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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肇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希腊于2009年底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紧接着，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普遍爆发。在过去的五六年中，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欧洲学术界对欧元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大量分析，先后提出了美国次贷危机波及论、美国评级机构推动论、欧元区制度缺陷论、高社会福利论等见解。应该说，这些见解，对于人们从不同角度认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有帮助的。但我认为，学术界包括欧洲学术界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原因的分析，有两个方面被忽视了，这就是：“和平演变”苏东的后遗症和西式民主制度的功能紊乱症。

　　所谓“和平演变”苏东的后遗症。毫无疑问，超越社会承受力的高福利制度不可持续。然而，我们都知道，欧洲大陆诸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改良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谓“改良”，集中体现在经济的分配领域：主张适度公平，限制资本对劳动者的过度剥削与掠夺，劳动者可分享部分企业剩余。但由于它没有改变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的经济制度，所以从本质上看，这种社会经济模式，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怎么可能建设一个覆盖全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所谓高福利制度呢？回顾一下冷战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个中原因在于，冷战期间出于对前苏东国家“和平演变”的需要。

　　众所周知，战后的一二十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但直到六七十年代，欧洲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质量所进行的斗争此起彼伏。以法国为例，仅1976年劳资冲突即达4400余次；而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对峙局面不断加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于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并对苏东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需要，欧洲大陆诸国大致从70年代开始，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希冀借此建设一个对苏东国家人民具有吸引力的“人间天堂”。如法国，60年代刚刚开始在个体经营者中筹建社会保障，70年代开始在不同行业、地区和部门筹建统一的社会保障系统，1978年1月立法规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社会保险，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医疗和生育保险、退休保险、家庭补助等三大社会保险。也就是说，到70年代末，所谓覆盖全社会的高福利制度，在法国才初具雏形。历史已经表明，欧洲这一战略对于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建设所谓的高福利制度是要钱的。钱从何而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通过提高资本所得税去筹集，只能靠发行国家债券以借新债还旧债这种“寅吃卯粮”、“吃子孙”的方式去筹集，从而推动欧洲诸国的主权债务持续攀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欧洲在冷战时期对原苏东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后遗症，也是欧洲“和平演变”苏东所应付出的代价！

　　所谓西式民主制度功能紊乱症。通过选票决定执政党派和执政团队，本意是为防止专制和独裁的一种制度设计。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日趋腐朽，这种西式民主制度逐步异化为资产阶级内部的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另类“敲门砖”：每当换届选举时，参选的各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为捞取选票，纷纷登台，竞相对选民许诺，开出为选民谋福利的“空头支票”。如此循环往复，将选民对社会福利的胃口越吊越高，社会福利投资越来越多，国家主权债务负担越积越重，终致不可持续。至2014年初，18个欧元区国家的整体债务率已高达92.6%，有的国家甚至达到180%，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线。所以，欧洲西式民主制度功能的紊乱，是欧元区诸国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推手。

　　由此可见，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既有美国的以私有化为基础、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模式推动的金融危机波及因素，更有欧洲自身制度缺陷方面的原因。但欧洲各界、主要是决策层对此的认识并不到位，所以推出的反危机措施明显呈现出不仅反右，而且重在反左的特征：既抵制右的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又着力抛弃社会民主主义中的较为亲民（中下层劳动者）的某些价值理念。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方面，主持反危机的“三驾马车”（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立法加强金融监管，禁止银行自营交易、混业经营，将高风险金融交易与相对安全的放贷业务隔离开来，并限制金融高管的高额奖金等，以制约“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强制欧盟各国实施紧缩财政，大幅削减社会投入，剥夺普通百姓已经获得的某些经济社会权益，“劫贫救债”。以希腊、西班牙为例：

　　希腊危机爆发时，主权债务总额45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80%。“三驾马车”对希腊实施了两轮救援，第一轮救援于2010年10月启动，提供贷款1100亿欧元，条件是希腊保证在2010—2013年削减赤字300亿欧元；第二轮救援于2012年2月启动，提供1300亿欧元贷款，条件较第一轮更为苛刻，希腊保证到2020年将债务率减至120%，到2015年裁减15万公务员（尽管希腊宪法禁止政府解雇公务员），将每月751欧元的最低工资水平降低22%，持有希腊主权债务者将债务减记53.5%，同时降低债券利率，债券缩水约70%。可见，紧缩措施的真正受损者是普通老百姓。

　　西班牙是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2011年债务总额7350亿欧元，占GDP的68.5%，尽管也突破了60%的安全线，却是欧元区债务率较低的。债务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政府同样是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剥夺广大民众已经获得的经济社会权益，如：大幅削减社会投入，压缩社会福利支出，降低包括公务员在内的雇员的工资、冻结养老金、停发失业救济、取消新生儿童补贴等，以“劫贫救债”。

　　分析欧洲各国治理债务危机措施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立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抵制金融自由化，加强金融监管，明显具有针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意味；而实行紧缩财政，削减社会建设和福利医保投资，剥夺普通百姓业已获得的部分经济社会权益，又具有告别国际社会党（工党）“左”的传统价值理念如“经济平等与经济公平”等、向美英新自由主义理念及实践模式靠拢的意味。也就是说，欧洲正在按“第三条道路”理念治理债务危机，尽管今天的欧洲政要谁也没有公开如此申明。

　　所谓“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施罗德等人倡导的带有一点改革、修正或调整意味的施政理念。在美欧的政治谱系中，国际社会党（包括工党、民主党）被视为左翼政党，保守党、共和党等党派被视为右翼政党，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则被视为极左党派。所谓走“第三条道路”，就是走一条介乎美英新自由主义模式和欧洲大陆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道路。安东尼•吉登斯称之为“超越‘左’与‘右’”。

　　然而，“第三条道路”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即已夭折的理念。对于今天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来说还管用吗？答案是否定的。几年来，欧洲各国大幅度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等传统理念向“右”修正，实施紧缩财政，削减社会投入，剥夺广大中下层群体已经争得的某些经济社会保障权益，不仅未能解决欧洲各国制度方面的缺陷，反而激化了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在两个方面造成严重后果。其一是自2009年以来连续两次经济衰退（至今仍深陷第二次衰退之中）；其二是失业率迅速攀升，有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等国的失业率大幅上升到20%左右，西班牙甚至高达24.44%，且失业者60%是青年人，由此导致贫困群体急剧増加，社会动荡乃至动乱加剧。为反紧缩、反失业、争生存，工人阶级和贫困百姓纷纷走上街头。2012年2月14日，希腊十万老百姓上街游行，数千蒙面人发动暴动，引爆希腊大骚乱；2012年9月15日，仅仅1000余万人口的葡萄牙就有66.9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紧缩政策；西班牙在2011—2012年的一年中，在首都马德里多次发生万人以上的游行集会，反对政府的紧缩政策；2012年11月14日，更是发生欧洲23个国家的拥有6000万以上会员的工会联合发动罢工、游行，为多年罕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欧盟的反危机紧缩措施的不满，已经引发政治地震：在2014年5月底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各国反欧盟情绪大宣泄。一是抵制选举，投票率低至43.09%；二是参加投票的选民，特别是大批失业的年轻人，将选票投给了反财政紧缩的政党，引发“反欧盟”的“极右翼政党”大获全胜。应该说，已经发生的这一“政治地震”还是小“地震”，随着紧缩政策的持续推行，普通百姓特别是贫困群体业已获得的经济社会权益的进一步被剥夺，很难排除发生更大的“政治地震”的可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张剑