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世界社会主义处于金融危机以来复兴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进程之中。世界性金融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一个基本现象：资本主义始终处于一系列经济政治的矛盾中，随着其矛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与消费等矛盾的不断凸显，周期性经济危机就会不断爆发，并在爆发中不断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抗。康德拉基耶夫长波理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摆脱不了内在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规律。欧内斯特·曼德尔在康德拉基耶夫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与资本积聚的有节律的运动是相联系的，无论在资本积聚的高涨期还是低落期，都会产生斗争的周期性变动。当前，正处于这样的变动之中。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正在被人们重新认识，“这一新的形势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提供了新的契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局部地区出现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中国始终是坚定践行且具有重大贡献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为不断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养料。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和实践在中国获得重大推进
2015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具有历史记忆价值的一年。是年，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获得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呈现日益趋热的总体态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正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基本判断已经初步形成了共识，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舞台，“多样性和多元化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常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议题；实现现代化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取得重大突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继“中国梦”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指导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新阶段的形成。
2015年，国内学术机构和研究力量对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热度持续增温，影响力不断增强，高层次、多样化的学术交流也不断增加。从学术交流上看，传统学术交流平台作为研究重镇，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第三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武汉）、“第二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论坛”（济南）、“第三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越南中方是主办方之一）、“第六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北京）、“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研究30人论坛”（北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2015”（北京）等，大多是近一两年新形成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
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交流，向世界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经验，在中宣部、教育部、北京市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主办了“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中国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与交流的热潮，为推动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机遇。
世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热点跟踪与分析
2015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体格局延续了金融危机以来的基本态势，即总体上仍然面临严峻挑战，没有在基本格局上产生根本性变化，但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思路，展现了新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保持旺盛活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和实施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新的贡献。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热点：
科学认识、准确把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常态。对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势，邓纯东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处于新的历史转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左翼政党以金融危机为契机，对以往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研究和反思，独立自主探索、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左翼政党更加注重议会斗争的形式，通过和平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形式出现新变化，当代世界共产党积极发展多边、双边关系，进行密切交流。聂运麟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并实现了新的转型: 它已经从过去由一个国际中心指导、走唯一革命道路、建设唯一社会主义模式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变成为由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此同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呈现出多样性、渐进性和大众性的发展趋向。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新变化是进入新常态的表现。闫志民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常态进行了概括，即新常态指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互利合作、相互竞争的常态；社会主义力量和平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建设的常态；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独立自主探索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坚持打破一种模式、一种道路的旧常态，世界社会主义朝着多元化、多样化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新任务的实现途径探索上，闫志民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在十月革命后面临的新任务就是经济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并未成功解决这个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并进入了一个新常态。
科学把握新常态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现战略任务提供了思路。聂运麟认为，对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来说，后经济危机时期是一个新历史征程的开始，其主要战略任务就是要探索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才能最终实现战略困局的破解。
“四个全面”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发展道路上的新探索，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创新的集中反映，是中国共产党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创造性应用。冷溶认为，“四个全面”正是根据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提出来的。同时，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具有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这就要求在学习理解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时高度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更加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李忠杰认为，将“四个全面”定位为“战略布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思路。李君如进一步对“战略布局”进行了阐释。他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回答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这一根本问题。严书翰就“四个全面”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提出来的，就能清楚地看出“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已经有了崭新的内涵。他特别强调指出，在我们党90多年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向
当今世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付社会主义与反西方强权政治力量的两把板斧，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日益体现在话语权的占有上。对于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我们是否保持清醒头脑、是否能够从容应对，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化课题。郑科扬在论及文化霸权与“颜色革命”关系时，认为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政策，严重威胁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安全，尤其是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和平演变的危险。许多发展中国家全盘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结构，造成政局时常动荡，政治危机频发，为“颜色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社会基础。王伟光认为，意识形态之争的实质，就是哪个阶级的思想观点处于上风头、占统治地位、起引领作用。意识形态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话语权之争。
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应该怎样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挑战，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突出重要意义的任务。对此，王伟光强调，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是最根本、最有效、最可靠的武器。刘书林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有赖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的正确。杜进森（越南）认为，要防止“颜色革命”，就要面对发展中的问题，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党的发展为关键，以发展文化为基础的发展策略。哈拉比（美国）认为，民族不平等是资本主义扩大分裂的“破裂点”。为了反对分裂，共产主义者需要加强工人阶级的联合，同时还要保护列宁提出的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李霞认为，应对各种文化渗透，我们需要先把自身问题解决好。
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复苏面临重重困难，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欧洲国家既要面对经济增长的考验，又深受难民危机的困扰，客观上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提供了机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得到了广泛认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多样化发展作为一种战略和目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也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引领者。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放到中国、投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制度建设将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然会进一步显现出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将会在更高的层次、更广阔的范围内形成影响力，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华民族的事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事业统一起来，推向更高的、具有新时代魅力的历史境界。
网络编辑：张福军
《前线》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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