英国的脱欧公投结果，这可以看作一种不满、愤恨和抗争情绪的表达，但人们还不能轻易地马上判断，这就是一场真正的劳工运动。

实际上，在对移民和欧洲问题的现实立场方面，英国独立党与工党同等重要。在美国选战中，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提到了工人阶级的反抗，且桑德斯提出的次数并不比特朗普少。工人阶级不属于任何人——与左翼人士惯常的认知不同，工人阶级政治倾向的表达形式经常会变化，很不容易被预知。

新自由主义时代从两个方面被削弱。一是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它本来就拿不出能切实解决危机的有效措施，如今更是一片惨淡。欧洲经济规模只比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略增长了一些；美国虽稍好点，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始终缺乏。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认为，未来前景的最好可能是陷入长期停滞。更糟的是，由于经济复苏如此乏力和无望，人们普遍认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很可能已经走来。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使西方社会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那种充满危机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大多数人认为，下一代青年人的生活会更糟。二是被新自由主义时代抛弃的那些人尤其是青年人不甘心默然接受这一前途命运，他们的思想、情绪越来越走向激烈反抗。我们正在见证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正像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已步入衰败终结中，但它还没有死，尽管已经奄奄一息了。

西方知识界的专家学者们越来越反对新自由主义，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力下降的显著信号。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经济学界的讨论焦点逐渐被货币主义者和自由市场论者把持。但自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专家学者争论的重心发生了深刻、重要的转变。这点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丹尼·罗德里克和杰夫瑞·萨克斯等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成为畅销书。他和托尼·阿特金森、安格斯·迪顿的著作将不平等问题推向了政治议程的风口浪尖。而在英国，在经济学界长期受到孤立的张夏准终于获得许多人的支持，影响力超过了那些把经济学当作数学分支的学者们。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人，例如劳伦斯·萨默斯和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如今也开始极力批评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声浪与日俱增，新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在节节败退。而在英国，媒体和政界精英们的反应远远落后于时势，无论是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今日”栏目，还是在右翼媒体或工党议会中，陈旧的态度和幻想仍然占据着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末期。

20世纪70年代，工党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撒切尔主义的兴起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并最终以新工党的形式拥抱撒切尔主义。而如今，工党还没有意识到，撒切尔主义作为一种模式快要寿终正寝，工党和其他人一样，都必须更换思路。许多党员出于对新工党的厌恶，转而支持科尔宾——一个从未接受过布莱尔主义的人，绝对可以说是布莱尔的对立面，浑身上下散发出布莱尔明显不具备的真实和正派。

脱欧使英国支离破碎、四分五裂，苏格兰很有可能会选择独立。同时，保守党似乎还不明白新自由主义时代即将终结。即便在英国发生的事情已经如此具有戏剧性，可依然不能与已在美国发生的“精彩”故事相提并论。唐纳德·特朗普横空出世，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令党内外所有人都大跌眼镜、懵懵懂懂。特朗普宣扬的理念很简单，就是直白地反对全球化。他认为，过去为了鼓励大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大量美国工人被剥夺了就业机会。此外，他还认为大规模移民削弱了美国工人再就业的机会，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工资水平。特朗普强调“把美国放在首位”。

特朗普提议，美国应该要求本国公司把资金用于本土投资。他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把美国的工作机会让给了墨西哥。基于同样的理由，他反对TPP和TTIP。他还指责中国窃取了美国人的就业岗位，威胁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

针对经济全球化，特朗普提出了经济民族主义：“美国优先”经济政策。他首先迎合的是白人工人阶级。白人工人阶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被忽视，政治上无人代表，直到特朗普（以及桑德斯）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才开始获得关注。过去40年的大多数时间，由于统治阶级的忽视，美国的白人工人的工资水平一直在下降，他们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这是令人震惊的。他们越来越多地投票支持共和党，但是共和党长期以来就由超级富豪和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所把持。而超级富豪和寡头们作为全球化的狂热推动者，他们的利益与白人工人阶级完全相背离。因为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参选，白人工人阶级终于找到了他们所期望的代言人，正是他们的支持、帮助，特朗普才拿下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特朗普的另一个民族主义主张“让美国再度强大”，是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他认为，美国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浪费了国家资源，当前的结盟体系对美国不公平，美国为争当国际霸主所费成本太多，而盟友中尤其是日本、韩国和北约成员国，则担负的义务太少。他要求重新平衡这些关系，实在不行就退出同盟关系。他还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再也不能承受这种超负荷的财政负担了。比起维护世界“公义”，特朗普认为钱更应该用在国内投资上，如修缮美国破败不堪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的立场代表了对美国长期充当世界霸主的重大批评。相较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和超级全球化思想意识形态，以及战后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美国外交政策，特朗普的观点无异于同它们彻底决裂。必须严肃认真地看待特朗普所代表的这些主张，不能因其是出自特朗普的“大嘴”而听而不闻。特朗普不是左派，他是右翼民粹主义者。他发起了对穆斯林和墨西哥人的种族歧视和仇外攻击。特朗普要讨好的是白人工人阶级，这些人觉得自己被大公司欺骗了，生活被拉丁裔移民破坏了，仇视那些他们长期瞧不起的非洲裔美国黑人。

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可能意味着滑向极权主义，滥权、迫害、构陷、歧视、种族主义、独断专行和暴力可能成为其特色，美国将成为一个严重分化和割裂的社会。他威胁要对中国征收45%的进口关税，一旦实施，势必招致中国的抵制，这将迎来一个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时代。

无论特朗普能否赢得总统选举，生活水平正在下降的美国民众，以及激烈反对全球化的强大的社会不满力量，并不会由此轻易改变或放弃自己的观点。他们仍会就不受限制的移民、TPP和TTIP、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其他类似问题继续不断地反抗奋争。特朗普和桑德斯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使美国国内这场激烈的争辩、抗争事态的性质，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改变。

批判超级全球化的呼声不仅没有减弱或平息，反而在不断地加强。大约2/3的美国人同意：“我们不该过多地去关注那么多国际上的事，而应该更多地集中精力应付解决国内日趋严峻的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股永不可能改变自身贫困命运的反对势力，所积聚的强烈仇视社会不平等的力量，目前正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断地发展蔓延，并逐步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去反抗造成自身贫困的超级全球化。

网络编辑：张福军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